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古史述略 周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我们实在已不能详确知道。据书本上说：最古有盘古氏，他是一位天地开辟时的神人 。盘，三皇之后有五帝；这三皇五帝是哪些人，异说纷纭 。最古的说法：三皇是天皇、地皇、泰皇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最普通的说法：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 。五帝是伏羲、神农、 黄帝、唐尧、虞舜 。三皇五帝之中，最出名的是黄帝、尧、舜三个人。黄帝据说是中国民族的始祖，中国国家的建立者；他曾打败苗族 ，创制中国最早的文化 。创、舜是上古最伟大的圣人，他们能把“天下”看”做不是一家的私产，主张应该让顶有道德的人占居天子的高位。据说尧曾把天子的位子让给舜，舜也曾把天子的位子让给禹，这就是所谓“禅让”之制。三皇五帝之后有“三代”，三代是夏、商和周。夏代的第一朝君主便是禹，他所以有受舜的禅让的资格，是因为他曾治平当时“滔天”的洪水，有大功德于民的缘故。禹也曾想把天子之位让给他的臣下益，但因为他的儿子启很是贤能，受臣民的拥戴，继位为天子，因之“公天下”之制就一变而成“家天下”之制了。从启三传到帝相，因累代嗣位的天子都不贤明，夏朝的天下就被另一个国家有穷氏夺了去 ^[1] 。有有穷氏的国君唤做后羿，他打倒了夏朝之后，因荒于田猎，又被他的臣下寒浞所谋杀。寒浞杀羿之后并灭夏帝相，夏朝从此中绝。夏帝相的儿子唤做少康，寄寓在诸侯之国有虞氏，收集夏朝的余众，攻灭有穷氏，恢复夏朝的天下，这就是所谓“少康中兴”。

以上这些传说，经近代史家的考证，已知其完全不确 。大约夏代以前（包括夏代）的历史大部分只是些神话的变相，而少康以前尤不可信 。就是少康以后的夏代帝王，究竟有无其人，也不可知 。据传说：少康十一传到桀，因为虐待百姓，被商国的国君成汤所败，夏朝就灭亡了。

夏氏族的推测 夏代的真相究竟怎样，我们虽不得而知，但似乎也有些可以推测的地方：第一，“夏”这个氏族一定发展在黄河中游，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西部和山西省的西南部一带地方。据古书的记载：后来晋国的所在就是“夏虚” ，晋国初封在今山西省的西南部翼城县一带。又今河南省的西部伊、洛两水流域也传为夏人的故居 。从种种方面考察，河洛一带确是夏氏族建国的根据地，虽然他们或许是从西北方的“塞外”地方迁来的 ^[2] 。第二，夏氏族的文化一定是相当野蛮的。据现在考古学家考古的成绩，有文字可以确实证明的夏代遗物一件还没有，虽说或许隐藏在地下，但何以至今还不曾出现一件呢？所以我们假定：夏代或许还没有文字，即有文字，一定很幼稚而通用未广，这似乎不是很武断的结论！

商代的传说 商代，虽已有遗物和遗文发现，但其历史仍是相当的茫昧难明。据传说：商人的始祖唤做契，他的母亲唤做简狄，吞了燕鸟的卵，产生出他来。契住在殷的地方，武力很盛，许多国家都来归附，於是他便建立了商国 。契再传到相土，武功更盛，迁居到商丘地方（今河南商丘县） 。相土四传到振，亦称王亥，被有易国所杀。他的儿子上甲微攻灭有易，是商初的一位中兴之主 。上甲微六传到成汤，建都于亳（在今山东曹县附近），任用贤相伊尹，国势大兴，连灭韦、顾、昆吾等国，进兵灭夏，于是成为共主。汤三传到他的孙子太甲 ，被伊尹所放，后来又复天子之位。太甲十五传到盘庚，其间有兴有衰，迁都凡有五次。盘庚迁到黄河北岸的殷地（今河南安阳县）定居，直至商亡不再迁都 。盘庚三传到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甘盘，国势复兴，曾征伐鬼方，称殷中叶中兴之主。武丁八传到纣，沈迷酒色，行为暴虐，任用小人，民心离散，西方新兴的周国就起来把商国灭了。

商人的文化 商人的建国根据地大致是黄河的下游，就是现今的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交界一带地方 ^[3] 。他的文化，据近今考古家的考究，已相当的高尚，农业已经发明，畜牧渔猎的事业还很兴盛。重要的食物是谷类和肉类；喝酒的风俗最为盛行 ^[4] ，据说商朝人喝醉了酒，成夜呼叫，甚至拿白天当作晚上，同现在吸鸦片烟的人差不多，这当是商族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人穿衣已知用丝织品等 。居住似有穴居、室居两种 ^[5] ，用器有石器、陶器、骨器、铜器等，制造和雕刻都相当的精细 ，货币用贝（？）。大约殷代已由石器时代进为铜器时代，畜牧时代进至农业时代，穴居时代进至室居时代了。

周氏族的起源 言归正题，现在要谈到周人的历史了：周人姬姓，是起于西方的。据传说：周王室的始祖唤做后稷，他的母亲唤做姜嫄，她因为没有儿子，去祭祀祷告，在野地上看见一个大人（上帝）的脚迹，有意践踏上去，若被感动，便怀了孕，生出来的儿子就是后稷 。后稷出世之后，有许多灵异的事迹；在幼小的时候，就懂得种植的方法，长大后教导人民耕种，在有邰（今陕西武功县附近）地方建立了国家 。

关于后稷的故事，自然全是神话，但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第一，“姜嫄”似是拟名，从这名字上可以知道周人推其种源于姜姓，姜即是羌 ，是周人和羌人必有血统关系。第二，“后稷”乃是农神或农官之称 ，周人推他为祖，则周氏族必是以农业兴起的。第三，后稷建国于有邰，有邰地在西方，无甚异说，足见周人是西方的氏族。据近人的考究，他们或许与夏族是一大族下的两派分支 。

周氏族的发展 周王室真正的始祖大概是不窋。不窋据说是后稷的儿子，也有人主张是后稷的裔孙 。他当夏衰的时候，杂居于戎狄之间，没有什么事迹可以称道。不窋的儿子唤做鞠。鞠的儿子唤做公刘。公刘迁居豳地（在今陕西豳县附近），国势渐大 。公刘子庆节。庆节子皇仆。皇仆子差弗。差弗子毁隃。毁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亚圉。亚圉子公叔祖类。公叔祖类子太王 。据传说：太王一称古公亶父，他因避狄人的侵略，离开豳地，跨过梁山，迁居岐山下面的周原。休养生息，国力日强，就有“翦商”之志了。

看上面的叙述，可见周人原起于戎狄之间，立国似是很晚的。据古书的记载，从他们的始祖后稷算起，到代商而兴的文武两王，还只有十几代，比了商国从汤到纣已有三十王左右的还要减少一半，这是很可怀疑的事 ！所以我们假定周氏族立国的时代就在夏末或商初 。至于周国的兴盛，我们以为始自太王。太王与古公亶父是否真是一个人也颇成疑问：因为据《诗经》说，古公亶父的初年还是住在窑洞里的 ，而公刘迁豳时已经服用皆备，绝不像穴居的情形了 。而且《诗经》上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岂有在其迁岐之前还住在窑洞里的道理？我们以为：避狄迁岐自是古公亶父事。太王时周势已强，只有“翦商”的野心，而无“避狄”的怯志了。

周人东侵的开始 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唤做太伯，次子唤做虞仲，少子唤做季历。太王想把君位传给季历，太伯和虞仲避居吴地 。太王死，季历嗣位，是为王季。王季的时候，周国更加开发 。王季起兵伐西落鬼戎，俘虏了二十个“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兵大败。又攻克余无、始乎、翳徒等戎族。与商国开始发生了关系 。大约那时商王看见周国日盛，心存猜忌，据说王季是被商王文丁杀死的 。王季死后，子昌嗣位，是为文王。文王时周国已成为西方的伯主 。文王修治国内政事非常勤劳，并亲自耕田，以倡农业 。国内既富庶，就向外用兵，先后征伐昆夷、密须等国。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芮（在今陕西大荔县）两国先来归附，文王便渡河东征，攻克黎国（在今山西黎城县）和邘国（在今河南沁阳县），进逼商国的王畿，商人颇为震动。此后又攻灭崇国（在今陕西鄠县），迁都丰邑 （即崇国所在。至武王时又定镐京，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附近），势力日渐东进了。

大约王季的时候和文王的初年，周人正在统一西方，所谓西落鬼戎和燕京、余无、始乎、翳徒等戎以及昆夷、密须、虞、芮等国都在西方，东不过汾水流域（这是我的意见）。及到文王“戡黎”、“伐邘”，周人的势力才发展到商国王畿的附近。到文王灭崇迁丰后，周人的势力已不可遏止，而商国的危机也就渐渐临头了。传说有文王被商纣拘于羑里的故事，似乎不甚可信 ，如果可信，那末恐怕和“文丁杀季历”的事是出于同一的作用的。

周人的灭商 文王时周的国力已大盛，古书称他“三分天下有其二”，本可一举灭掉商国 ，但大功未成而死。子发嗣位，是为武王。武王先东征“观兵”于盟津（在今河南孟县），不久就率领西方诸侯大举伐商，从盟津渡河，与商军在牧野（在今河南淇县附近）地方开战，勇将师尚父奋力战斗，就把商国灭了 ^[6] 。

武王虽一战胜商，但商人似乎尚未完全屈服，所以他仍封商纣的儿子武庚於殷故地，命自己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监视着他。不久武王去世，他的儿子成王诵年幼，便由成王的叔父周公旦摄政 。在这个时候，周室的内部忽然发生变乱，原因是管叔、蔡叔们妒忌周公摄政，造出谣言，说周公要想自己坐天下，引得全国起了猜疑。于是纣子武庚就乘机联络管叔、蔡叔和商的与国淮夷、徐、奄等举兵反周，声势很是浩大。周公亲自率领大兵东征，打了好几年的仗，结果把敌人完全扑灭，东方也因此而平定；周人的王业这才算完成了 。

周人的东方封建 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就在东方大封同姓和功臣为诸侯以镇压商民 ^[7] 。其中最大的封国，在今山东省境内的有鲁和齐：鲁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都今曲阜县 。齐是周室功臣师尚父的封国，都今临淄县 。在今河南省内的有宋和卫：宋是降周的殷宗室微子启的封国，都今商丘县。卫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的封国，都今淇县。此外周人又灭了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的唐国，封给武王或成王的弟弟叔虞，后世改号晋国，都今翼城县 。以上五国中，宋、卫两国所占的都是殷商的旧地；宋国所封的是河南的殷虚；卫国所封的是河北的殷虚（便是从盘庚到纣时殷都附近的地方）。鲁、齐两国所占的都是殷商与国徐、奄等的旧地：鲁国所封的是徐、奄的故虚 ；齐国所封的是奄的同族蒲姑氏的故虚 。宋、卫、鲁、齐四国占据了殷商、徐、奄的旧土，服属东人和淮夷，于是周人东方之患才告平息。至于唐叔所封的晋国乃是河东的故夏虚，晋国的建立似是用以镇服戎狄的（戎狄的一部似是夏国的遗民） 。还有河南的故夏虚，周公在东征以后，把一部分顽抗的殷民迁了过来，叫他们在那里建筑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县），作为周室的东都，称为“成周”，以与武王所定的西都镐京又称“宗周”的相对 。东都既定，就由周公留守 。终西周一代，洛邑常为会诸侯发政令的处所 ^[8] ，这大约是因为镐京太偏于西，不易管辖东方，洛邑正居中土，容易统属诸侯的缘故。

宗法与封建制度的确立 传说周公建立东都后，曾制礼作乐，其事虽不甚可信，但周国的文化本很低下，灭商以后文化始大兴，则确是事实 ^[9] 。周代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宗法和封建的制度，据近人的考究，“宗法”制度大略是这样的：譬如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包括嫡长子的诸母弟与庶子）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封为卿大夫，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裔，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大宗则都称为庶。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本族则也为大宗。据后世礼家的记载，宗法系统仅限于大夫以下，诸侯以上宗统与君统合，并不以宗法名 。在宗法系统中，“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 。至于他们的详细情形究竟怎样，我们却不敢随意乱说。

据近人的研究，宗法制是从嫡庶制来的。商代以前没有嫡庶制。周人创立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等继统法而设；从继统法推到分封法，就产生出宗法制来 。在宗法制之下，从天子起到士为止，可以合成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中的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封建制度以分封同姓为原则，天子的封诸侯，诸侯的封大夫，都依宗法系统而定；所以封建制度是由家族系统扩充而成政治系统。封建制度的继续是靠宗法制度维系的 ！（庶民以下似乎不在宗法系统的范围以内 。虽然庶民在当时也有聚族而居的现象，但他们的宗族制大概是与贵族阶级两样的。据记载，庶人工商也有所谓“分亲” ，至于他们的“分亲”制度怎样，没有一点材料，我们也不敢乱说）

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在时间上是限于周代。那时候所谓全天下的土地，在名义上都是“王土”；住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名义上都是“王臣” 。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天下却是被分割成无数块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单位。周天子高高在上，把他势力所及的土地分封给他的亲族和姻戚，这就是所谓“诸侯”（小诸侯附属于大诸侯）。至于先朝的残余和本来独立的国家与部落，在名义上都被承认为周室统治下的诸侯。只有偏远和少数的野蛮部落，被鄙视为夷狄，而摈除于这个系统以外 。

诸侯以下有卿大夫士，也各有领土受诸侯的封予。卿大夫的家里又有所谓“家臣”（大贵族的家臣下还有家臣的家臣） ，受卿大夫的封予；他们或有食地，或无食地，大概都属于“士”阶层 。士以下有庶民工商：庶民是附属于土地的农民，也有在官府服役的低级人员 。据说农民和庶人的在官者之所得也分为好几层等级呢 。至于工商，大部分也是附属于官府的执事人员，他们的地位似乎稍高 。也有私人从事于工商业的 。士以上是贵族阶级，大致为有土有权的阶级；庶民工商为平民阶级，大致是无土无权的阶级。贵族与平民大致是世世代代继袭地位而不变的。平民以下还有奴隶阶级。关于奴隶阶级的情形，传下的史料不多，我们不能详细知道了 。

成康的治绩 当周公建定东都时，就把政权奉还了成王 。据说周公从摄政到归政，首尾共历七年 ^[10] ，周室的基业也就在这时期内确立了。成王亲政后，也很能尽心勤劳国事，周国大定 。成王死，子康王钊嗣位，克守先训，天下安宁 。据说，成、康两王之际，刑罚停止了四十多年 ，这话虽然过甚，但那时是周室的太平时期，则确是事实。

昭穆的南征 成、康两王时似是周室开国后休养生息的时代。康王以后，周室富强达于极点，于是就有南征的举动了。康王死，子昭王瑕嗣位。昭王亲自领兵南征荆楚，回军渡汉水时死在水中 。关于这件事史料太少，已无从知其详细，据我们的推测，大约昭王伐楚，离开根据地太远，深入蛮荒境内，遭了敌人的暗算，致不得善终而死。《左传》载齐桓公伐楚时拿“昭王南征而不复”的事责问楚人，楚人答复道：“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可见“昭王南征不复”的事必与楚国有关，而楚人所用以打击昭王的必是一种阴谋，所以能把这件事赖给汉水而自己不负责。出土的铜器有《宗周宝钟》，它的铭文说：“南国的人蹂躏我们的土地，王起兵去迎击讨伐，南人就派‘间’来迎‘邵王’，南夷东夷来见的有廿六国。”（原文：“南国 孳敢陷虐我土。王 伐其至， 伐厥都。 孳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这铭文里的“邵王”有人解释为昭王，也有人解“邵”为“相导”的意思 ^[11] 。如“邵王”确为昭王，那末昭王这次南征是很有成绩的。又铭文中的“间”字，如解为间谍，那末昭王的“不复”确是遭了南人的暗算。不过这铭文所指究竟是否昭王时事，还不能确定罢了。

昭王子穆王满嗣位，更大举征伐四夷。据记载：他曾征犬戎，得到四头白狼和白鹿 。又曾远巡西方，东方的徐戎作乱，穆王回军把他打破 ^[12] 。又有书说：那时徐戎的君主叫做偃王，能行仁义之道，割地往朝的有三十六国，犯了楚文王的忌，所以把他灭掉 ^[13] 。这件事是很可怀疑的 。我们至多只能承认周穆王有破徐的事罢了。《左传》说：“穆有涂山之会。” 涂山在今安徽省的寿县，这似是破徐后的举动，所以威服东南夷的。《左传》又说：“穆王周行天下。” 大约穆王确是一位勤于征伐巡狩的雄主。春秋时的管仲还说：“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迹以成名。” 可见不但穆王是雄主，就是昭王也是一位能法文武而成名的令主。《尚书·吕刑篇》旧说为穆王训告四方刑法的话。《史记》又说穆王命令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 。如果可信，那末穆王不但有武功，并且有相当的文治了。

周室的中衰 穆王传子共王繄扈。共王传子懿王囏。懿王时据说王室衰弱戎狄交侵 ，曾迁都犬丘 （在今陕西兴平县）。懿王传弟孝王辟方，孝王时和睦西戎，西方暂告安定 。孝王传懿王子夷王燮。夷王有恶疾，行为暴虐，周室更衰 。传到厉王胡，周室就起大乱了。

厉王失位与共和行政 厉王是夷王的儿子，秉性暴虐专制。此时周室财政上似发生困难，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弄得民怨沸腾，谤语大起。厉王得到一个“卫巫”，命他“监谤”，凡有谤王的人，即加刑杀，逼得国人不敢出言，在道路上大家以目示意。三年之后，国人作乱，厉王出奔彘地 （在今山西霍县）。于是造成所谓“共和行政”的局面。“共和行政”有两说。一说大臣召公、周公行政，号为“共和” 。一说诸侯中有个唤做“共伯和”的摄行王政，故称“共和行政” 。两说均有问题，我们不能偏信 ^[14] 。《左传》上只说：“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所以我们也只能承认厉王失位后由诸侯代行王政，至于究竟是周召二公，还是共伯和，我们便不敢武断了。据说，“共和行政”共十四年，厉王在彘地去世，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 。

厉王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据说楚熊渠曾因怕惧厉王的征伐而去王号不敢称，熊渠时楚国的势力已很强盛，尚且样样怕惧周室，可见那时周室之强 ；如厉王没有本领，楚人何至这样惧怕？我们以为，周厉王时实是王权和霸权交替的关键，正和晋厉公时是君权和卿权交替的关键一样。厉王厉行专制政治，厉公也厉行专制政治；厉公时晋势极盛，厉公之后尚有悼公的一度兴盛，厉王之后也尚有宣王的一度兴盛；厉王失位而“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厉公被弑而晋卿族遂强；前后的史迹正是如出一辙的。又国人作乱，驱逐天王，这似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事。自从有了周厉王被“流”的先例，于是列国间逐君的事便不断的发生，这又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先声了。

宣王中兴 周宣王号称中兴之主，其实并不见得有多大的了不得。古书上称述宣王失德的事情很多，例如：（一）不修亲耕之礼 ，（二）杀无辜之臣杜伯 ，（三）以私爱立鲁武公少子，以致鲁国内乱，王出师平乱，“诸侯从是而不睦” 。《国语》又称“厉、宣、幽、平而贪天祸” ，可见宣王未必能远胜其他三王，或竟尚不及厉王的英断，也未可知。《诗经》中《出车》、《六月》、《采芑》诸篇歌咏征伐 狁、荆蛮的事，《江汉》、《常武》诸篇歌咏征伐淮夷、徐方的事，旧说多指为宣王时候的诗 ^[15] ，但诗中并无宣王时作的确证，并且《史记·周本纪》中也不记载。我们所可确知的，只有宣王命秦仲为大夫，征伐西戎，秦仲战败被戎所杀；宣王又命秦仲之子庄公等伐破西戎 。又宣王曾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 ，“伐太原戎，不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 。又曾“丧南国之师，料民（计数人民）于太原” 。大约宣王时西戎已很强盛，大为周室之患，周室抵御他们已很吃力了。所谓“宣王中兴”，最初似只不过指他能恢复王政 。至于宣王的武功，虽不见得完全没有，但至多也不过如晋悼公般，表现强弩之末的余势罢了。

西周的灭亡 宣王死，子幽王宫涅嗣位，周室的危机就渐渐临头了。查西周的灭亡原因很多，可以考知的，大约有四：（一）黩武以致国力衰弱。周宣王时连年用兵，末年常遭失败，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必很重大，以致戎狄猖狂，诸侯离散 。幽王时的诗人曾说“今也日蹙国百里” ，可见周室衰弱时受戎狄侵陵的厉害 。（二）天灾的流行。《诗经》上说幽王时有“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情形 ，这当是指一种大地震之灾。又说：“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接连而来的天灾，使得人民流亡，边疆空虚，于是戎狄乘机而起，遂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了。（三）社会的动摇和政治的腐败。《诗经》上说：“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赦）之。” 可见西周末年，贵族间已有兼并土地人民的事情发生，这是封建社会动摇的第一声。又刑罚不中更使人民无所措手足了。（四）君主的昏庸。幽王任用匪人 ，宠信内妾，《诗经》上说：“艳妻煽方处。” 又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又说：“赫赫宗周，褒姒烕（灭）之。” 可见幽王信任妇寺们的谗言，以致发生内乱引起外患而亡国。

据古书上说，西周灭亡的经过是这样的：幽王宠爱庶妾褒姒，褒姒生子伯服，王废原来的申后和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逃奔舅家申国，申国的国君申侯就联合缯国和西夷犬戎攻周，幽王被杀于郦山下，西周就此灭亡 。这种记载，虽未必完全荒诞，但可疑之处甚多 。此外还有许多传奇式的故事，那更不可信了。我们以为西周的灭亡大约兼有内乱外患的成分。《左传》上说：“至于幽王，天下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即东都）。” 或许郦山之祸也同春秋时王子带之乱差不多，由周室内部发生变乱而召来外寇的。最奇怪的：缯是姒姓之国，本应帮助褒姒的，为何也去与帮助太子的申国联合？这是很难解释的。我们现在姑且假定：褒姒与所谓“攜王”是一党，他们作乱召来外寇缯人和犬戎，幽王实在是失败于攜王和褒姒的。申侯辅助太子，乘机收拾周室，所以他与诸侯共立平王（太子宜臼）于申；而平王的党晋文侯更杀死攜王，周室重告统一 。到诸侯拥平王立国于东都，周室就此东迁而在诸侯卵翼之下了。

西周史结论 统看西周史的大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一）周人武力是极强的，所以能以一个后起的小部落战胜为共主数百年的文化大邦，但其吸收文化的力量也很不弱，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连孔子也不得不“从周” 。从近代出土的西周器物上看，西周的文化确已胜过殷人，而其宗法和封建的制度，尤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基础。要了解中国，不能不先求了解周代的文化制度。（二）西周时代王室的统治力确不甚弱。终西周一代，除武庚、管、蔡等外，不闻有甚诸侯叛乱的事，且职责不缺，王室终臻于富裕 。又如周夷王的杀齐哀公，周厉王的威止楚人称王，周宣王的伐鲁更立鲁君而鲁人和诸侯都不敢抗，皆足表征西周王室统治力之强。（三）西周是西力东渐和北力南渐的时代。武王、周公的东征，“灭国者五十” ，不必说了。就是昭、穆二王的东南征，和《诗经》中《江汉》、《常武》等篇所叙说的平定徐方、淮夷的功绩“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西力的东南侵也就很可惊人了。古书上又载：“周幽为太室（即嵩山）之盟，戎狄畔之。” 是到幽王时还曾经营东方的。不但周人的势力东南侵，就是当时的蛮夷戎狄，也是向东南两方发展的：楚人本居今河南省西南部地方，西周中年以后，已渐向江汉流域发展去了 。徐戎和淮夷似乎本居今山东南部和淮水上游的，其后也渐窜向今江苏省北部淮水下游等地去 。至西戎姜戎、 狁、犬戎（二者为一族）等族的屡次东侵，也是表示着这种趋势。结果，西周灭亡，王室东迁，仍是这种趋势的余波：民族的东迁 和文化的西渐，正是整个周代历史的使命。

[1] 《潜夫论·五德志》云：“启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须洛汭，是为‘五观’。”《左传》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之代夏究在太康、仲康或帝相时，较古之书无明文，惟《伪古文尚书》以为在太康、仲康时。

[2] 《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昆仑）之阴。”《穆天子传》：“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又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逸周书·王会篇》：“禺氏騊 ，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正北空桐，大夏，莎车。”《淮南子·墬形篇》“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史记·封禅书》：“（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山海经·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案：据《吕氏春秋》，古大夏本在昆仑之东。据《穆天子传》，自宗周（指东都雒邑）至西夏五千九百里，自西夏至昆仑之丘二千二百里，西夏似即大夏，当在今甘肃西部或新疆东部。《逸周书》之“禺氏”当即月氏，与大夏相近，月氏本居今甘肃西部。空桐亦在近塞之地。流沙即西北大沙漠，伐大夏而涉流沙，亦大夏在甘、新境内之证。汉有大夏县，在今甘肃临夏县；又有大夏川，亦在今甘肃境；或大夏之人曾居于此。《唐书·西域传》称：大夏即吐火罗。吐火罗国本在于阗附近；今塔哈尔马干沙碛，即吐火罗碛之讹变（王国维先生《西胡考》说，见《观堂集林》）；则大夏或在今和阗附近。案夏虚亦称大夏（见昭元年《左传》），汉时中亚之大夏国有妫水，妫为虞舜之姓，虞夏同称，则大夏、西夏或与夏有关系；或大夏之人东迁而建夏国，或夏人西迁而为大夏，均未可知也。

[3] 商契居蕃，在今山东南部滕县一带，昭明相土居商丘，在今河南东部商丘县，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据孙之 说：有易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今本《竹书纪年》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其时商侯即王亥；《山海经注》引古本《纪年》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殷亦当在河北之地（或即盘庚所迁之殷）。汤居亳，在今山东曹县附近。仲丁迁嚣，《尚书正义》引李颙云“嚣在陈留浚仪县”，在今河南开封县附近；又引皇甫谧云：“仲丁自亳徙嚣，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仓。二说未知孰是也？”敖仓在今河南荥泽县附近。河亶甲迁相，在今河南安阳县附近（吕诚之先生引《吕史春秋·音初篇》“殷整甲徙宅西河”，云：“相正后世之相州也。”详《先秦史》）。祖乙迁邢，邢有二地：一在今河北邢台县，一在今河南温县附近。南庚迁奄，似即古奄国地，在今山东曲阜县附近。盘庚迁殷，又在今安阳县。

[4] 郭沫若氏云：“卜辞中记田猎的事项极多，罗辑卜辞一一六九条，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等九项。除五三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九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这很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个大概的情形。……当时的渔猎，确已成为游乐的行事，即是当时的生产状况，确已超过了渔猎时代。”“和田猎成反比例的，是卜辞中极少专为畜牧贞卜的事项。罗《释》仅列出‘刍牧’四条，附在六一一条的征伐之后，因为都是往刍或来牧之类战争开衅的原因。……假使单从数字的多少来作判断，好像当时的牧畜还不甚发达的一样，但这却是大错！当时牧畜发达的程度，真真有可以令人惊愕的地方，从文字上来说，后人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的六畜，在当时都已经成为了家畜，而在这六种普通的家畜之外，还有后人所没有的象。……六畜乃至七畜均已存在，其应用也很繁夥，例如服御田猎。……用作食物者，有羞（从羊）、豚（从豕）、镬（从隹，隹者禽也）诸字，可以证明。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的繁夥，其令人惊愕的，便是用作牺牲。罗《释》卜祭的五三八条，差不多每条都有用牲的记录。……六畜均用作牺牲，且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这不是牧畜最盛的时代是决难办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徐中舒氏云：“日本小岛祜马《殷代之产业》一文，曾就罗氏《考释》一书统计甲骨文中关于农事的记载，有卜年岁凶丰的二二次，卜风雨的数次（共七七次，内中大部分与出入田猎有关）。关于农事的文字，有‘农’、‘啬’、‘圃’、‘畯’、‘禾’、‘黍’、‘麦’、‘米’、‘糠’、‘桑’、‘年’诸字，今再检甲骨文，还有‘耤’、‘丽’、‘男’、‘甽’、‘礓’、‘峀’、‘ ’、‘季’、‘秦’、‘稷’诸字，可补小岛所不及。此诸字自一二见至数十见不等。还有偏旁与农事有关而字不可识者，尚未写入。从数量上看，都足以表示殷代农业之盛。王国维说殷代饮酒之风极盛，传世酒器尊、卣、爵之类，十之七八为殷代物。武庚既灭，周公以殷遗民封康叔于卫，作《酒诰》，以殷为戒。微子也说：‘我用沈酗于酒。’又说：‘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他们饮酒的风气甚至于亡国。即此一点，已可以证明其农产物的丰富了。”（据朱芳圃《甲骨学商史编》转引）

[5] 李济氏云：“在殷虚第四、五、六三次的发掘，……对于殷代宗庙明堂宫室的建筑方式，我们可以想象成型。……坂筑的土基，大都作长方形；四围多有大石卵，石卵与石卵之间，虽不十分正确相对，总保持相当的距离，我们可以想象石卵是柱磉，上面安柱。由此可以想象门在何处，内室在何处了。再进一步，想象彼时的上面建筑，既无砖，又无瓦，想必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概是近于真实的。……我们又于坑土之下层，发见了长方坎，有十公尺大小，有阶级可上下；其间发见了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足证在坂筑以前，还有穴居的遗迹。究竟那是殷代的遗迹，还是殷代以前的遗迹，现在还无法证明。这种坎穴，面积很大，和上海里巷厢房相上下；坎的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的坚固。也有几个套成的坎穴，一个套一个。甲骨文中的‘宫’字作下式：

这样的宫室固然简陋，但古人并无宫室怎样宏大之说。地下挖了一个洞，地边一堵墙，上加遮盖以蔽风雨，人居其中，冬温夏凉。这并非凭臆悬想的，《诗》说‘陶复陶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钱宝钧氏云：“殷人居室状况，确有居穴及宫室两种。换言之，即殷之末世确为由穴居进而为宫室居住之过渡时期则无疑问也。”（《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

[6] 《诗·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陈）于牧野，维予侯兴。……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 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如鹰之飞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于是武王遍告诸侯，……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挑战），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兵皆崩畔纣。”是武王东征，先后凡两次，而牧野之战，以师尚父为最著武勇之功也。

[7]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崔述云：“按周之封同姓，成 以为武王，富辰以为周公。以经传考之：卫封于武王世，鲁与晋封于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尽合。……盖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与召公对举，则称周公焉。其实乃陆续所封，不可概谓之武王，尤不得专属之周公也。”（《丰镐考信别录》卷二）案：崔说固近理，然卫亦封于成王世，非武王世，崔氏误从宋儒之臆说耳。武王克商大功未集，即有封建，数必不多；周公东征，东土大定，诸侯之封，大半当在此时，故以僖二十四年《传》所言为近是！定公四年《左传》亦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并足为证！《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案：武王时东土尚未平定，安得封太公于营丘，太公封齐当亦在成王世。傅斯年氏云：“‘齐’者，‘济’也，济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济，其裔在春秋为风姓；而营丘又在济水之东。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国乎？尚父、侯伋两世历为周辅，能远就国于如此之东国乎？”（《大东小东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其疑是也！

[8] 《逸周书》有《王会篇》，云：“成周之会。”孔晁注：“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及四夷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令彝铭》：“佳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 （出）令，舍三事令，眔（及） 族（士）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可见成周在西周时本为纠合诸侯发号施令之所。（成周为东都大名，说详拙作《春秋王都辨疑》，《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

[9] 《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孟子·离娄》：“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尚书大传》：“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史记·周本纪》：“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崔述云：“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注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适从也。”“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案：……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孔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后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余，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余，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于下也。……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于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后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而鲁三桓作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于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于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于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于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在春秋以后明甚！……郑世子忽取于陈，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谓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后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昉于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丰镐考信录》卷五）案：崔说至辨！《周官》为后世拟作，人多知之，惟一般人尚多信《仪礼》为周公书，辨以为出后世者，以崔说为最精详，故删录其文如上。然周公制礼之事，亦不能断其必无，《论语·述而篇》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泰伯篇》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书·金縢篇》载周公祝辞云：“予仁若（而）考（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此皆较早之记载，则周公确为多材多艺之人，其能制礼乐，亦意中事也。崔述云：“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同上）。其说近矣！徐中舒氏云：“现在我们依据铜器的研究，更得一种消极的论证，就是从没有发见一件周初大王至武王时的铜器。……假使他们那时文化与殷人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没有一件铭功的彝器留传到现在呢？……铜器中既无确可证明为武王以前之物，及成王时遗物的寥寥，我们因此断定周初文化的幼稚，这也似非过论。”（《殷周文化之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案：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列西周器：武王时凡二器，其第二器是否属武王时，尚未可定（郭氏定此器为武王时器之证据惟“克商”二字，然周公成王时亦有克商之事，未为强证。且本器又有“在成 ”语，“成 ”似即成周，则仍为成王时器也）。成王时凡二十七器，确否虽亦未可尽定，然大部固周公东征后所作也。盖周人文化承自殷人，故至周公东征后，与东土关系大密，周国文化乃亦大兴也。此时周人而有制礼作乐之事，亦固其所。

[10] 《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书大传》、《礼记·明堂位》等书皆云：“七年致政于成王。”宋以前儒者多谓此《洛诰》末句为周公摄政践阼之年数。蔡沈《书集传》则云：“吴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后，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诞保文武受命’，公之复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于其终，计其年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盖始终公之辞云。”案：此实为古代纪年之法：《 卣铭》云：“佳明保殷成周年。”《中 铭》云：“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旅鼎铭》云：“佳公大保来伐反尸（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臣辰 铭》云：“佳王大龠于宗周， 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所谓“佳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犹言“惟明保殷周年”也。又考甲骨卜辞纪年之法先日次月后年，如：“癸未王卜贞： 肜日，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 自 。在四月，佳王二祀。”“癸丑卜，易贞，王旬亡畎。在六月。甲寅， 上甲。王廿祀。”“癸未卜，在上 贞：王甸亡 。在□月，王廿司（祀）。”“□ 翌日，自上甲至多后，□自畎。在九月，佳王五祀。”案《洛诰》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与卜辞纪年月日之例何等相似，足见《洛诰》篇末一语实为纪年而非指周公在洛之年也，据此考证，则周公受命先后凡七年，可无疑问矣！

[11] 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云：“此钟（宗周宝钟）余以为乃昭王所作，铭中之‘㞋 乃遣间来逆邵王’即昭王，‘邵’乃生号非死谥。又其‘㝬其万年㽙保四或’之‘㝬’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当从害声，与瑕同纽。惟此有异说：孙诒让有《绍我周王见休义》（《籀稿述林》三），解《孟子·滕文公》下篇所出此语（郑玄《禹贡注》引此语以为《胤征》文，“绍”作“昭”），以‘绍’为《尔雅·释诂》‘诏相亮左右，相导也’之‘诏’，其说至确！文末徵及本铭云：‘近时所出《宗周钟铭》记王伐服子事云：㞋 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尸（夷通）东尸具见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有功，蕃国来归之事，邵王与绍我周王之绍声义亦正同。”近时唐兰亦主此说，并云：“周初无钟，本铭字体亦不甚古，疑是厉王时器，厉王名胡，胡㝬音亦近转。”（据来简）今案：孙、唐二氏说均有至理，而尤以唐说为进步：盖孙解在谥法旧说未破以前，唐说在谥法旧说既破以后，更有确可成为问题之三证也。惟本铭乃有韵律之文，如“邵”字解为动词，则“来逆邵”三动词相叠，此下单系一“王”字，音节欠谐，“邵”下必当安一字，如“乃”如“周”之类，方能和协。以文字言，字体虽不及《盂鼎》等之雄厚，然较之恭懿时器文之散漫，已有云泥之感。而如南字作 ，百字作 ，除画有粗细而外，与《大盂鼎》文全同。又如首语“王肇遹眚文、武，堇礓疆土”，与《大盂鼎》“ 我其遹 先王，受民受礓土”，辞例亦无二致。再以器制言，周钟乃由殷铎演化而成，殷铎有柄，执而鸣之，周钟则倒悬，然备斡旋之甬，实铎柄之孑遗也。本器乃有甬 ，枚长，铣侈，于上剜。文在甬斡上为饕餮，在篆上为两首之蜺与武英殿《史簋》之腹纹作饕餮，缘带及足带之作两首蜺形者相同；凡此均不失为古钟之典型。周初虽未见有钟，然周钟必有其原时，以此当之或不无突兀之感，恐前此者尚有之，尚待发掘耳。

[12] 《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 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赵世家》：“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13] 《韩非子·五蠹篇》：“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淮南子·人间篇》说略同，“荆文王”作“楚庄王”。《后汉书·东夷传》则作：“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穆王后得骥 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14] 第一说不见于较古之书，疑出史公想象。梁玉绳云：“周、召本王朝卿士，傥果摄天子之事，不可言释位；别立名称若后世之年号，古亦无此法；故颜师古以史公之说为无据也。”（《史记志疑》卷三）第二说疑窦亦甚多。崔述云：“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后，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丰镐考信录》卷七）案：《史记正义》云：“共伯（指卫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盖张守节疑共伯和即卫武公，其故以《卫世家》云：“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卫武公之兄曰“共伯”，而武公名“和”，适合“共伯和”之称，故张氏以为“共伯和”即指卫武公。然难解者为年代问题：卫武公之立，据《史记》在宣王时，厉王时和尚为卫庶子，安得有“干王位”之事？惟考《毛诗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则武公之立或当厉王之世，可以有摄行王政之事矣。崔述亦云：“《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云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于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于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于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则此年世宁可深信。”（同上卷八）考《毛诗序》又云：“《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柏舟》虽未必为共姜之诗，然卫世子共伯蚤死之说，理或可信。胡承珙云：“若云（武公）立于宣王十五年，则武公即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长于武公，共姜应老，父母何为欲嫁之？则史迁所谓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据。盖共伯早丧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当厉王之世，恐忠言不足信，故托为父兄师傅训己之辞。……此虽与《笺》有异同，然于经义似较协也。”（《毛诗后笺》）又卫共伯之“共”实亦国名而非谥，春秋时郑有共叔段，“共叔”犹“共伯”也。古共国在今河南辉县，卫初都朝歌，在今淇县，盖邻邑耳。故太叔奔共，其子公孙滑遂奔卫也。卫君之称“共伯”，犹晋君之称“鄂侯”，周王之称“汾王”，以所处之地名。卫本诸侯之长，称伯，《毛诗序》云：“《旄丘》，责卫伯也。”周公封康叔于卫，本为牧伯，故《康诰》称“孟侯”，亦犹言诸侯之长耳。《史记·卫世家》自顷侯以前六世皆称“伯”，惟云：“顷侯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则以“伯”为伯爵之“伯”，似误！《鲁连子》明云“共伯复归国于卫”，可见“共伯”即“卫伯”也。卫武公本西周末期之显诸侯，又为东方诸侯之伯，而较齐、鲁诸国为近于王室，入为王官与问王政，本极可能之事也。谓为干位”，或传闻之过耳。共伯和为贤君，卫武公亦为贤君，其国与爵与名又相同，似非偶然之事。惟确证尚少，姑备一说，不敢以入正文也。（又《师 铭》有白〔伯〕騄父，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以为即共伯和，其说无甚确据。）

[15] 《毛诗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戎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禞杜》以勤归也。”是以《采薇》、《出车》等为文王时诗也。《史记》以《出车》、《六月》为周襄王时作。《汉书》以《采薇》为刺懿王诗，《出车》、《六月》为美宣王诗。《毛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崔述云：“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之时诗有南仲。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 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 狁。然则此（《出车》）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 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王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而马融上书亦称 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丰镐考信录》卷七）案：《采薇》、《出车》、《六月》、《采芑》、《江汉》、《常武》诸篇，事皆相应，其为一时之诗，可以无疑。惟径以为宣王时作，尚有可疑耳。余别有辨。 xqbNmX1sFL/bDwARkPiLFupG8/FRDB4PglaPuMytPvDxixOafAjUAVDyyUrSTb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