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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后，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中亚细亚及蒙古境内没有绝迹，甚至连中国疆域以内的景教团体还有存在，已见上述。最近宓亨利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的演说中，在叙述景教之后，又说：
基督教在中国本部，未及推广，其在中亚，则继续传布，在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时，东方基督教日渐来华，重整旗鼓。
相传成吉思汗为他儿子娶了开尔脱（Kerart）部的公主为妻，这公主是个景教徒，所以在他的营内也有个景教寺。开尔脱的景教徒，都占有相当的权势，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在黄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随忽必烈入主中国复兴起来，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这个名称，在元朝的历史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缘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谓蒙古人呼基督徒为Arcoun，唐朝传景教之大德阿罗本，或即“”也里可温的古音。多桑译著《旭烈兀传》：
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剌伯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
但也里可温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聂斯脱里派的景教呢，还是佛兰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经这样说：
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
洪钧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温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难怪的，因为那时候所称的也里可温，正像现在人称基督教一样普通，变为任何派别不同的总名称。其实在镇江等地的也里可温，还是景教一派。从《至顺镇江志》考证，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温教徒叫马薛里吉思，他做了镇江的副达鲁花赤，在1278至1282年间，在城内外兴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热心宗教的情形，可以从《梁相记》中见之：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闻其所谓教者，……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侣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极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开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于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在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见《大兴国寺记》）
我们在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镇江也里可温的创始，与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当时的也里可温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马氏兴建七寺的时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国之始，仅仅镇江一地，已有那样伟大的建设，其他亦可想而知。关于镇江一隅的事实，后来在马哥孛罗的游记中，亦曾提到：
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
这明明说镇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园序《杨文杰东城记余》说道：
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同。（见《春在堂杂文》）
当时景教在中国的复兴，不下于唐朝，几乎弥漫到各地，固不独在镇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镇江、杭州，乃因镇江大兴国寺碑文独得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缘故。假若我们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据《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的一条记载：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奉圣旨教俺与御史台集贤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御史台集贤院崇福司来省里一处商量来，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可温教崇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会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
宣政院是管释教的，集贤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温的。当时杨暗普做江南释教总统，崇福司就根据他的奏章提出这番意见，以为也里可温所犯的勾当既这样多，就是有一百个官员，也管不了许多，可见也里可温人数之多了。再从《至顺镇江志》户口调查：寓户3 845之中，有也里可温23户；10 555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温106人；2 948单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温109人。从镇江一区而论，平均167户中，有一户是也里可温；63人中，有一个也里可温人。无怪这个崇福司官要着急了。若再从《元史》职官、列传去看，有许多职官写着也里可温字样的。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温散居着。有也里可温驻居的地方，当然有礼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顺帝纪》，说到别吉太后之丧，有下列的话：
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云云。
甘州有十字寺，马哥孛罗也提及过：
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二所。
别吉太后是个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记》也有“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的话。这不独可以知道别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证明也里可温教的普遍全国了。在《元史》中所称为也里可温人者，有不少是达官，是孝子，是良医，是学者，是义士；而且他们的名氏，又多与古基督徒相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见《元史》卷一四三本传），是聂斯脱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历代的达官，他曾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见《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们是元代大族，并且都是信也里可温的。黄溍曾著《马氏世谱》、余阙《合肥修城记》记马氏政绩，都有也里可温字样。
后来更有从地下掘出许多景教的遗迹，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块有十字的石碑，都是这时的遗物。泉州是中国中古时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后来的厦门，是唐朝以来一切阿剌伯人及其他外国商人教士们进出的地方，到现在还有许多关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遗迹。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几个有十字的墓石，大约也是十二、十三世纪的遗物。1919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发现了两块刻花的石碑，碑头上都有十字，与泉州出土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处，有几个义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着十三、十四世纪的年代。凡此皆足证明元代景教的发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