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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认定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还是“有思想的学问家”
，你都不能不承认，章太炎（1868—1936）是晚清最特立独行、也最丰富多彩的人物。如此江山，如此人物，奔走四方提倡革命之余，还留下众多激扬文字及专深著述。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的文章”，今日已不太为人关注；那刊落“驳难攻讦”之作，自以为足以“昭示后世”的《章氏丛书》
，也不见得有多少真正的读者。留在世人记忆里，更多的是太炎先生的逸事与隽语
，比如“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或者“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因“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方能做到”
。
对于著名学者来说，有众多“逸事”、“隽语”以供流传，真说不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因这既使得其声名远扬，又妨碍其著述被认真阅读。知其名却不读其书，对于学者来说，近乎买椟还珠。读其著述，而后观其逸行，品其清言，这才是“欣赏”学者的最佳途径——即便对于章太炎这样有显赫事功的民国元勋，也不例外。
谈论章太炎的专业著述，世人多以1900年初刊本《訄书》为代表，因其出版在先；而我则更喜欢1910年刊行的《国故论衡》，因其更能代表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
善读书者，无不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这点古今中外几无例外。太炎先生的特出之处在于，不满足于对具体学者、著述或思潮的考辨，而是“全史在胸”，借助旧学新知的融会贯通，透视三千年中国学术流变，并试图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牢靠的根基。如此强烈的学术史意识，虽未催生贯通古今的通史，却也为后来者开无数法门。这一点，思想史家侯外庐有言在先。在《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中，侯称章为“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
他关于周秦诸子，两汉经师，五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学术，都有详论，即从他的著作中整理一部“太炎的中国学术史论”，亦颇有意义。实在讲来，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可惜他没有自己把这一问题的材料编著起来，使后来治学术史的人剽窃其余义，多难发觉。
经学史家周予同大概也可以认同这一说法，因其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曾专门提及章太炎的《检论》和《国故论衡》：“这两种著作，是中国学术批判史。”
说章太炎是最早“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这没问题；但要说“第一位”，则很可能不无争议。因为，如果强调著述之“有系统”，则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整体框架、理论术语以及论述线索，比刊刻于1900年的《訄书》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其实，是否“系统”，谁人“第一”，并非关键所在；最要紧的是，太炎先生关于五朝玄学或清代学术的诸多论述，至今仍被研究者奉为圭臬，可见其著述生命力之长远。
我想追问的是，如此目光如炬的学术史家，如何看待自家的写作？对学术史人物的褒贬，与对自家专业著述的抑扬，二者即便不说互为表里，起码也颇多内在联系。那么，就让我们借助作为学术史家的太炎先生之自我定位，来凸显《国故论衡》的意义。
1915年12月23日，时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寓所的章太炎，给女婿龚宝铨写信，嘱其将《章氏丛书》交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信中有这么一句：
《国故论衡》原稿亦当取回存杭，此书之作，较陈兰甫《东塾读书记》过之十倍，必有知者，不烦自诩也。
将自家著述与清人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相比拟，而且自认更胜一筹，并非一时意气。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太炎先生提及当初之发奋著述，乃有感于“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正是意识到“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方才起而“补前人所未举”：
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其他欲作《检论》明之（旧著《訄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检论》，多所更张）。
至于1928年成稿的《自定年谱》，在宣统二年（1910年）条则有云：
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先后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又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訄书》亦多所修治矣。
如果说私人通信受具体事宜的制约，有可能思虑未周；《自定年谱》和《自述学术次第》则是很严肃的著述，起码体现太炎本人的“自我定位”——尤其是在学术史方面。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氏弟子大举入京，占据北大讲坛；再加上太炎先生本人“时危挺剑入长安”（《无题》四首之一），先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授国学，后又因反袁被囚禁，使其声望如日中天，北大学生更是以阅读《国故论衡》为荣。据顾颉刚称，当初因国文教师、文字学教师等都是章氏弟子，再加上当面听过太炎先生讲演，得到一回切实的指导，“因此，我自己规定了八种书，依了次序，按日圈点诵读”
。而比顾低两级、1915年进入北大预科的陶希圣，那时也在教师指导下重点阅读八部书（外加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顾、陶二君所开列书目，重叠部分有《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国故论衡》四种。据陶君回忆，是国文教师沈尹默“叫我们买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读习”的。当时北大文科教师之所以着力推荐《国故论衡》，我想并不全是学派之争或师生之谊，其中也包括此书“确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其演变，摆在读者面前”
。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推进，西学大潮汹涌澎湃，引领中国学界风骚的，一转而为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至于章太炎等博雅的晚清学人，则逐渐退居二线。但这不等于说，章太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从此消失。或许，就像毛子水在追忆傅斯年时所说的，只因当初十分崇拜，用力较深，知其利也知其弊，日后提及时反而可能出言不逊
。辨析那些自以为彻底告别《国故论衡》的青年才俊，我们依然能够在其蹒跚学步的足迹中，发现章太炎潜移默化的影响
。
民国初年，北大教授为何极力向学生推荐《国故论衡》，而不是太炎先生同样精深的其他著述——比如“可谓一字千金矣”的《文始》和《齐物论释》
？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前者更能完整体现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也更适合于刚入门的大学生阅读。1910年初刊行于日本的《国故论衡》，共分三卷，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合起来，恰好涵盖其时“国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此前出版的《訄书》、《文始》固然精深，但论述范围相对狭小；日后问世的《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包罗更广，可又属于通俗讲演。直到现在，如果要挑一本既精且广、能大致体现章氏学术创见的著述，非《国故论衡》莫属。
《国故论衡》虽然也是各章独立撰写，而后才结集出版，但最后凝集而成这上中下三卷，还是显得很有条理。正是这种各文之间互相呼应，以及全书的结构完整，引起胡适的极大兴趣。因为，在胡适看来，中国学者擅长局部的专深研究，但缺乏系统的眼光以及融会贯通的愿望。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中，胡适提到整理史料的方法有三：在“校勘”、“训诂”之外，还得加上至关重要的“贯通”。通过对具体著述的阐释与贯通，“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这不只牵涉阅读眼光，更是把握全局的结构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胡适敏感地意识到，章太炎已经走出了清学的藩篱：
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功夫，故流于支离碎琐。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最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恉。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
适之先生评价著作，不管“文学”还是“学术”，都特别看重“结构”（此外还有“方法”）。这一独特的眼光，有其利也有其弊
。在留学期间所撰《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胡适已经指出“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诸子学略说》矣”
；上述引文更是通过“剪辑”，强调太炎先生对于九流十家均有专深研究。除单独刊行的《齐物论释》外，前三篇取自《国故论衡》，后三篇来自《检论》，合起来，确实显得很有条理与系统。如此表彰章氏，很可能直接启发了日后侯外庐的论述，后者将“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扩展为“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
突出表彰章太炎著述时之能“贯通”以及“有条理系统”，基于胡适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学者不太擅长需要“精心结构”的“著作”。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如此评述太炎先生的贡献：
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
就在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完稿一个多月后，胡适在日记中重提“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不过这回评价标准略为放宽，中国历史上可称为“著作”的，增加到四十多种，其中近人的著述，包括《今古学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仁学》、《訄书》、《国故论衡》、《文始》等（最后两种加了着重号）
。
清儒做学问，为了“长驱直入”，往往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章太炎追求融会贯通，不能不转益多师，也不能不面临更多方面的挑战。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为推介《国故论衡》，某知音专门撰写了一则很有气魄的广告：
此书为余杭章先生近与同人讨论旧文而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二十六篇。叙书契之原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凡七万余言。昔章氏《文史通义》括囊大典，而不达短书小说不与邦典。王氏《经义述闻》甄明词例，而未辨俪语属词古今有异。陈氏《东塾读书记》粗叙九流，而语皆钞撮，无所启发。段氏《说文解字注》始明转注，孔氏《诗声类》肇起对转，而段误谓转注、假借不关造字，孔氏知声有正变，通转甚繁。先生精心辩秩，一切证定。口授既毕，爰著纸素。同人传钞，惧其所及未广，因最录成袠，以公诸世。有志古学者，循此以求问学之涂，窥文章之府，庶免擿埴冥行之误，亦知修辞立诚之道。为益宏多，岂待问哉！今已出版，每册定价日币七十钱（合洋八角）。
以有清一代诸多学有专长的名家，如章学诚（1738—1801）、王引之（1766—1834）、陈澧（1810—1882）、段玉裁（1735—1815）、孔广森（1752—1786）等，来作为太炎先生的陪衬，无非是想强调《国故论衡》乃“集大成”之作。而“叙书契之原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四句，相当准确地道出了此书的主要观点及基本特色——《国粹学报》上这则广告的作者，目前无法考定，但当为熟悉太炎先生思路者无疑。
其实，单以清学作为参照系，无法说清章太炎所凭借的学术资源，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同属弄潮儿的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章中，梁启超既指出“少受学於俞樾”，以及“中年以后究心佛典”对章太炎学术道路的牵引与制约，但更强调其“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因此，所谓“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的章太炎，真正的学术业绩还在于其“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
。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不崇洋，也不泥古，而是“以新知附益旧学”，并借以收拾被欧风美雨敲打得七零八落的民族自信，重新构建起既基于传统而又广泛采纳西学的学术大厦，章太炎这一悲壮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太炎先生论学，门户之见非常明显。不说因一时政见歧异而攻击孙中山，或者因学派冲突而谩骂龚自珍、康有为，即便在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领域，也常见其“意气用事”。比如笃信正史，反对学界“欲穿地以求石史”，称此乃“惑于西方之说”
；以及认定“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用刻薄的语调嘲笑林泰辅等日本著名汉学家
。类似的偏激言论，大都是在张扬中国文化价值的同时，流露出一种“爱国的自大”。不过，真正让太炎先生蒙受“恶名”的，并非那些近乎儿戏的“酷评”，而是《国故论衡》上卷《理惑论》之嘲笑甲骨文——因此乃太炎先生的专业，必须认真对待。一句“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由此断定甲骨文乃不法商贾伪造，实在是过于草率。
此类明显的过失，固然与其高傲的个性，峻急的文风，还有喜欢语出惊人的表达习惯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基于其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认准“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章太炎于是极力诋毁近世学人之貌似博学与公允，实则无卓识，难自立
。承袭先秦学者遗风，突出自家学说，“小有异同，便不相附”，此等学术性格，自是得失互见。倘做长时段考察，学者的短处其实可以忽略（即便笑话多多），关键看其对于中国学术有无实质性的贡献。
关于章太炎的业绩，其弟子周作人有一总体判断：“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
这一说法，在诸多专门家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先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章中称：
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
后又有不少学者在相关著述中，肯定太炎先生的文字音韵之学。这其间，我最为关注的，还是语言学界的意见。四年前出版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集合当代中国众多优秀的语言学家，进行学术史回顾。涉及汉语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之研究史的前三章，无一例外，都大力肯定章氏的贡献。如唐作藩等称：“章、黄被认为是清代乾嘉以来小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们对古音研究都有重要贡献”；何九盈称：“章氏艰苦卓绝，以振兴国学为己任；在研究西方思潮，包括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很下过工夫”；裘锡圭等称：“章氏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语言学思想。他提出‘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名称，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端”
。尽管接下来的，很可能是严苛的批评，但章氏学说的枢纽作用，却无人否认。
史家钱穆提醒我们，在表彰章氏“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时，必须明白：“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
在钱穆看来，“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而我则认为，将语言研究与哲学分析相勾连，方才是“太炎学”最让人着迷之处。这一点，章氏本人其实早已做了预告。1909年的《致国粹学报社书》上，有这么一段自我表白：
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
单纯的小学研究或诸子学研究，均未尽太炎学说精妙处。正是这种兼及“管籥”与“堂奥”，“实”、“虚”结合，最能体现章氏治学的特色。而这，恰好落实在《国故论衡》的上卷与下卷。
这种以语言为根基、以诸子为目标的研究策略，使其下卷《原道》、《原名》、《明见》、《辨性》等文异彩纷呈，得到当时及后世诸多哲学家的一致赞许。如梁启超称：
章太炎炳麟《国故论衡》中有《原名》、《明见》诸篇始引西方名学及心理学解《墨经》。其精绝处往往惊心动魄。
而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在他的《国故论衡》中有《明见》一篇，最富哲学识度，又有《原道》三篇，最能道出道家的长处，而根据许多史实，指出道家较儒家在中国政治史上有较大较好的贡献，尤值得注意。
如果再添上前面已经征引过的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你会发现，对于《国故论衡》的褒扬，大都集中在这几篇极具洞见的“诸子学”论述。
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表扬这几篇论说？侯外庐的阐释值得注意。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侯氏将《国故论衡》上卷的《语言缘起说》和下卷的《原名》相勾连，强调“太炎综合东西名学而作《原名》，和文字学的研究融合而成为一种‘以分析名相始’的朴学，亦他所谓近代的科学所趋”
。此处提及的“以分析名相始”，以及侯书下一章讨论的“以排遣名相终”，均出自章氏《菿汉微言》结尾处的自道甘苦
。贺麟同样引述了这段话，然后有如下精彩的发挥：
现代西方哲学，大部分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特海教授外，余不多觏。至转俗成真，回真向俗，俨然柏拉图“洞喻”中所描述的哲学家胸襟。足见章氏实达到相当圆融超迈的境界。
这里所说的“相当圆融超迈的境界”，包括章太炎整个学术历程；但借用来评价其代表作《国故论衡》，我以为同样合适。
在坚实的“小学”与幽深的“诸子学”之间，还有作为过渡形态的中卷“文学”。如果说太炎先生的小学、文学与诸子学之间，有什么共同特点，或内在联系，那便是对于“名学”的倚重。对此，梁启超、胡适等人早有发现，但主要从章氏的小学及诸子学立论，这里希望兼及其文学。所谓“凡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国故论衡·论式》），太炎先生的这一著名论断，既是文学史论，也是自家创作谈。
章氏为文，不追求意兴遄飞，文采风流，更不喜欢游谈恣肆，心矜气浮，其刻意表彰及摹仿的，是魏晋之文。太炎先生的表彰魏晋文章，最著名的莫过于《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
在《通程》中，章氏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见：“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
而在众多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文章中，太炎先生对嵇、阮大有好感：“嵇康、阮籍之伦，极于非尧、舜，薄汤、武，载其厌世，至导引求神仙，而皆崇法老庄，玄言自此作矣。”
太炎先生之论文，既反流俗之推崇先秦文章或唐宋八大家，也不认同所谓骈文正宗，而是强调六朝确有好文章，但并非世代传诵的任、沈或徐、庾，而是此前不以文名的王弼、裴
、范缜等。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作系列演讲，论及“文章之派别”时，赞扬晋文华妙清妍，舒卷自如，平易而有风致。至任昉、沈约，“每况斯下”；到了徐陵、庾信，“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
，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
如此立说，整个颠覆了传统学界对于“八代之文”的想象。章氏这一惊世骇俗的高论，乃长期酝酿，且渊源有自。早在1910年的《国故论衡·论式》中，章氏便如此谈论六朝文：
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窥六代学术之本，惟欲厉其末流。……余以为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
在章氏看来，文章的好坏，关键在于“必先豫之以学”。深深吸引太炎先生的，首先是六朝学术（或曰“魏晋玄理”），而后才是六朝文章（或曰“魏晋玄文”）。太炎先生一反旧说，高度评价魏晋玄言，称六朝人学问好，人品好
，性情好，文章自然也好——如此褒扬六朝，非往日汲汲于捍卫骈文者所能想象。直到晚年讲学苏州，太炎先生仍坚持其对于魏晋六朝文的独特发现。而这一发现，经由周氏兄弟的引申与转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大景观
。
在《自述学术次第》中，太炎先生自称先慕韩愈为文奥衍不驯，后学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魏晋文章并宗师法相，方才领略谈玄论政舒卷自如的文章之美，逐渐超越追踪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以及追踪唐宋文的桐城派，又与汪、李等追摹六朝藻丽俳语的骈文家拉开了距离，形成兼及清远与风骨的自家面貌。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五岁”则，有这么一段话，可与上述总结互相呼应：
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实、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
这段“文章渐变”的自述，主要针对的是《訄书》的文体探索；可真正称得上“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
的，起码应包括日后刊行的《国故论衡》。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
对于《国故论衡》，胡适除表彰其“精心结构”外，还称书中各章“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另外，胡适称章氏文章“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其实暗含讥讽，即“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可是，有周氏兄弟的显赫成绩，起码薪火相传；如果再考虑到众多学者的趣味，所谓太炎文章“及身而绝”的断言，其实大可商榷。
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畅谈述学文字，对王国维、陈寅恪颇多非议，而极力表彰的是太炎先生：
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
至于文学史家程千帆，早年曾将《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材，用以“论文学之界说”
。晚年说起“别是一家”的述学之文，程先生极力推崇《五朝学》，称这才是“好文章，大文章”
。
《国故论衡》甫一刊行，章太炎参与编辑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便登出两则不太一致的广告。刊于第一册上的广告称：“本书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用讲义体裁，解说简明，学理湛深，诚研究国学者所不可不读也。”而在第三册上，广告的内容发生变化，不再强调“讲义体裁”，而是“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后者的说法较为准确，《国故论衡》并非哪次集会或某个课堂上的“讲义”，但又跟太炎先生在日期间的讲学活动多有关联。
说到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着实令人感动。借助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任鸿隽等昔日学生的生花妙笔，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早已在中国学界广为传诵。这倒提醒我们，阅读《国故论衡》，必须将章氏流亡日本时的革命活动、心理状态、文化情怀、自我期待，以及政治与学术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全都考虑在内。不只收录在《民报》上的政治论战，《国粹学报》上的学术探求，还有《教育今语杂志》上的通俗读物（后集合而成《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
），都值得互相参照。
也正因为如此，此次重刊，选择的是1910年刊行于日本东京的初版本，而并非日后经作者本人订正的上海右文社或浙江图书馆版。在我看来，初版本的《国故论衡》，不只具有学术史的价值，更有思想史的意义，因而更值得珍视。
1910年日本刊行的初版本，封面篆书“国故论衡”四字，扉页书名乃作者自署。接下来是目录和正文，每文篇首有“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 章氏学”等，书眉则是“国上 小学略说”等。全书共216页，铅字排印。版权页署：庚戌年五月朔日出版，定价日币七十钱，版权所有者国学讲习会，印刷者秀光舍。此书的第二、三版分别于1912年12月和1913年4月由上海大共和日报馆印行，封面及正文完全相同，变更的只是版权页，包括更改定价为银圆壹圆，以及标明“著作者章炳麟”。
1915年上海右文社铅印本《章氏丛书》中的《国故论衡》，删去《古今音损益说》，增《音理论》和《二十三部音准》，各文多有修正。1919年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的《章氏丛书》，其《国故论衡》篇目一如上海右文版，文字有校订。此后，读者一般选择修订本，初版不再重印。
我所见到的第五版（实则第五次印刷），乃1977年7月台北的广文书局所印。台北版删去了封面上的篆书，改为印刷体，大概是怕读者认不得。正文部分没有改动，版式照旧，只是删去书眉“国上 小学略说”中的“国”字。另外，参照上海右文社版，在书前加上了黄侃的《国故论衡赞》。
此次改为简体横排，采用的是初版本，但同样添上黄侃的《国故论衡赞》。原书有句读，修订本为求古雅，方才删去。此次按现行标点符号规定重新整理时，尽量尊重原作者的写作习惯。个别明显错漏的字句，或标拟改，或出校记。
此书校点本曾收入我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此次重排，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王枫、陈泳超三位青年教师，又代为校勘一遍，改正了若干错漏，特此致谢。
2002年8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