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走向成熟——中国经济即将V形反转

自2007年以来经济调整的时间和深度如何，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形态如何，这两个问题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本质上，这其实是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延续问题。

自2005年以来，我们持续观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的框架下，我们比对了美国、日本、法国、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基本感触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经典的工业化起飞进程，其经典程度超越了19世纪工业化的欧洲小国和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成为在我们的理解里继美国之后的最经典的大国工业化。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用工业化框架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越发显现出其适用性，而我们几年以来的工业化比较研究也愈发显现出其活力。

不过在与经典工业化过程的对比中，我们也深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处的世界经济体系与美国欧洲等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根本区别。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国际分工体系更加细致紧密的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的一个环节，而这一点也造成了中国工业化的过度对外依赖。日本当年的工业化处于这样的共生模式刚刚形成的阶段，从这一点看，中日工业化对比是最合适的，而在对外依赖度方面，中国比日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无疑已经进入工业化的转折期，这一阶段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曾经经历。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一个国家的增长的不确定开始增加，而且，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受到制度因素的左右。所以，罗斯托认为，这样的时期对一个国家来说既是机会又是危险，我们将在本文中讲述这种不确定所在，而且会指出，大型化和升级无疑将是起飞阶段过后的基本增长模式。

本文无法解决这么多的工业化问题，但是会按照工业化理论指出中国这次经济调整的特殊性所在，以及在长波周期的背景下，如何衡量世界经济长波衰退对中国工业化转折期的深度影响。这些问题最终都将总结成我们对本次经济调整的时间和深度的理解，而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详细分析，将有待后续研究了。

从起飞到走向成熟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描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将经历的进程。他用一个经济史学家的归纳方法，将工业化进程分为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几个阶段。我们对这部著作的理解是，他对增长的五阶段论的分法，其核心在于以起飞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的描述。罗斯托自己在导论中承认，“增长阶段论是考察现代史中发展顺序的一个武断的和有局限的方法，而且也不是绝对正确的方法。事实上，增长阶段论的目的不仅是描述现代化发展顺序的一致性，而且也同样要说明每个国家经历的独特性。”因此，我们自2005年以来使用工业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机会选择时，就不断地在梳理共性与个性的问题，不过，当2007年我们用该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拐点做出成功的判断之后，我们增加了对这个理论对中国当前适用性的认可度，这种适用性的基础就是中国工业化的经典性。

起飞：中国工业化的经典性与新问题

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观察中国2000年以来这轮中周期的典型特征，用罗斯托理论来观察，中国确实是在2000年进入了工业化起飞期，中国工业化的经典性在我看来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遵循了起飞准备、起飞的基本阶段特征。 即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国在1978年至2000年进行了以轻工业发展为主的起飞准备和原始积累，而自2000年开始步入经济起飞。

其二，具有起飞阶段的三个要素条件，即固定汇率，集权政治和贫富分化。

其三，具有典型的起飞主导产业，以及重化工业相关行业的发展。 中国起飞的主导产业是房地产，同时也具备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的发展。

其四，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在起飞中进行了以铁路为代表的工程和装备的技术积累。 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至为重要。

其五，遵循了城市化加速、市场扩张以及交通发展的需求扩张规律。

上面这些经典的过程在工业化理论看来是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共性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非常经典的，而这一点可能也决定了罗斯托的工业化进程理论对中国未来的适用性。

当然，与早期英美德法的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起飞的新特征在于其过高的经济对外依赖。表1给出了美国和日本工业化起飞期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相应的年均GNP增长率，美国工业化起飞的关键时期就在1869—1893年间的二十几年的时间中，其在起飞的主导产业铁路的带领下完成了美国工业化的关键起飞阶段。而在这一期间，美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维持在12％～14％之间，其相应的经济增长率也维持在5％～6％。而日本工业化起飞，即1955—1965年期间，其对外贸易依存度维持在21％，而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在8％～9％。以罗斯托理论看待的中国的工业化起飞实际上应该是从2000年算起的，其对外贸易的依赖度和经济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国家，这是一个工业化起飞中的新问题。

进一步说，我们把在起飞期间中国与日本在对外依赖程度上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我们认为，中日对外依赖的程度不同，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当年，而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超过日本。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中日参与国际化分工的方式不同，中国参与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承担劳动密集型部分的生产。而日本参与以产品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注重独立的品牌。我们认为，中国高度对外依赖的工业化起飞是对工业化理论的拓展。关于过渡对外依赖的工业化起飞的利弊是我们在运用工业化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时必须注意的新问题。

上述论述是对本文的一个理论铺垫，了解了中国的工业化特征，就决定了中国将继续遵循工业化进程的共性规律，从而展开我们对中国将进入工业化起飞萧条期，进而步入走向成熟阶段的论述。而对中国工业化的高度对外依赖而言，我们认为可能给中国的转型带来正负两个影响。从负面的影响看，其一，对工业化转型中的创新要求而言，中国由于以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其内生的创新动力明显缺乏。其二，对工业化转型中的大众财富要求而言，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更加复杂化。当然，从正面的角度看，仅就日本的案例对比而言，外部需求可能减少转型停滞的可能，但也有可能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

从起飞到走向成熟

在进行了上述理论铺垫之后，本文的核心是用工业化理论来判断本次中国的经济调整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意义，即本次的经济调整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起飞结束，我们将首先给出起飞结束的理由。当然，我们认为起飞结束后的经济调整的深度和复苏进程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我们将对这个规律进行研究，并给出我们对中国本次调整的判断。进一步而言，在本次调整结束之后，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工业化阶段，而这一阶段在罗斯托的定义中就是走向成熟，这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关于走向成熟阶段，除了理论上的推导外，我们将给出例证，主要以美、日经济史为基础来演绎走向成熟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特征，并由此展开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投资选择的框架性梳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主要以罗斯托定义的工业化进程来区别各国的经济增长，而在我们的例证中，将主要以美国和日本的工业化阶段为主要参照。其中，美国的起飞结束和走向成熟当在1890—1900年附近，而日本在1962至1966年附近。在后文中，我们将对此作详细的论述。

起飞萧条期的短期意义

我们在前期报告中提出，中国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周期调整具有极大的长期意义。首先，这是中国的经济中周期与世界经济第五波长波衰退的共振，而长波衰退的最剧烈波动阶段已经在2008年发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就长波衰退与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其次，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2007遭遇长波衰退的经济调整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终结，而这一点我们将在此给出例证。

中国步入工业化转折期

罗斯托在论述瑞典的经济起飞和走向成熟时写到，“这一转折点是以挑战的形式出现的：经济萧条的标志是作为瑞典起飞阶段主要基础的出口市场发生萎缩。从结构上来看，起飞阶段是几个少数部门的迅速增长带动。由于投资过程的性质，这些部门的迅速增长必然会发展过度，事实上，这是经济周期的本质。因此，起飞阶段通常是以经济萧条而告终。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已经完成起飞阶段的方法之一，就是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能力重新组织它的资源，和加速一系列新的主导部门的发展。”所以，从起飞的本质是以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的主导产业的高速增长特征看，投资的拉动遭遇到资源或者市场的制约之后，必然产生经济萧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起飞结束的基本特征。所以，起飞往往是一个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明显的时期，后面的投资将趋于收敛。这一点我们在《增长的收敛——繁荣后期的经济景象》（2007）中已经明确指出。

在工业化起飞的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会带来需求扩张和市场扩大，所以在工业化起飞中往往也是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但是，从工业化国家的例证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一个国家起飞结束进入走向成熟阶段后，也就是城市化率在40％至50％之间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中，农村向城市人口转移开始减速，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化发达地区的大都市化进程和城市化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扩散过程。美国的1900年开始刚好处于这样的阶段，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也是这样。

起飞阶段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起飞主导产业的转换。关于起飞的主导产业，罗斯托定义为，“创新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或至今尚未开发资源的可能性，将造成很高的增长率并带动经济中其他部门的扩张。”其中，其他增长的部门，称为补充性增长部门。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起飞中，铁路被认为是主导产业，其作用体现在降低运输成本、扩大出口、并引起采煤、钢铁和现代机器工业的发展。所以对于主导产业来讲，其关联性是一个前提条件。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的主导产业。而从制造业的产值数字来看，增速明显快于其他产业的行业仍然集中在钢铁、有色、煤炭、通讯、石化、设备这些领域，具有典型的重化工业特征。

按照我们对主导产业的理解，房地产可能被近似地认为是一个具有极大关联性的主导产业，但是，成为主导产业的另一个必要的技术因素，是这一行业对尚未开发资源的利用（可能是中国以前较低的土地成本）。而低的成本就是有效需求的来源。所以，对于房地产而言，虽然其产业关联地位依然存在，但是就成本和有效需求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作为主导产业的地位将逐步衰减。实际上，对中国的整体发展而言，成本优势的丧失，也是起飞结束的标志。这也伴随着原有主导产业和补充性增长部门的 最高速增长 阶段的终结。主导产业的最高速增长阶段的终结，意味着起飞的终结。而在美国，1890—1900年以后铁路修建里程的下降也就意味着美国起飞的结束和走向成熟的开始。

工业化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独的经济现象，关于起飞的终结，也将广泛地影响到社会各领域。而这一点还要从起飞的本质说起。伯纳姆说，“无论在何处，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无论是由资本家还是人民代表来管理，都会是一个残忍和剥削的过程。”事实上，起飞的本质就是要求保证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以完成原始积累的过程和进行再投资。所以，起飞之后，社会的贫富分化将呈现加速的趋势。但是，按照罗斯托的观点，在走向成熟阶段之后，未来的大众消费时代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启动内需的过程中，起飞阶段的贫富分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约束作用。所以，贫富分化对经济增长约束的显现，是起飞完成的社会标志之一。

而在起飞完成的时候，由于资源约束和成本上升的问题，对原有增长模式的讨论和未来经济转型的探索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点。日本的1960—1965年开始接近起飞结束阶段，日本在1962年就在《经济白皮书》中提出了针对设备投资过热的转型论。而在经历了1965年的萧条后（我们认为其工业化程度类同于2008年的中国），佐藤内阁就强调，“要以经济的稳定增长代替高速增长，把关心人放在第一位。”（《高速增长的时代》，香西泰）

不过除了转型之外，起飞的结束往往也存在着焕彩的另一面。香西泰在他的《高速增长的时代》中描述到：“1955年到1965年这个时期，对日本经济来说，是惊人的高速增长的时代……日本显示作为经济大国信心的活动连接不断……（1964年） 10月1日，国有铁路的东海道新干线通车，列车时速达200公里……10月10日，在新干线通车以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了……日本人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向国内外展示战后经济复兴的成就。”民族主义的抬头，是起飞完成的标志，也是走向成熟的选择性之一。

最后，中国起飞结束将在起飞萧条阶段之后走向成熟的理由可以总结如下：

（1）实体经济领域。

♢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遭遇资源制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于收敛。

♢城市化率接近45％，农村向城市人口的迁移减速，大都市化和城市化扩散展开。

♢起飞的主导产业的最高速增长阶段可能终结。

♢外需问题对工业国并非具有普遍意义，但对中国相对重要。

（2）社会领域。

♢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是起飞完成的标志，也是进入转折期的危险之一。

♢贫富分化是起飞的必然成果，但是却开始显现出负面作用。

♢民众的财富要求和福利要求提高，社会分配问题对经济的约束作用开始显现。

♢针对原有模式的转型论出现。

（3）是一个提供了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期，也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时期。

起飞萧条具有迅速复苏的特征

关于起飞的结束后将经历一次萧条，我们已经在2008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里面的例证是，日本在步入转折期之后，在1963年四季度开始经历了一年半的深幅调整，但是自1965年开始，经济开始迅速恢复，一年之后实际GDP回到原有水平。而在韩国的例证中，韩国工业化转折期在1980年，同样出现了季度数据的负增长。但是随后的复苏依然是非常强劲而迅速的。实际上，我们发现，韩国在1974年石油危机的时候虽然也出现了经济波动，但是比其1980年的经济萧条还是要温和得多。这也正说明了，相对于长波的衰退而言，工业国自身的工业化过程显然是其经济走势的主导因素，而外部经济波动居于影响因素的次要位置。

关于为什么会迅速复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看GDP的分解，我们注意到，日本在1962到1964年步入转折期之后，在1966年经济迅速复苏，其主要拉动力量还是在于内部投资和内部消费，净出口拉动不明显。而1975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同样具有类似的特征。韩国在1980年起飞转折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一个工业化国家而言，由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力依然存在，并在整个工业化没有完成之前都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还有一个值得借鉴的就是在这种经济调整时期中的政策作用。在1980年韩国的转折期间，当时韩国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具有类似性。首先是由于起飞的过度投资所引致的需求膨胀和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其次是重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加大。在1980年萧条过后，韩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经济管理上的自由化，改变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倾向于均衡发展，鼓励和推动中小企业和农业的发展等，在这些政策下，1982年韩国经济就恢复元气。而在日本，为了应对起飞的萧条，佐藤内阁实施发行了特别公债，国税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高速增长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一个工业化国家而言，由于工业化就是其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正如韩国在1974年没怎么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而日本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样，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必然要面临着广泛的国际冲击，正如我在《国际化博弈》这一报告中指出的一样。

对中国短期经济和中期经济走势的判断，至此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首先是就中国自身的因素而言，工业化进程显示的起飞结束和步入起飞萧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未来我们要关注的，则是沿着我们的框架分析出中国在转折萧条期之后的经济复苏问题，我们按照前面提出的例证经验，认为如果纯粹看起飞萧条，其复苏进程将是十分迅速的。但是，按照我们对工业化进程的理解，工业化进程不可能摆脱世界经济长波周期的制约，因为按照罗斯托的观点，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完成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长波对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束缚，特别是长波衰退和萧条对工业化进程的束缚是不可逾越的。正是因为如此，一定要对长波的具体阶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才不至于对中国经济做出过于悲观或者过于乐观的结论。

长波衰退与中国的工业化转折

我们根据主流的长波理论对世界经济的长波作了如下的划分（见表4），但是对于本轮尚未结束的第五波长波的划分目前仍未有肯定的结论。凭借我们对长波周期的理解，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灭并不能说是第五波长波的繁荣结束，因为长波不完全是一个创新的问题，还包括对价格与增长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们认为，本轮长波繁荣期的终点应该划在2004年的美国经济增长高点附近。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但通货膨胀并不显著。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在2004年步入长波衰退之后，2007年世界经济的通胀问题已经愈发明显。1970年左右出现的全球通胀与美元动荡问题、债务危机问题等等长波衰退的特征都已经出现。而经历了2008年的石油上涨与回落，全球通胀已经发展到极致之后回落，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经历了最险恶的时期，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长波衰退的最剧烈波动阶段基本结束，这是我们看待2009年以后世界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

长波衰退、萧条与追赶国的工业化

就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而言，我们注意到一个国家的崛起与长波的繁荣与衰退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长波主要指主导国的经济波动，第三波长波以来都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而在长波周期中，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往往出现在长波的繁荣和衰退期。虽然也有类似于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国家在长波萧条期工业化起飞，但是没有大国工业化在长波萧条期起飞。美国的工业化起飞发生在第二波长波萧条的衰退与回升期，即19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而日本的起飞则发生在第四波的繁荣期，即1955—1965年。而中国的起飞发生在第五波的繁荣向衰退过渡的阶段，即2000—2007年。这里面，我们例证的意思是说，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衰退与萧条，但是，工业化的具体阶段与长波的哪个阶段重合却会对工业化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

就中国与日本的比较而言，日本的起飞结束与转折基本发生在1962—1966年，而此时，恰逢长波的繁荣顶点，所以，日本工业化的走向成熟阶段是顺利的，他在1966到1973年又维持了八年的高速增长。而中国的工业化转折发生在长波衰退的前半期，所以，我们感受到的调整是工业化转折与长波衰退的双重压力，这也是我们经历的不平凡的2008年的本质所在。

这里，关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会有两个结论。首先，目前仍处于长波的衰退期，长波衰退依然处于长波的上部波段，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过分悲观，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理应可以持续到本轮长波萧条之前，即2013或2015年。其次，与日本的工业化阶段相比，我们所处的转折期阶段是劣于日本的，日本是在工业化接近完成的时候碰到了长波衰退的剧烈波动期，即第一次石油危机。但是，中国是在起飞结束即碰上了长波萧条的剧烈波动期，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工业化进程状态应该弱于日本在1966年到1973年的水平，但是也不会一蹶不振。

不过，对于2015年左右即将到来的长波萧条，我们似乎应该提高警惕，因为在我们所观察到的例证中，大国工业化在长波萧条期基本都是处于工业化的停滞状态。

长波衰退的剧烈期已经度过

长波衰退的最剧烈表现形式就是高通胀抑制经济增长，从而造成经济衰退。所以，大宗商品价格带来的高通胀必然带来经济增速的低点，这一点在前面的日本和韩国的GDP增长的图6、7中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类高通胀之后伴随着油价的下滑，在一到两个季度之内实际GDP将见到低点，详见报告《通胀演绎经济底部开端》。而且按照我们的例证表明，这个实际GDP的低点，就是长波的最低点。

在日本的例证中，我们发现，日本由于石油危机所造成的实际GDP的下滑出现在通胀见顶之后的两个季度，而这个低点在日本工业化结束之前一直是最低点，同时，在整个第四波长波萧条结束（1982年）之前一直是最低点。在第三波长波衰退，即美国工业化过程中，虽然通胀与增长的走势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扰，但是我们可以发现，1916年和1919年通胀高点所对应的1916和1920年的实际GDP低点，都是在1929年长波萧条之前的最低点。事实上，在第四波长波衰退期，虽然美国已经不是工业化国家，但是，两次石油危机通胀高点所对应的实际GDP低点都是一段时期的最低点。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由于高通胀的回落，随后所带来的实际GDP的最低点，就是长波衰退中的最低点。按照我们对长波的理解，中国在2008年底或者2009年一季度，极有可能经历一个实际GDP的最低点，但是这个最低点就是在2013或2015年之前的最低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工业化起飞萧条与长波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作以下几点总结。首先，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起飞萧条与长波衰退重合的经济调整，这一调整的幅度将很深，这就是我们在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体会到的。第二，在通胀回落之后，我们将在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经历一个实际GDP的最低点，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最低点就是在2013年预期长波萧条之前的最低点。第三，在经历了2009年的经济调整之后，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会迎来复苏，这主要基于对工业化进程的理解。而且按照我们分析，我们认为这个反弹会是强劲的，由内需和投资带动的反弹。第四，2013或2015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将延续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工业化将进入新的阶段，即走向成熟。

中国当前的工业化阶段与美日走向成熟阶段的可比性

罗斯托对走向成熟的定义是，成熟阶段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在走向成熟阶段中，工业向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逐渐发展壮大以代替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罗斯托认为，在19世纪70年代，铁路正处于起飞的阶段（主要是美、法、德），当时煤、铁和重型机械处于增长过程的中心。而铁路发展之后，（走向成熟阶段），钢、新式船只、化工、电力和现代工作母机在经济中占了主导地位。在1890年之后的瑞典，是从木材工业向木浆工业和造纸工业，从铁矿砂向优质钢和精密机械产品发展。因此，事实上，走向成熟阶段就是一个增长扩散、新技术应用以及走向精密制造的阶段。

按照我们对于工业化的理解，美国的走向成熟阶段，当在1890—1900年左右，日本则发生在1965年左右。关于这一点，我们将首先用工业化指标来例证中国当前与当时的日美的可比性，然后再通过日美在随后的走向成熟阶段的增长经验，来分析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

根据钱纳里、霍夫曼等人的工业化理论，可以用五个指标来衡量工业化水平，依重要性的先后顺序依次是人均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制造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城市化率，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因此，我们衡量中国当前与当年的美日对应阶段的类似性也是从这几个指标出发，论证我们中国即将步入走向成熟的观点。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具体走向成熟阶段的特征而言，实际上应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具体来看，我们认为应该从投资率的高速增长期、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角度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而人均GDP只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原因则在于汇率折算的困难。

资本积累的最高速阶段

按照罗斯托的观点，起飞实际上就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从工业化的实证来看，在起飞期间一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达到最高峰。根据库兹涅茨的计算，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最高峰出现在1889—1898年，随后逐期下降，所以，这也是美国工业化起飞结束的标志。而我们虽然目前还不能验证中国的资本积累在2000—2007年就是最高峰，但是从中国的过高的投资率和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所碰到的瓶颈来看，虽然中国的投资未来依然可能维持高位，但显然最高峰已经过去。这是中国可以类比于美国1900年的重要例证之一。而从日本情况看，图12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峰出现在1960年附近，资本积累高峰出现在1970年附近。这一点也能支持我们例证中国类似于日本的1965年。

这里面必须注意的是，从起飞结束步入到走向成熟之后，虽然固定资产投资最高速增长阶段已过，但是投资率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日本投资率的拐点出现在1972年，这时日本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事实上，即便是没有后来的石油危机，日本的高速增长时代也要终结，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也会不断下降。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到达这个阶段，所以，这里我们想说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原动力依然存在，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会立即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利用财政政策的手段依然有效。

城市化的结构变化

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且协调发展的，在起飞结束过渡到走向成熟的阶段中，这一时期仍处于整个城市化进程S曲线的加速期，但是会发生一些变化。从城市化理论来看，在城市化处于这样的阶段时，城市化将出现两个特征。首先，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开始减速，而城市化开始出现大都市化进程。事实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率增长最快的阶段。其次，由于当城市化率到达40％～50％的时候，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如在1910年的时候，美国东北部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5％的饱和水平，而其他相对落后地区由于经济增长的滞后，城市化则呈现出不同的加速度特征，所以，到了这一阶段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的区域间差异开始达到顶峰，并开始出现区域间城市化率缩小的趋势，这也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走向成熟阶段的区域扩散。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10年时达到城市化区域差异的峰值水平，此时正是美国的走向成熟阶段。

这里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走向成熟阶段中，城市化速度仍处于高峰期，日本的城市化增速拐点出现在1970年，也就是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美国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明的，在走向成熟阶段，城市化原动力依然存在。

产业结构变动

作为工业化的结果，库兹涅茨认为，工业化期间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他根据实证研究得出了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模式。如表8所示，从数字比较来看，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期，但是已经具有向后期过渡的特征。这一点也支持我们对中国工业化将步入走向成熟的看法。

关于制造业内部的结构问题，一般可以使用科迪指标，即制造业增加值在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中比例，总生产部门指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建筑业，即物质生产部门，这个指标实质上是衡量物质生产的加工程度的指标。可以理解为产品的加工程度越高，则工业化进程越先进。根据这一指标，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加工程度类似于美国的1900年的水平。

中国当前阶段与美日走向成熟阶段的可比性

事实上，产业变动也好，人均GDP也好，都是工业化的结果，而原动力还是投资和城市化。钱纳里将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动指标转换为人均收入，这里用人均GDP所代替。下表是经过折算的人均GDP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按照《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的折算，以汇率平价法折算的2005年价格中国人均GDP为4137美元，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而日本以1964年价格计算的1962—1966年的人均GDP为641～1072美元，也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所以，这一点是能够辅助证明我们认为中国类似于日本1962—1966年的结论。

走向成熟是工业化的扩散期

上面的论述说明，中国当前的工业化阶段就是类似于美国1900年左右和日本1965年左右的走向成熟的工业化阶段。那么。在走向成熟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特征呢。这里，我们对罗斯托的理论进行了总结。

正如我们上面论述到的，成熟阶段并非一个工业化的结束期，而是一个工业化的扩散期。在这个阶段，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依然持续，但是投资可能会在一个区间内窄幅波动。而城市化依然处于加速期，只不过具体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前面论述中强调，起飞结束的萧条是一个能够迅速恢复的萧条，根本原因就是原动力依然存在。

产业扩散与装备业繁荣

工业化的扩散期表现在产业方面，就是工业化向多样化发展，而这种多样化扩展下去，就是新的主导产业逐渐替代老的主导产业。在大多数例证中，工业化初期阶段属于分工发展的量变阶段；工业化中期则属于分工发展的质变阶，工业化后期，分工发展又倾向于相对稳定，进入新的量变阶段。这种特定阶段的产业结构变革中，其实质就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中游产业的膨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装备业的繁荣阶段。

香西泰在《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对日本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经济活动描述时指出，仅限于大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现代化逐渐波及中小企业和流通部门。但是这种增长的扩散暂时并没有以制造业内部的某些产业的衰落为代价。所以，在制造业内部，我们看到的是原有的重化工业如钢铁等部门与新的主导部门如装备等同时增长。而这种增长就是罗斯托所说的，把现代技术在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办法系统地应用于大部分资源的时期。而这种情况在产业中的表现，就必然是以设备投资为核心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在整个的走向成熟阶段的前期，将呈现设备投资与原有的主导产业共同繁荣的时期。这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产业与增长的扩散。

所以，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主导产业的更迭不是一次经济萧条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整个走向成熟阶段中，都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但这并不代表在未来的经济复苏中，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换了模式。所以，走向成熟的本质就是过渡阶段。

区域扩散与产业转移

我们前面已经举美国的例子说明，在走向成熟阶段，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的区域间差异开始达到顶峰，并开始出现区域城市化率缩小的趋势，这也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走向成熟阶段的区域扩散。事实上，在日本的例证中，香西泰指出，日本以太平洋沿岸地带为中心的工业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却出现了向地方分散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美国的类似阶段也有出现，美国19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工业区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在1880年之后增长开始减速，这一地区在生产上受到了资源的限制，开始朝着高度加工的方向发展。而大西洋中部（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仍是主要的工业区。相比较而言，资源丰富而且农业发达的中东北部地区（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开始上升。所以，区域的扩散是走向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点。这一点也是与城市化扩散相伴随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确认未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区域扩散特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相对工业化落后地区如中部和东北部的转移都是可能发生的。

经济的大型化

香西泰在对日本走向成熟阶段的经济描述道，“……不禁使人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有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印象。1.5万吨的高炉变成5万吨的高炉，5万吨的乙烯成套设备变成了30万吨的成套设备。”事实上，以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公司的联合形成的新日本制铁为标志的大型企业合并，是反映日本60年代后半期景气的显著特征。1964年三菱三个重工业公司合并，1965年，神户制钢所和尼崎制铁、石川岛播磨和吴造船、东洋高压和三井化学、日产汽车和王子汽车、富士制铁和东海制铁、第一银行和日本劝业银行、太阳银行和神户银行都进行了合并（《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总之，大规模的合并对确立日本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走向成熟阶段的早期设备投资与起飞阶段的不同在于，起飞阶段的投资带有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的性质。而在走向成熟阶段，在起飞阶段的技术开发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生产能力的规模化及设备的大型化方面，这是资本集中后的必然表现。

事实上，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并购浪潮的出现，就是当时美国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当时美国的并购主要以横向兼并为主，这次吞并的高潮在1901年，一些工业部门的集中率指数高达78.8％（钢铁行业）、71％（造纸）、和57.3％（运输设备）（沙伊贝，《近百年美国经济史》）。

对于中国而言，成熟的上游产业的大型化将是势不可挡的潮流，这种基于并购和大型化的企业繁荣在走向成熟阶段将是重要的投资主题。

创新与改革分配政策的关键意义

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走向成熟阶段是一个政策导向十分重要的时期，罗斯托说“成熟阶段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时期，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时期”。之所以带有危险性还是在于我们对转折期的描述中，关于民族主义、贫富分化的问题。事实上，在关于成熟阶段的选择中，可能存在着三个方向：一个是国家追求在国际的势力和影响；一个是福利国家；一个是走向大众消费时代。任何国家都是这三种目标的组合， 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起飞期间利益分配矛盾朝着不同方向演进的结果。 所以，就政策而言，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在走向成熟阶段，至少有三个政策是重要的。 推动成熟产业的大型化、促进技术扩散和自主创新、改革分配制度并顺应大众的财富要求， 是长期来看的最佳政策选择。而这里面居于核心的就是分配政策的改革，这也是走向成熟阶段的危险所在。所以，走向成熟阶段作为起飞与大众消费时代的衔接中的过渡阶段，对于工业化是否能够顺利向下一阶段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都市化与大众消费时代的准备

在走向成熟阶段，部分工业化的发达地区将已经开始经历大众消费时代的过程。而在罗斯托看来，美国在1910年之后，开始从走向成熟阶段向大众消费时代的过渡中，大都市化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大都市化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方向，罗斯托认为，这些日益倾向于提供和享受消费品和服务的人口生活在什么地方呢？回答是不仅仅城市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多，而且城市郊区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在20世纪20年代，整个美国人口增加了16％，住在城市中心的增加了22％，但是住在卫星地区的人却增加了44％。所以，大都市化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提升内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的大都市化起点也大致发生在走向成熟阶段，即1965—1970年。

日本的第二阶段出现大城市化倾向后，消费结构方面变化的主要特征有三：其一，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升速度加快，并呈现一般耐用消费品向高档耐用消费品的升级，耐用消费品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也不断加快；其二，必需消费品支出所占比例不断下滑，恩格尔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三，服务性消费支出随城市化进程加快保持快速上升。这就是大都市化对启动内需的原理所在。

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将在2010年至2011年，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在2010年左右中国将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始点，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快速重构也将随之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占比迅速提高的发展期基本结束。可以说中国也正处于类似于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二阶段后期，即伴随着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小城镇人口逐步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即将展开，实际上，这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化阶段。

所以，关注中国对城市化的推进问题，对于中国未来增长模式的变化以及对于相关的产业选择具有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走向成熟阶段是对原有模式的改进

对于成熟阶段的特征，我们做如下总结。首先，它是一个经济扩散的阶段，是产业扩散与区域扩散的阶段，但是，扩散不是转折。这里面最根本的例证在于，投资和城市化的加速度依然处于高位，也就是增长的原动力依然存在，而这种状态将持续到成熟的完成。所以，中国在201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在对原有模式不断改变过程中的增长，但是首先，原有模式依然存在和有效。

所以，从产业的角度看，并不是原有模式中的重化工业已经走到了增速的拐点或者尽头，而是一个进一步在高速增长中提升效率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将迎来的是经济的大型化，这种大型化与其说是产业生命周期的原因，倒不是说资本的缘由，所以这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企业繁荣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型化的繁荣。

而对于中游而言，这绝对是罗斯托所认为的走向成熟的必然方向，但是这种中游的多样化膨胀是与大型化相伴随的，所以，必将发生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未来的公司繁荣的本质是产业组织的变更，在我们讨论未来的中国的中游机会选择时，除了关注企业的成长之外，关于它为什么成长，可能理由会发生变化。

对于区域的扩散，这是中国未来必然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关注需要增加，但是，成长的前沿仍是工业化核心的东部地区，这就是我们在选择机会的时候也需要扩散的逻辑。

关于我反复提出的在成熟阶段政策的重要性，实际上政策在成熟阶段怎么重要都不为过。因为政策导向决定了中国工业化是成功还是停滞，所以，必须关注最核心的产业政策，如创新和节能环保政策、并购政策等。同时，必须关注基于分配改革的政策，我们实质上已经指出，政策的任何倾向都必须是朝着改变分配不均和福利化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在推测政策导向时的必要思维模式。

在经济政策方面，基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依然是有效的，这是由中国的特定工业化阶段所决定的，只不过，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这种政策与长波衰退的关系，从而做出政策效果的必要修订而已。

在经历了上述过程之后，中国的经济可能将走向公司繁荣的经济，这种公司繁荣是来源于中国的资本积累程度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更的。虽然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地会发生在走向成熟阶段的后期，但是它的起点必然是从大型化和多样化开始的。

大型化、多样化与公司繁荣

我们提出的公司繁荣的命题，是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投资标的选择和投资策略脉络的一种思考，它不一定是2009年的全部，但是当从2009年展开。关于公司繁荣，是有别于行业繁荣的一种经济景象，行业繁荣是全行业蓬勃发展的一种业态，不管大公司小公司都能分享到行业成长的利润，比如我们起飞期的房地产和钢铁。而公司繁荣指的是在行业发展减速时期，个别公司突出于同行其他公司获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主要表现是公司并购、商业创新和全球化。在这种背景下，公司繁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下而上的概念，而是对未来的一种增长方式的理解，是一个微观主体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

大型化是公司繁荣的起点

工业化中期、经济危机、长波衰退、经济转型以及政府投资，这是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状态的认识，事实上，从经济史的角度看，1980年韩国进入工业化转折期，即走向成熟。纵观1980年后韩国公司繁荣时代的一些背景，我们可以概括为财政支出拉动，政府保护以及产业政策支持下的并购，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引进必要的外资和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企业的繁荣过程，也同时是它们投入国际经济合作并在其中扎根的过程，也就是从引进外资转而向外发展的过程。

韩国经验表明，在经济转折期的大型经济刺激计划，并不是简单地刺激经济和资本市场这么简单，它将改变经济结构以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从韩国情况来看，在经济面临巨大危险迫切需要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强力的财政政策会给经济和国内的企业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经济整体下滑，会使得几乎所有行业都处在低迷之中，相当多的企业倒闭和停工。接着，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会使得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到这项计划中来，由于这项计划并不是一年之内完成，所以这些企业可以获得发展的长期资金，助其渡过经济危险时刻。但与此同时，其他倒闭的企业释放出的产能和市场有可能被这些存活下来的企业所占领。因此在这个危机时刻过去以后，大企业逐渐开始出现。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期定义为公司繁荣时代的起点。由此，公司繁荣的起点就是从大型化开始的。而多样化带来的中游繁荣，则更多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间企业与产业组织变更

香西泰在日本经济史中描述到：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是少数巨大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大量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的共同特征就是加工程度高。中村秀一郎教授通过确实的案例研究，将这些由以往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定名为中坚企业。中坚企业的出现与经济的高速成长、产业组织的变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60年代，日本主导行业的快速发展，加上政府较为宽松的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带动了子行业的繁荣。同时流通革命和技术革新引发中游膨胀，在个人消费多样化、个性化的助推下，部分具有创新精神和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生产的机会脱颖而出，成长为独立于大型企业的新型企业。

20世纪60年代是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立制造所、东芝电气、丰田汽车、日产汽车等大企业，扶植多个承（转）包公司、零部件生产厂家，并通过企业间的交易维持交易产品高质量的时期。当然，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分化现象，有的中小企业得到发展，有的则走向消亡。这种企业集团内外的竞争，导致了中小企业的更新换代，造就了有别于中小企业所固有的概念和形象，即敢于向技术革新积极挑战的“中坚企业”。

所以，中坚企业的成长也就是中游的膨胀，也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它事实上伴随着产业组织的变化，大企业的发展带动与其相关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种产业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给往往处于底层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带来了空前的奇迹。事实上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这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所建立的新的较为稳定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