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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一年（1516）四月，时任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佥事的韩邦奇上《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谓严州、杭州等处，民贫地瘠，而镇守太监以进贡方物为名，搜刮民财，以致民不聊生。他提出应体察民情，免除进贡
。疏上之后，户、礼二部已经复题准免。但不久，镇守太监诬奏，说邦奇意在阻绝进贡，肆行诽谤。于是下邦奇诏狱，受拷打之苦。邦奇下狱之后，七月十九日，监察御史徐文华上疏，论宗庙礼仪五事，正德皇帝说他出位妄言，于是也下诏狱
。韩邦奇曾记他与徐文华狱中相遇之事
。他们是同科进士，但并未相知，入狱之后，因共同之遭遇而相知始深。他们似都对下狱被罪有所思索，以为非罪而被罪，因之也就有所怨艾。我们知道，正德一朝有一位狎昵小人、任嬖倖以用事、嬉戏荒唐的皇帝，前有刘瑾，后有江彬弄权，谏臣虽有所言，而无补于事，或被置之不理，或被罪下狱
。韩邦奇他们，并不以皇上为圣明。他在《北司狱中联句序》中说：“余之得罪，不在于守臣之状；东岩之得罪，不专于言礼之章。天下容有详之者。其事复偶有相同矣。”
两人之被罪，既都不在于上疏之事，那么又因何下狱呢？没有说而意在言中，显然是对皇上有所不满。此种情绪，他们在狱中联句中有所表达：
瞽言无补圣明时苑洛，几箸冰鲜万姓脂予以奏免进贡得罪。两浙口碑遐迩见东岩，百年心事鬼神知。茫茫谁识成周礼东岩以言礼得罪，苑洛，默默惟观《易》卦辞。灯下相看成一笑东岩，铁交窗外冷风吹苑洛。
这里所说的“瞽言”和“圣明”都是反话，由下面的诗句可证。诗说进谏是为百姓，而自己在两浙任上口碑都很好；东岩言礼，亦合乎先王之道，不懂得成周礼的，当然就是正德皇帝了。所以下面又有“灯下相看成一笑”之句。此“一笑”，是一种无奈，其中包含的是感伤。他们在狱中有不少联句诗，说明了这一点，如《狱中》之一、三、五：
月华如水近中天东岩，脉脉相看夜不眠。湖海萧条家在越苑洛，风尘荏苒客居燕。先几今已惭张翰东岩，小雅曾闻悼马迁。此夕感时多少泪苑洛，尽随旅梦入云烟东岩。（其一）
两鬓萧萧百病攻东岩，天涯秋尽且飘蓬。半篱残雨催寒菊苑洛，几树酸声下晚松。愁入梦魂归故里东岩，身无羽翼脱樊笼。阴房寂寂人踪少苑洛，白日时看鬼火红东岩。（其三）
落叶西风过短墙东岩，远林疏雨递微凉。三秋松菊乡园在苑洛，五夜关河客梦长。世事了知棋一局东岩，年华空负酒盈觞。与君欲学东山卧苑洛，十载君恩讵敢忘东岩。（其五）
他们虽然也有未忘君恩之思想，但更多的是无奈与悲凉。说世事如棋局，何以如棋局，并未明说，但暗含的意思，是说世事无常，胜负翻覆，并无是非可言。自己之论守臣贪赃，东岩之论礼，本无罪可言，无罪可言而被罪，这其中就暗寓对于皇帝是非无常之不满。“世事了知棋一局”之含意似在此。
徐文华出狱之后，是被贬黜为民了的。嘉靖朝他重被起用，但很快他又牵入“大礼议”那场激烈风波。在那场风波中，徐文华站到了反对皇帝的一方，为此两次被罪停俸。最后，在嘉靖六年（1527），被无端牵连入定性为谋反的“李福达案”，再次入狱，遣戍辽阳，遇赦之后，归途死于静海
。徐文华是一位持守儒家正统观念的人，他以一种不变的观念，衡量不同之环境与条件。正德朝他论宗庙礼仪与嘉靖朝论“大礼”，用的都是一个标准。从上引他的联句诗里，我人可以明显感到他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士人。他未能“先几”预知仕途之险恶，而有“惭张翰”之感，他有着强烈之故乡情结，反复讲到旅梦，讲到对于故园之思念，“愁入梦魂归故里”。但是他在牢狱之中，仍然不忘君恩。他是一位鲠直而失之迂阔的士人，在荒唐的正德皇帝治下，遵循着不变之程、朱理学行事，最后，终于客死道途，此中意蕴，似亦有可深味者。
同因下狱而感到无奈与伤怀，韩邦奇与徐文华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从世事之难料、是非之不分中悟出一点什么来。他是一位求实的人，此一点我人后面将要谈到。他从现实中似乎悟出权变对于保护自己之必要。他入狱之前，他的弟弟邦靖也曾入狱。邦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二十七岁也就是正德九年（1514）因进谏而下狱罢归。邦靖入狱时，邦奇已经感到不可理解。在《闻舍弟下狱》中说：“邸报封章事，敷陈与世违。怪来明主怒，原是小臣非。事业千年远，存亡一叶微。高堂双白发，如我只宜归。”
这诗里分明有一份明主不明，存亡难料之意绪。大概就是从自己和弟弟下狱的遭遇中，他从初始之直谏变得谨慎起来。后来他也进谏，但已经温和得多，做事也谨慎得多了。黄景昉说：“韩邦奇以参议论救高唐州同知曰：‘同知臣山东属官，陛下差锦衣官校挐人，自臣山东始。’戆直可想。韩时辣性犹存。后渐至
仕，委蛇于宰辅之间，颂美惟谨矣。不惟韩，王廷相、崔铣、王维祯等，咸有序《钤山堂诗》。”
黄景昉所举的这些序《钤山堂诗》的人，原因比较复杂。严嵩入阁之前，恶行未露，诗又写得实在好，在当时名声很大。他们之序《钤山堂诗》，对其为人或未全了解，可置不论。邦奇之颂美严嵩，却在严嵩为首辅之后，时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其时严嵩之种种祸国行迹已彰显于众人之前，他已是朝野共欲诛之的权奸，邦奇撰《寿特进少师大学士严公七十序》，阿谀之辞有令人不忍卒读者：
然则名臣之寿，将以寿国家，寿万民，岂一身之庆，一人之祥哉！公跻七旬，精神内固，气血循轨，耳目聪明，步履轻健，颜色清和。其晋接也，天威严重，公参侍移日，比出殿庭，诸侍者皆困乏疲踬，公独从容舒泰，若无所事事者。验今征后，百岁即今日也。非天所以笃寿乎公者，能若是哉！……然天岂私笃寿乎公，圣天子岂私笃任于公哉？公之所以奉答而对扬，盖有高出于群僚之外者。……公才浚明敏达，冠绝时髦……定大事，决大疑，从容数语，当事之邦，转危为安，几否而泰矣。
如果我人将上述言辞，与邦奇之学生杨继盛当时对于严嵩之切齿弹劾相比较，即可窥知其内心世界中依违权变之念头。关于杨继盛，我们后面将要单独谈到。韩邦奇曾教育他的学生要崇尚实学，要严于践履。他是理学家，崇信程、朱之学。他讲道德修持，讲在应事接物时、念虑萌动时“省察斟酌，使必合乎理”。他反对静坐养心，主张在应事接物中养心，“心之当养，无间动静。里居之日，供耒耜，远服贾，亦养心之时也；临政之时，诘讼狱，裁檄牒，亦养心之时也；于凡应对宾客，盘桓樽俎，莫非养心之时”
。但是他并未把道德修持绝对化，没有强调心之一尘不染。他承认天生有欲的存在。他举了孩童一生下来就要吃奶、一卧污湿则啼哭为例，来说明欲望之为天生。他说：“然则人之生，欲在先乎？善在先乎？”此一点，显然与阳明心学之自性良知说不同。他虽在理学上承程、朱一脉，但与程、朱也不同，例如，他对于道的认识就与程、朱有异。他认为道不是理，他说：
宋儒于《中庸》解人道，则是；于《易大传》解天道，乃谓阴阳迭运者气，其理则谓之道，则非孔子本旨矣。若然，是以寂然不动者为道矣。宋儒又谓道为太极。太极是寂然不动时物，道是动而生阳以后物，安得以道为太极哉！
他特别强调道的运化过程：
性道一物也。存之于心谓之性，寂然不动者是也。发之于外谓之道，感而遂通者是也。人有人之性，人率人之性而行，发而见诸行事为道。子思所谓“率性之谓道”是也。天有天之性，天率天之性而行，发而见诸化育流行为道。孔子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至于凡物卵为性，发而为雏，知觉运动，是道也。核为性，发而为树，荣瘁开落，是道也。孔子“逝者如斯”，子思“鸢飞鱼跃”，皆谓是也。
这实际是说，生命的过程是道。或者与此种认识有关，他对于心的理解，也强调它动的方面。“此心之大，与造化同。造化运而不息，此心亦运而不息”，强调心与万物同是一个自然运化的过程，因之他对于性的理解，也较为通达。他说：
知太虚即气，即无无。此张子灼见道体之本然也，他人所不能道。太虚无极，本非空寂，只有形不形之异耳。……形不形虽不同，一气也，但聚散不同也。一动一静，一聚一散，是谓参五变异，爱恶之情，同出于太虚。此横渠灼见性命之真，故敢为此言。自孟子言性善之后，诸儒不敢为此言。孟子言性善，非谓性全无欲，只以当时人皆说人性无善，故孟子言人性固有欲，然万善皆备于性，非谓全无欲也。
我们当然不能把他后来委蛇于宰辅之间的行为都归之于他承认欲望存在之合理性。但他确实不是一位道德理想之真诚追求者。他过于求实用，也就容易为自己更多地着想。他多次致仕，又多次复出。我人知道，嘉靖朝一些官员之请求致仕，目的是升官
。邦奇每次致仕复出之后，也都升官了。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他请求致仕之目的。他最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即他七十一岁时，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身份致仕的。他曾因进谏而下狱，最后得以善终。我们可以对他的心路历程作出种种解读，或者是因为正、嘉政局使他失望，退而求一己仕途之顺适；或者是因为承认欲望存在之合理性，以求得欲望之某种满足；或者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位心存矛盾的现实的人，在关系到自身利益时终于走向是非不分；或者此数种因素都有。但有一点我人必得承认，那就是下狱是他心态转变之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