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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红旗出版社） 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一书，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事关国家兴衰、情系生民休戚，力求“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表露无疑。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资治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相较于《史记》，《资治通鉴》以294卷（不包含《目录》和《考异》）的篇幅，记载了战国时期至赵宋建立前共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是《史记》不能比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用了八个字评价《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一般来说，史书的价值有二：一是作为史料，一是作为史著。作为史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源、史料价值；作为史著，《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和鉴赏价值。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曾为《资治通鉴》作注，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御批《资治通鉴》”。清代史家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则褒扬《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资治通鉴上续左传》） 。曾国藩在《与罗少村》中告诉这位年轻人该读些什么书时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致失队。” （《曾文正公书札》卷六）
1954年，毛泽东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冯东升、马京波：《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人民出版社） 两年后，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与安排下，顾颉刚、齐思和、聂崇岐、容肇祖等十二位著名学者点校的《资治通鉴》标点本正式出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整理点校的史学名著。
为什么政治家、学者都会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呢？这要从该书主编司马光（1019—1086）的编写宗旨讲起。司马光在给宋神宗的信中说：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来，史书文字繁多，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何况人主，日理万机，何暇周览！因此，他计划编纂的这部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显然，司马光的初衷是为日理万机的领导者量身打造一部便于阅览的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其内容关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其目的是借鉴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宋神宗慨然为该书作序，并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乃赐书名曰《资治通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甚至说迄今无有超越者：“司马温公（司马光封温国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大体接续《左传》（《左传》的实际记载时间截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即前454年），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倒叙至前45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兴亡史。由于《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史学书库中，产生了一个“《通鉴》学”的“大家族”。包括按照事件而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接续司马光而编纂的《续资治通鉴》以及相应的“纪事本末”，还有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这样，前后相续，就形成了一个用编年体方式记录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整系列。
《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在于“资治”二字。司马光希望通过对历史兴衰的记述，总结历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服务。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君主的才能、素质和品行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第二，反复强调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用人，并提出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先说第一个方面。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君主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那么，君主如何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呢？司马光认为关键是要“修心”。所谓“修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领导者“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英宗治平四年）
司马光在其《稽古录》中把君主分成五种：一为创业之君，智勇冠群；二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但能够自我修为；三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四为中兴之君，才能过人且善自强；五为乱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简单来说，司马光认为历史上的君主，可以划分为创业者、守成者和乱亡者；而介于守成者与乱亡者之间的还有两种人，即中衰者（陵夷之君）和中兴者。《资治通鉴》中描写了这五种不同帝王的众生相。
那么，治国之要又是什么呢？司马光说：“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英宗治平四年） 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者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一个共同交集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领导者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 （《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海西公太和五年“臣光曰”） 可见人才决定着国家的兴衰！
而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马光把选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圣贤选拔人才也很困难。比如，如果根据毁誉名声来选拔人才，就会出现竞相博取声名而善恶混淆的状况；如果根据考核档案上的政绩来选拔干部，则会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说到底，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领导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领导者只有出于公心，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来判断，才能选拔到合适的人才。“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 （《资治通鉴》卷七三，魏明帝景初元年“臣光曰”） 司马光的人才选拔观对于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自己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手下有一大批人才；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所以导致了失败。为什么强盛的秦朝和隋朝都短命而亡？《资治通鉴》的记载突出了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在用人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不得闻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此外，司马光还强调用人要赏罚分明：“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 （《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五年“臣光曰”） 又说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疑则勿任，任则勿疑。” （《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臣光曰”）
胡三省就《资治通鉴》中的“经”“史”关系作过一段评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胡三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而且意在阐明“道”（道理、原则）与“术”（操作技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资治通鉴》不仅能够“穷物之理”，而且还能“执圣之权”，这是有实际政治经验之人的心得。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时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在史以载道的同时，不乏权变与谋略，也是《资治通鉴》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比如，刘秀之兄刘
意欲效法高祖刘邦豁然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最终却东施效颦，遭人暗算，就是因为他不通权变的缘故。
总之，《资治通鉴》是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的一朵奇葩，蕴含着古人治国理政的得失和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秦汉、隋唐这两段大一统的辉煌，战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三段分裂混乱的曲折，司马光悉数记述，井井有条，以致我们今天要研究战国至五代这段时期的历史，仍找不到可以取代《资治通鉴》的著作。大学者王夫之著有一部《读通鉴论》，该书卷末说：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因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就是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