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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逝，转眼已年过古稀。一生荒废，真正能有机会从事一点学术研究，也就是后半生的事，时间只有二十几年。短短的二十几年，能做出什么来呢！就我的研究领域来说，也就是开了个头吧！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文学思想是研究人们对于文学的看法。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它在社会生活中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面貌（体裁的探索、风格韵味情趣的追求，等等）？应该如何构成这个面貌（方法与技巧的选择、修辞与声律的运用，等等）？它的承传关系是什么（应该接受哪些传统、摒弃哪些传统、文学传统上的是是非非，等等）？它应该如何发展？它与受众的关系怎样？如此等等。研究这些观念的发展史，就是文学思想史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之所以选择这一研究领域，主要的原因是想更为全面、更为确切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潮流的真实面貌和它的演变过程。过去我们有文学史，有文学批评史，二者是相对独立的。文学史描述文学的发展史，文学批评史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它们有时也交叉，但有时也相互脱节。文学批评和理论，只研究理论形态的东西，对它作出解释。至于它与文学创作实际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就少有人过问。而事实上，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远为复杂。同一位作家，他的理论批评和他的创作实际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不一致，就是说，说的和做的不一样。有时候，某一种文学思潮有理论表述；但也有的时候，并没有理论的表述，大量的新的文学观念，是从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有时候，一种理论主张的提出，是当时文学创作倾向的理论概括；但也有的时候，某一位理论家的主张，在当时并无实际的影响。他的理论表述独立于当时的创作实际之外。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是为了弄清事实。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弄清一个时期、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的真实面貌。
我的研究工作的着眼点，首先是历史还原。我努力想知道文学思潮的发展段落，了解每一个发展段落的主要特点是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每一个时段，都有许多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是不是有一个总的一致的趋向，或者是同时有几个并行的趋向，这又牵连到如何划分段落的问题，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条件下文学思潮转变了？要了解这些，就要将存世的能够找到的作家作品全部找来读，一部一部地读。看他们作品的题材取向、审美追求、技巧特色，特别注意他们在审美趣味和技巧追求上有没有新的趋势。看他们提出一些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在当时有没有产生影响，是自说自话，还是一种普遍的诉求。这样一个办法实在又笨又慢，但不这样做，不从自己阅读的实际感受开始，去思索、去对比、去概括，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人云亦云，不可能有自己的发现。
但只是读作品也还不够，如何解释一种新的文学思想潮流的产生，又涉及当时的政局、社会生活环境、哲学思想潮流和作家的人生遭际等问题。就是说，从事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研究。当然，我不可能进入到每一个学科里面，做深层的探讨。每一个学科，都有无数的问题，要深入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必须知道政局的大的环境，它对于作家的影响。我必须知道社会思想潮流的总的面貌，和它对于作家的影响。我必须知道当时不同的群落的不同动向。而这些了解必须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分析某一种文学思想产生的原因、它的特点、它和前后文学思想的关系，等等。我的追求是历史实感，尽量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
这里当然有几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一个是历史还原能够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我尽量去读所有能够找到的史料，但是存世的史料能够反映的，是否就是当年的真实面貌呢？这是一个大家都在争论的问题。就我接触的文学思想史而言，这一问题有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材料不足，或材料的真伪难定，都给历史还原带来困难。比如初盛唐之交的张若虚，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那种全新的审美追求，那种技巧所反映的文学观念，应该有更为完整的呈现。但是他留下来的诗作太少，也没有留下理论批评的片言只语，我们就无法解释当时的全貌。一篇艺术上那样成熟的作品，怎么可能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呢？历史曾经发生过而给我们留下的讯息往往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据此很少的一部分材料，我们就很难说我们描述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而材料的真伪难明，也是历史还原遇到的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诗》大序和小序的作者和作年的问题，一时难以论定，究竟是把它们当作先秦的文学观念呢，还是把它们当作汉代的文学观念？朱熹是主张废序的，但从楚竹简的孔子诗论看，序在孔子的时代又似乎存在过，而且似可进一步推测，当时流行的《诗》，是不是前后有不同本子、不同的序。但这只是推测，不能说是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还原遇到的又一个难题，就是古今思维习惯、思维方法的差异常常妨碍我们对于古人的观念的准确理解。我们不能以古解古，而且要以古解古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就常常对于古人的某些文学批评不理解。有的他们当时评价很高的作家，我们今天看来并没有多高的水准；相反，他们评价不高的一些作家，我们今天有可能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当然是由于观念不同的缘故。这不同的观念，有的他们说了，有的就没有说，隐藏在片言只语评价里，有时甚至连片言只语也没有，只是评其等第的高下。对于他们何以要那样评，我们并不了然。但是，他们总有他们的道理在里面。他们的道理何在呢？追索起来是非常不易的事。我们既不可能回到古代，又不能把古人现代化，给古人穿上西装革履。难就在这里。历史还原遇到的另一难题，是如何处理主观情绪的介入和历史的主观性问题。任何作品的解读，都不可能完全地排除解读者的主观因素。主观因素的介入，有时就有可能导致作品的误读，导致文学观念、文学理论范畴的误解。这些困难说明，我们只能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去努力还原历史，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我们又不能离开现有的史料，去造作历史。历史还原遇到的这些困难，常常耗费我大量的时间。我只好从史料的清理入手，尽力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语境，前后左右比对，去尽力地接近他们思想的实际。在探讨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时，就在这方面下过不少的力气。
历史还原还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如何处理一个时期、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的主次问题。一个时期也好，一个流派也好，一个作家也好，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常常是多方面的，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学观念的主要方面呢？我们不可能把他们所有的思想观念都加以描述。把他们所有的文学思想观念一一列出，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在长期的文学思想研究过程中，有一些现象处理起来常常让我感到困难。我发现，有一些批评话语、一些理论表述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汉人说了，唐人也说了，宋人说了，清人还是那样说。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那是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是传统的承接。但是那些观念如果没有新的解释，我们是否还能将它作为一个时期、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特有的文学思想观念加以描述呢？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描述那些反映出文学思想观念新的进展的东西，那些多少有一点特色的东西。历史还原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文学思想潮流的演变，是描述发展的脉络。陈陈相因的话语无助于反映这种发展变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一些作家、批评家的随意话语。有一些随意话语有着很有价值的理论内涵，这类话语有时与其时的文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并无多少关系，但在理论建树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对于这类话语，当然可以把它们特别地提出来。但是多数的随意话语，并无理论的价值，我们就必得把它们舍弃。不能巨细毕陈。为了更好地描述主要的东西，我往往舍弃大量已掌握的材料，把可以写八九十万字的材料，只选择最主要的，写三四十万字。我也常常对我的学生说，要竭泽而渔地收集材料，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鉴别、选择和运用材料，要善于找出主要的东西，而敢于把非主要的材料加以舍弃，即使那是一条很好的材料，如果与主要脉络无关，也要毫不吝惜地舍弃它。
与文学思想的历史还原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士人心态研究。
在写完第一本文学思想史之后，我接着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魏晋是一个士人心态处于大变动的时代。士人的心态对于文学观念的变化影响至巨。我在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时候，虽多少注意到士人心态的变化对于文学思想的影响，但还没有自觉到士人心态研究在文学思想研究中的巨大意义。待到研究魏晋文学思想，就感到非了解士人心态的变化不可了。1991年，在动手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之前，我写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2003年，这本书再版时，我写了一个《再版后记》，对为什么要研究士人心态和士人心态研究可能涉及的问题，作了一些说明，现在摘引其中的一部分如下：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的改朝换代，有过许多的大战乱，有过许多的诛连杀戮，风云变幻，无时无之。士人或青云直致，或冤死牢狱；或坐享荣华，或转死沟壑；荣瘁更替，仕隐分疏，流光逝水，习以为常。就个人而言，或有惊天动地之经历；而就整个士阶层而言，则大体循传统思想而行事，未见大震撼于士林。只有魏晋和晚明，似乎是两个有些异样的时期。士（或者说是那些引领潮流的士人）的行为有些出圈，似乎是要背离习以为常的传统了。而此种异样，于文学观念的变动究有何种之关系，则黯而不明。于是产生了来探讨魏晋士人心态的想法。……
我之所以研究士人心态，只是为了研究文学思想。因此，我的研究对象，是士人群体。我要研究的是士人群体的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他们的人性的张扬与泯灭。涉及士人个案时，目的也在于说明群体的情况。我要研究的是动向和这种动向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关系。……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局的变化。在古代中国，有隐逸情怀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隐士却不多。隐逸情怀是人生的一种调剂，而真正的隐士却要耐得住寂寞。多数的士人，出仕入仕，因之政局的变化也就与他们息息相关。……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思潮。我们通常都谈到诸如两汉的儒学一尊的思想潮流、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对于士人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进行的？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轻重深浅？如何开始？如何了结？似乎就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回答。我们可以对这些思潮做义理的细微的辨析，但是它们如何地进入士人的内心，变成他们的人生取向，融入他们的感情世界，我们就所知甚少。……
影响中国古代士人心态变化的又一方面，是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出路。现实的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的心境的非常实在的因素。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想法。……
当然，影响心态变化的还有其他因素，如家族的文化传统、社党的组合、交往、婚姻状况以至个性等等。但是如果研究一个时期士人的主要心态趋向，恐怕也就只能视其大同而舍其小异。当然，如果是为了研究不同士人群落的心态，又当别论，那就复杂得多了。……
心态研究面对的是人。面对人，就难免有是非褒贬，就难免带着感情色彩。带着感情色彩研究历史，为历史研究者所大忌，说是这种研究容易失去客观性。但是我常常怀疑，即使我们竭泽而渔，广罗材料，能否就可以完全避免主观的介入呢？我们选择和解释史料的过程，就是一种主观判断的过程。……就我自己而言，每当我面对历史之时，是是非非，实难以无动于衷。
这就是我对于士人心态研究的总的认识。我以为，社会的种种因素，比如政局、社会思潮、生活方式、文化氛围等，它们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学思想，是通过士人心态来实现的。士人心态是社会历史背景影响文学思潮的中间环节。不了解士人心态的变化，就不易确切地了解一种新的文学风貌、一种新的文学思潮为什么会出现。我目前正在进行的明代文学思想史研究，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不从士人心态入手，解释晚明文学观念的变化就很不容易。
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我特别地重视审美感受问题。文学思想的对象是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它们都涉及文学的艺术特色问题。对于文学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离开对于作品的审美感受，是很难把握的。一篇作品好，好在什么地方，如果不去细腻地体味，就很难从中分析出它所包含的文学观念。如果把艺术成就差的作品当成艺术上优秀的作品，那就有可能把文学思想的趋向弄错了。我常常对学生说，我们是搞文学研究的，审美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基础，没有审美能力，就会把文学弄成非文学，把文学思想史弄成一般的思潮史，就会把反映心灵历程的这样一个鲜活的学科，弄成一个毫无生命力的学科。当然，文学思想史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理论形态的东西，在描述它的发展过程时，也离不开理论的表述。但是，理论的解释和表述，如果没有建立在准确的审美感受之上，它就有可能成为空理论，从空到空。从事文学思想史研究，如何把审美感受、理论思维能力和国学基础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根基大抵较浅，我尤其如此。由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打通多个学科，难度很大，要在研究中真正做出成绩，最好是从年轻时开始，一步步扎扎实实地打基础，提高多方面的素养，到头来或许会有所成。我是在快到知天命之年才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的，虽然年过古稀，也未敢一日懈怠，但还是深感力所不及。我是边学习、边补课、边研究的，可以说是一种夹生的研究。虽气喘吁吁赶路，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而离目的地却还是十分的遥远。
幸而在我后半生的这二十几年里，有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事学术研究。南开浓厚的学术氛围，常常激励我不断地去进取；南开中文系求实的严谨的学风影响着我；南开领导的关爱，也常常激励着我。我现在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领到一笔培养学科骨干的津贴时的那种复杂心境。钱虽不多，只有区区的二百元，但是刚从长期抬不起头来的岁月过来，那种喜悦的心情远非钱可以买到。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二十几年来可以说没有好好休息过，时不我待的心绪，督促着我不断努力。这些年出版了几本书，其中《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得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好几位已经成为所在高校的学科带头人，其中学生左东岭的博士论文，还获得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这算是二十几年来未敢懈怠的一点小小的回报吧！
（本文原载陈洪主编《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