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

基督教始入中国的传疑

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这个问题，很难有肯定的答案，虽然有过不少的考据，但是这些考据，大都是后来才发生的，算不得是有力的凭证，我们只能以传疑态度叙述之。

在印度的传说中，当保罗传教于小亚细亚的时候，有多马与巴多罗买传教到东方，说多马到了印度，巴多罗买到了中国（见《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也有人说多马传教到中国，在马拉巴主教所著《迦勒底史》中有：

天国福音，散遍各处，竟至中国……中国人与埃提阿伯人得信真理，皆出于圣多马之力。

其时正值中国东汉明帝在位，罗马尼禄王虐杀基督徒的时候，所以《燕京开教略》这样说：

主后六十五年尼禄虐杀基督徒，六十九年耶路撒冷被灭，基督徒逃难东来，正值佛教输入中国的时候。

李文彬《中国史略》（157—158页）这样说：

在东汉时代，曾有两个叙利亚教士到过中国，他们到中国来，表面上是为了要学习养蚕治丝的方法，把蚕子带回欧洲起见，可是他们的本意，乃是传教。

又1282年，由马罗勃（Molober）叙利亚教堂派出的教会使者到了北京，听到一个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有趣故事，说：

汉明帝派人到西方去寻求所梦见的金人。据中国历史的记载，求得来的是两个佛教的僧徒，其实并不是什么梦，乃是听说中亚细亚有一个新兴的宗教，所以所带到中国来的并不是佛教徒，而是圣多马的两个门徒。

这是元朝基督教的传说，当然没有可信的根据。不过当时印度与中亚细亚在交通上已有很密切的往来，为一般研究世界史所承认，所以这新兴的宗教，与印度宗教有互受影响的可能。而当时所输入的，究竟是佛教抑是基督教，自然无从证实。但是我们相信，最初中国的基督教，往往借用佛教形式，这在唐朝景教碑文中所采用的佛教名称与术语，就可以知道。而且当时中国对于西方宗教的分别不无隔膜，所以一律以佛教视之，这或者也是可能的。

明朝刘子高诗集，与李九功《慎思录》，均载明洪武年间，江西庐陵地方，掘得大铁十字架一座，上铸赤乌年月，按赤乌系三国孙吴年号，子高因作《铁十字歌》，以志其奇。又铁十字上铸有对联一副云：

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

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

下联“万民怀大泽”，不是指耶稣受难救世而何？这也是汉末已有基督教的一个说明。还有在明朝又掘得过三个古十字石碑。一是在福建省南安县掘出的，其形甚古，据考证当是四五世纪时—晋朝南北朝—的东西。一是在泉州府东山寺旁掘出。一是在泉州水陆寺旁掘出。上说的二寺，都是唐初建造的，则寺旁所掘得之石碑，亦必是同时之物。这些都证明唐以前已有基督教。

基督教的输入，与养蚕治丝的问题，有没有直接关系？也是不容易肯定，不过欧洲人知道中国是发明蚕丝的国家，所以称中国为“蚕丝国”，从希腊人称蚕为“赛尔”（Ser）的名词，使欧洲人称中国为“赛尔斯”（Seres）却是很普通的了。在303至305年阿诺比斯（Arnobius）的Adversus Gentes一书中，说：

“赛尔斯”为许多福音已传到的国家中的一国。

这也可以证明李文彬所说的一斑。

关于这传说的材料，德礼贤氏（Pasquale M．D'Elia）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中，收集得相当的完备，我们没有什么新发现的论证，在这里只能根据他的材料，加以简单的介绍。

他举出产生这种传说的方面，有1613至1615年间金尼阁氏（Trigault）所译在印度传教的耶稣会士约翰刚保利氏（John Maria Compori）的叙利亚文作品，有1609年高伐氏（de Gouvea）所著的《东方史》，有茄斯巴克罗自氏（Gaspar da Cruz）所著《中国志》中关于亚美尼亚人的传说，以及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农诺大公哈（Nuno da Cunha）、埃伯耶稣（Ebedjesus）、阿罗斯（Arnrus）等都说到亚美尼亚人及印度人的传说，大概承认基督教的输入中国，与多马有相当的关系。

而在另一方面，不承认这种传说，也有许多人。如1305年元代总主教蒙高维诺（Giovannida Montecorvino）从中国寄信到欧洲，说：

宗徒们，或宗徒的子弟们，从不曾到过这个地方。

1555年巴来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在澳门的记载说：

中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

这竟不承认在元代以前有过基督教在中国，更谈不到多马来华的传说。至于绝对否认多马来华的，在《1550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Th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一书中，这样的断定说：

大概人看来，这圣多马宗徒来华的故事，不消说得，是出于晚近的来源，这个故事怎样产生，也就不难猜测。

利玛窦对于中国古代信徒的搜求非常努力，但他并没有提到多马的故事。这可以反证这传说的模糊影响了。究竟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中国的第一人，是不是多马或多马的门徒？便成了我们永远不能确实知道的谜了。不过我们相信当初一定有一位教士，远在唐朝以前曾经到过中国传道。这一位教士是不是与多马有直接的关系？绝对地加以否定，也不是正当的态度。上面那些否认元朝以前在中国有过基督教的话，现在看来，当然不能成立，至少我们从明朝所发现的景教碑，除非证明它是伪造的，那便不能否认唐朝基督教传布的事实。而且唐以前中国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也有好些议论。例如上述第三世纪阿诺比斯（Arnobius）在所著的Adversus Gentes中，提到赛尔斯（Seres）已有传教工作一层，我们考查那时在亚美尼亚与波斯已有教堂，中国与中亚细亚亦有往来，基督教因而传入中国，也可能的。再看511年有教士从东方带些蚕种到君士坦丁，学者都是从中国西部波斯或锡兰或土耳其得来的。先是411至415年间塞琉细亚（Seleucia）的主教阿奇亚（Achaues）划定教区的时候，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包括在内。古伯察氏（Huc）在《基督教中国传道史》（Christianity in China，Tartary and Tibet）里这样说：

自411至415年，塞琉细亚大主教阿奇亚做了迦勒底（Chaldean）正宗教基督徒的领袖；自503至530年，西拉（SiIas）做聂斯脱里教的主教；自714至728年撒利巴萨加（Saliba Zacha）做了聂斯脱里教的主教。所以，如果我们违反从来许多人的意见，承认中国的主教教区，是撒利巴萨加所设立的，那末，越发可以证实华人皈依基督教，远在这位聂斯脱里教父之前了。实在的，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基督教没很大的进步，没有几处可以监督的教区，怎会有总主教及教区的设立？设总主教原是管辖已经建立的教会的。假定埃伯耶稣所说的中国总主教教区是阿奇亚在将近411年时所设立的，那末，基督教在使徒时代传入的传说，很可以使我们相信了。阿舍马尼（Assemani）在他的著作中引塞琉细亚主教名单，把中国教区与印度教区相提并论，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两处教区是同时设立的。

这是一篇很有理由的推测，假定411年时在中国已设立主教，已有教区，又可以推想在411年前基督教已传入中国了，决不是第7世纪的唐朝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