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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先生，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章卷益、卷益、童疑，1908年5月26日生于安徽芜湖。原籍浙江鄞县，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员，举家迁居安徽。
童书业先生自幼体弱多病，因而经历了与其同龄人不同的认知历程，除断续在上海寰球小学、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北京京华美术学院等学校读过数年书外，自四岁识字起，多系请先生在家教授经史书画。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柢。1933年著《论语解诂》，此为他治经史之始。1934年至杭州，在王季欢先生指导下著《版本述》，以王季欢之名发表于《浙江图书馆馆刊》，此为他发表文章之始。他又将其1933年所著《虞书疏证》寄顾颉刚先生处请教，并在《浙江图书馆馆刊》发表《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顾颉刚先生极为欣赏童书业先生的才华。顾先生到杭州奔丧时，即顺道访谈，并邀他到北平协助从事古史研究。1935年夏他赴北平，在顾颉刚先生处任研究助理。1935年至1937年是童书业先生治学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治学的第一个高峰。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积蓄已久的学术生命力喷薄而出，写就了大量古史古籍考辨的文章，同时开始了他的历史地理、绘画史的研究。1937年9月他离开北平到上海，任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兼民立女子中学教员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讲师，顾颉刚先生自成都委任其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1941年他离开上海到宜兴、安庆、常州一带，辗转于各地中学任教谋生。1945年返回上海，至1949年8月，历任上海博物馆干事、历史部主任、总务部主任，并在复旦大学代课，又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艰辛的生存环境中，他仍在学术研究中奋进，开始了瓷器史、美学、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也在逐步加深。1949年8月，应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青岛市人民代表、山东省九三学社科学研究委员、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于1968年1月8日以未满甲子之年谢世。
《春秋史》的写作，发端于1935年至1937年间，完成于1941年。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史》序言中说：
这部《春秋史》，原稿本是顾颉刚师在北平燕京、北京两大学所用讲义，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全是秉承顾师的（所以书中议论有与本人不合处）。事变之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地到安庆，又由安庆带到上海，虽在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去年夏间，接着顾师从成都来的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的体裁尚好，当年写时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书本是你写的，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你一人名义出版罢！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因人事的牵缠，直到今年六月才得勉强竣事：凡原稿缺略处，已大致补充；错误处，也已大致修正；体例次序等也略有变更。虽不能说十分惬意，但总算尽过一番心了（原稿文字有稍嫌繁赘处，因曾经顾师阅定，除必须修改处外，一概仍旧）。
本书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16万言，考证部分预定30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
童书业先生1936年在北平时即精心搜集和考订春秋史史料，作成《春秋考信录》。至辗转到上海时，此稿已不完善，再作搜集工作，遗憾的是1941年以后更为动荡的战乱生活使他花费多年心血所作的《春秋考信录》遗失，《春秋史》之另一部分终未能与《春秋史》合璧。但其考证之详可从第一章《西周史略》的注释中略窥一斑。
《春秋史》是一部将极深奥繁复的考证化为极通俗浅显的白话文写出之作。文中甚而将古文古诗皆译作白话文。吕思勉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
《春秋史》从面世至今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赞赏。吕思勉先生在序言中即说：“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至1989年中国书目出版社出版《中国历史学四十年》时，李学勤先生主撰《先秦史》部分，写到春秋史研究状况时，还说：
就专著而言，迄今还没有代替建国前出版的童书业《春秋史》这一部书。
确实，《春秋史》是童书业先生的代表作，展示了他的学术精芒，才识渊海。书中所体现的学术理念及其研究成果，至今仍受到治史者的尊重。
童书业先生的学术渊源有二：一为考据，一为理论。推其考据学源，除自幼熟读古籍，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在心胸中烂熟已久外，从其所撰《古文约编》及《桐城文选》二书之序言中，可知其深受桐城派影响。《古文约编》序中说：
昔曾涤生氏欲抄古文五十篇，以为揣摩之资，又极推崇桐城姚氏之学，以为古文正宗。余读方、姚诸君文，信乎举天下之美无以易，而惜抱轩所辑《古文辞类纂》，尤精粹详备。惜其篇帙繁重，学者苦难卒业，久思订为约编，而未得间。癸未春，余自张渚返皖，家居多暇，乃取姚氏《类纂》选文六十四首，为此约编一卷，以便初学，亦曾氏之意云尔。
《桐城文选》序云：
余自束发受书，即闻桐城古文之名。……岁丁丑，东事起，避地枞阳。枞阳，桐城之名镇而刘才甫先生之故里也。……悉心采访，城乡僻邑无不涉足，得桐城一邑名流所为诗文集几百通，去芜存精，益以县志所载，凡得文六百余首，汇为一集，其闻名天下者犹不预焉。戊寅六月，皖城既陷，余与舍弟柔嘉问道走沪滨，教读之余，复搜采传世桐城名家文集，自姚惜抱以降，更得二十余家，又增以他乡人之为桐城古文有名者三十余家，合前所集得人百四十七，文千七百五十有二，亦可谓集桐城古文之成矣。
惜此二部文集皆毁于战乱，现已无踪可觅。皖派治学向来善于在一个个专题范围内对一个较小问题进行十分精深的研究，得出创造性的结论。桐城派大家文章气势之磅礴、逻辑推理之精密、结构之严谨，他很是赞赏。而影响他疑古观念最深的一个历史人物，是以辨伪、考证擅名的清代学者崔述（号东壁）。他非常推崇崔东壁，崔有《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等，他就作《春秋考信录》，且欲将此作为崔氏《考信录》之续编；崔有《知非集》，他将自己的诗文集亦定名为《知非集》，又将自撰的个人简谱定名为《知非简谱》；而且一度以“童疑”为自己的笔名。与他学术生涯密切相关的现实人物则是大学者顾颉刚先生。顾先生所创“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此论首见于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发了学术界古史大论战。1926年顾先生将有关的研讨辩论之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由北平朴社印行。顾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详论其古史研究新方法。史学界自此崛起了以疑古为旗帜，以考辨古史文献真伪为职志的“古史辨派”。童书业先生见到《古史辨》时，才二十岁出头。他深感顾先生的史学观点和考据方法正与自己的学术志向相吻合，从此更坚定不移地走疑古辨伪考据求真的治学之路。并且，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涵养、非凡的学术功力、丰富的研究硕果，成为古史辨派的一位后期主将。《古史辨》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第七册即由他编辑。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整套七册重印面世。
《春秋史》中古史辨派的特征是很明显的，随拾几例如下：
封建社会之上有一个天王，所以神鬼世界之上也有一位上帝。封建社会里有大小封君，都统属于天王，所以神鬼世界里也有大小神祇，都统属于上帝。（第114页）
上帝之外，最有权威的神祇便是掌管人们所住的土地的社神和掌管人们所吃的谷类的稷神。社神又称“后土”，他的名字唤做禹，又叫勾龙，他是受上帝之命下凡来平治水土的伟人。稷神又称“后稷”（又有田神称“田祖”，或许即是稷的化身），他的名字就唤做稷，他也是受上帝之命下凡来播植谷种的天使。（第115页）
越国王室的始祖据说是夏少康的庶子无余，禹巡行天下，死于会稽；少康恐怕禹在会稽的祭祀绝了，于是封庶子无余于越，典守祭禹的礼节。这个说法也是毫不足信的：禹会会稽，究竟在什么地方，到现在还不能确定。何况这种传说本是一种神话，万不能当作事实看。（第135页）
管仲字夷吾，据《史记》说他是颍上的人氏，大约是周的同姓管国（在今河南郑县）之后。又据《史记》说，他少年时曾与鲍叔牙交好，鲍叔牙知道他的贤能，很敬重他。管仲那时极贫穷，与鲍叔牙一同出外经商，等到分利息的时候，管仲常常欺侮鲍叔牙，自己多要好处；鲍叔牙始终不同他计较，仍是很善待他。这段故事实在是不甚可信的。我们知道管仲是齐大夫管庄仲的儿子，乃是贵族阶级，怎会有微贱而经商的事呢？（商人在古代是微贱的阶级）这恐怕只是战国人用了战国的时代观念造出的故事（这段故事始见于《吕氏春秋》）。（第158页）
童书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一样，认为中国民族是一个逐渐融合的复合体。他在《春秋史》第四章一开始就说：
中国民族是一个复合体。其中最主要的体干当然是所谓“华夏”族。但这“华夏”族，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他也是一个复合体。原来古代所谓“中国”人其实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的代表是殷商，西支的代表是夏周。夏商周三代原是三个不同的氏族。殷商起自东方，血统与东方夷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来，或竟与淮夷为一族。夏人起自西北，其种族来源不可确知，但与周人的关系必很密切。周人起自西方，血统与西方戎族很是接近，从种种方面看来，或竟与氐羌为一族。至于姜姓各国，更是西羌的近支，近人已论定了。至春秋时人所谓“华夏”，实是文明伟大的意思；所谓“中国”便是天下之中的意思；其意义只是文化的与地域的，种族的意义很少。如果讲起种族来，则当时所谓“夷蛮戎狄”不是“诸夏”的血族，也都是他们的近亲。
周人起于陕西，那地方大约本是夏人根据地的一部，他们又或者与夏人有些渊源，所以自称“夏”。因周人势力的扩展，“夏”的一个名词就渐渐成为中原人的通称。春秋时中原人常常自称“华夏”而称文化落后住在山林里的氏族为“蛮夷戎狄”。——“夷”“夏”对立的观念于是确立，渐渐变成种族的称号了。（第122页）
至第十七章总结春秋时期的历史时又说：
春秋时诸夏民族住在中原，四边和较僻野的地方都是给所谓蛮、夷、戎、狄等部族住着。诸夏想同化蛮族，蛮族也想征服诸夏；两方势力一经接触，诸夏在武力上就不免吃了大亏。于是中原各国互相联结，共同御外；在这样情势之下出现了伯主制度。一班伯主的中心事业便是“尊王”和“攘夷”。“尊王”是团结本族的手段，“攘夷”是抵御外寇的口号。
那时蛮族中最强盛的，南方有楚，北方有狄，所以攘楚和御狄就成了当时中原伯主最注意的事情。结果狄族由被抗而分散，楚人由被攘而同化。到了春秋末年，北方的狄族尽被晋国并吞，东方的夷、戎等族也被齐、鲁等国所征服，西方和中原的戎族早已衰微，被晋、秦、楚等国所瓜分，而南蛮的楚在这时也已率领南方诸族变成诸夏的一分子了。
东南方的蛮族吴和越从春秋中年起也渐渐加入诸夏的团体，经过了约百年间的相拒相迎，到了春秋之末，吴国和灭吴的越国竟变成了东夏的盟主了。楚、吴、越等国本来文化较高，他们很早就有文字，并不是真正的化外蛮民，所以受诸夏的同化也比较容易些。
上古的许多不同的种族，就是在春秋时代混合而成立了一个整个的“华夏民族”。（第278页）
童书业先生并不否认夏朝及夏朝以前中国文明的存在，仅因史料不足而对古籍所言这段历史事迹不敢肯定而已。他在《春秋史》第一章《西周史略》注［11］中说：
少康以前之古史，事迹甚为详尽，皆出神话传说，不可信据，已详拙编《古史辨》第七册。少康以后之古史较近有史时代，或事迹简略，或说近情理，只可暂列之于存疑。（第17页）
注［12］在引《史记·夏本纪》少康至桀的夏世系后，又说：
除孔甲与桀外，少康以后之夏朝帝王几均只存留个名字，其人之有无虽不可知，但单造几个名字，似无此需要。（第18页）
如此的认识，在《浙江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六期（1935年12月）所发表的《“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已有说明。有关夏朝，他在文中说，到了《诗》、《书》时代，“对夏的早世情况已经不大明白了”。
童书业先生和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学者一起辨伪的功绩在于：打破了以前作为信史的“三皇五帝”至夏的古史系统，将其回归至神话传说时代。他们廓清的这一段历史时空有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努力求索，填实以这段时空的历史真实。由于有着这疑古求真的精神，童先生也在古史古籍、历史地理、绘画史、瓷器史诸领域中确有不少发现，求得若干真相。
童书业先生在运用古史辨派治学方法的同时，注意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接触和吸纳。1929年，他读了陈独秀的著作，思想为之大变。同年“复读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受其影响”（《知非简谱》）。此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童先生将此书一读再读，并坦言“受其影响”，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很早就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关注和重视。1966年，他在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即明言写《春秋史》过程中，已着意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了。《春秋史》中确实有不少地方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一般过程，经济的变化是社会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如第二章第一个小标题即为《经济是历史的重心》，开头就写道：
无论哪种社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经济是历史的重心”这个原则，是近代东西史家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我们要讲社会的情形便不得不先讲经济的情形。（第59页）
在写到封建社会的瓦解时，说道：
封建社会动摇的外在原因——也可以说是摧毁封建社会的原动力——便是产业的发达。铁制耕器与牛耕的发明和农业一般技术的改进，使农村日加开发。同时铁器又使手工业进步。农业的进步又促进了商业的发达。进步的农工商业便提高了人民的地位，使上层阶级格外容易倒塌。到了大夫取得诸侯的地位，武士成了文士，吸收下层阶级的优秀分子，另组成一个社会中最有势力的阶层时，封建社会的命运已大半告终了！
同时，他也很注重历史现象与它产生的时代环境的关联。在第十四章《孔子的出现》中首先写了孔子所处的时代，“孔子的时代是封建制度开始总崩溃的时代……其时中原各国不但政权落在大夫手里，而且大夫的家臣也有很多看了大夫的榜样，起来代行大夫的职权的。孔子的祖国——鲁国，表现这种趋势最是明显”，这是所谓“冠履倒置”的时代。至评价孔子时，便道：
严格说起来，孔子只是个周礼的保存者和发挥者，他的思想并不见怎样的了不得。但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但这究竟是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所造成的事实，并不由于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第254页）
同时，他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他说到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后，评道：
即此可以知道一国的强盛固然需要其他内在和外在的条件，而大政治家的有益国人，也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第160页）
对郑国的子产更是赞不绝口：
当春秋后半期，郑国因连受晋、楚两国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弄得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视，内乱迭起。所以郑国的内政比较他国格外难治。幸而“时势造英雄”，出来了一位很能干的政治家叫做子产，由他来勉强维持危局。（第240页）
到春秋时，人本主义渐渐起来……最有名的，是郑国的大夫子产。他既博学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曾经说过“天道远，人道迩”的话。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旧习惯，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后的大圣人孔子还要开明。（第250页）
童书业先生在考证历史真相时，并不机械地肯定这或否定那，而且即使在他认为不可视作信史的一些古籍中，他仍会实事求是地肯定内中所蕴含、折射的史实。
童书业先生的学术渊源由考据和理论这两部分组成。随着他的学术研究的深入，其考据与理论不断地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即理论研究都以考证出的历史真相为基础，考据时都以全方位客观求真的理论为准绳，使考证出来的结论更符合历史的真相，遂凝聚成他自己的学术特色：“会通”。《春秋史》是一部考据论著，也正体现了这种用功深湛，运理精审，融会贯通的学术特色。
他在《春秋史》序言中说：
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本书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整部《春秋史》确实都贯穿着他的会通理念。从纵向而言，大至从太古直至战国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二百四十二年春秋时期周及各主要封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关系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脉络，小至某一具体现象的缘起、发展、结局，都梳理得清清楚楚。从横向说，对春秋时期的周王朝和各封国，以及各封国与夹杂在封国间或周边的少数族之间错综复杂关系，此消彼长的势力，乃至各自内部微妙嬗变，无一不交待明确。这梳理清晰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将我国动荡变化最激烈时期之一的春秋时期的各个方面动态地展示给读者。现试将这网络作一个大概的说明。
第一章之《传说中的古史述略》中，以“据书本上说”开头，极简约地将古史系统理到夏。然后说：
夏代的真相究竟怎样，我们虽不得而知，但似乎也有些可以推测的地方：第一，“夏”这个氏族一定发展在黄河中游，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西部和山西省的西南部一带地方……从种种方面考察，河洛一带确是夏氏族建国的根据地，虽然他们或许是从西北方的“塞外”地方迁来的。第二，夏氏族的文化一定是相当野蛮的。据现在考古学家考古的成绩，有文字可以确实证明的夏代遗物一件还没有，虽说或许隐藏在地下，但何以至今还不曾出现一件呢？所以我们假定：夏代或许还没有文字，即有文字，一定很幼稚而通用未广，这似乎不是很武断的结论。（第2页）
商人的建国根据地大致是黄河的下游，就是现今的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交界一带地方。他的文化，据近今考古家的考究，已相当的高尚……大约殷代已由石器时代进为铜器时代，畜牧时代进至农业时代，穴居时代进至室居时代了。（第3页）
写至西周即相当全面，从周族的起源直至西周的灭亡，其间大事都简约写出并以注释的形式详加考证。尤为令人瞩目的是他写道：
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在时间上是限于周代。（第8页）
从近代出土的西周器物上看，西周的文化确已胜过殷人，而其宗法和封建的制度，尤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基础。要了解中国，不能不先求了解周代的文化制度。（第14页）
至周公东征后，与东土关系大密，周国文化乃亦大兴也。（第40页）
我们以为：周厉王时实是王权和霸权交替的关键。正和晋厉公时是君权与卿权交替的关键一样。（第11页）
自从有了周厉王被“流”的先例，于是列国间逐君的事便不断的发生，这又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先声了。（第11页）
西周末年，贵族间已有兼并土地人民的事情发生，这是封建社会动摇的第一声。（第13页）
这里，童书业先生揭出了西周发展中的一些关键。他不仅考证历史的真相、叙述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实质。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他史学研究的精髓所在，这在《春秋史》中比比皆是，且举数例：
“西周”和“春秋”是个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这时代的思想，是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同时各项学术也都渐渐脱离宗教的势力而独立。（第121页）
（齐桓公送晋惠公回国即位）这是东方国家与西方黄河上游的国家正式发生关系之始。（第171页）
后来的儒家特别注重君臣的礼节，他们号为祖述三王，实在乃是祖述的五霸啊！（第171页）
戎狄的衰亡，就是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扩大。（第259页）
自第二章至第十七章全述春秋时期，从章次目录看是全面而详细地囊括了春秋时期所有之事。不仅大事的变迁，甚而连衣食住行、恋爱、婚丧、各种礼仪、风俗、文明程度较低的种族的兴衰及与中原各“华夏”国的融合等等，皆条理分明地写出。
童书业先生认为：
春秋战国之间，是中国社会组织变迁得最厉害的时代。此除了现代以外，没有一个时代能与它相提并论的。（第243页）
他用第十三章整章将春秋中期以后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诸方面的变迁概括写出，使战国新局面出现的缘起有了清晰的理路。
仅此粗略地梳理一下，即可看出《春秋史》确实充分地展示了童书业先生会通的治学理念。
《春秋史》是一部以白话文写出的考据论著，虽因《春秋考信录》的毁于战火，全书的考据面目已不易显现。但是，从第一章的注释，从书中每一个地名下都括有现地名（按：写作时的地名），从对春秋时期每件事的来龙去脉的极为肯定的叙写，都可以看出这部书是以考据求真的材料为坚实基础而写就的。我们还可以从书中“不敢乱说”、“不敢武断”、“不能详细知道了”、“不敢确切回答”等表述，看出童书业先生考据之严谨。他绝不草率下结论，亦不会盲从他人的结论，即或是他推崇之人亦概莫能外。这点可以从第一章注释中他对崔东壁某些观点的否定充分看出。如注［39］引崔氏对太伯、仲雍之考证后说：“至崔氏以为仲雍非太王之子，则臆说无据矣！”注［49］述崔氏考武王死时成王并不年幼，周公是依制以冢宰身份摄政三年后说：“崔氏之说虽辨，然实未然！”注［52］认为崔氏所考鲁国之分封时间“说固近理……崔氏误从宋儒之臆说耳！”注［125］中记崔氏认为申在周东南数千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远且申为弱小之国，不可能联戎灭周后说：“崔说甚为明辨，惟首段所言略有误会：申有东西之别。”以上各点，都在提出不赞同之后再将自己的观点及依据列出。从第一章《西周史略》之注释，亦即此章之考证，可以推断童书业先生的30万字之《春秋考信录》，皆为以严谨的作风，从搜集大量史料出发，绝不为他所崇信的史书、史家所囿，进行审慎的排比、归纳、分析、推理而推求出的春秋史真相。
童书业先生极为钦佩“层累地造就古史”这一打破传世古史是信史的观点，并将其运用于自己古史古籍考辨、历史地理研究、民族史的考较中去。但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仍不断独立思考，不断补充和发展“层累地造就古史”学说。他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中说：
《古史辨》有名的贡献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一般人已承认它的价值了，其实这个观念还有应补充的在。因为所谓“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乃是一种积渐造伪的史观，我们知道：古史传说固然一大部分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末古史传说怎样会“累层”起来的呢？我以为这得用分化演变说去补充它。因为古史传说愈分愈多，愈演变愈繁，这繁的多的，哪里去安插呢？于是就“累层”起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春秋以前历史上最高最古的人物是上帝和禹，到了春秋战国间，禹之上又出来了尧舜，这尧舜便是上帝的分化演变，并不是随意假造的。到了战国时，尧舜之上又出来了黄帝、颛项、帝喾等人，这些人又都是尧舜等的分化演变，也并不是随意伪造的。到了战国的末年，五帝之上又出来了三皇，这三皇的传说又都是黄帝等上帝传说和哲理中的名词的演变分化，也并不是完全伪造的。大约演化出现愈后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也便愈高愈古，这便产生了“累层地造成”的现象。所以有了分化说，“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真实性便越发显著：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
吕思勉先生在《春秋史》序中说：
其言古事，多据金石刻辞及《诗》、《书》、《左》、《国》中散见之文，而不径用经传说记诸子之成说。
可见童书业先生写此书时确实从各方面搜集材料，包括当时尚很不发达的考古发掘材料，不过经过严谨考证后，他用得最多的却是《左传》。顾颉刚先生摘录的他的信中有：
生前撰《春秋史》，史实部分大体尽据《左传》，颇为旧派学者所不满，其批评集中于“《左》癖”一点，不知生撰此书时，曾搜尽所有春秋史料，互相比勘，考校之结果，为求真计，只得尽据《左氏》，非不欲博，恐失真也。不然，韩非、司马迁等秦、汉杂籍具在，岂惮一征引乎！（《顾颉刚读书笔记》第2424页）
在学界人心目中，童书业先生有“《左》癖”，他在求真思想之下确有《左传》情结。他的《左传》情结甚至可上溯至1917年10岁时，其《知非简谱》中有：
始受业于王先生，改读《左传》，大好之，常效书中人行事。
步入学术界后，不论是古史、古籍、历史地理之考证，还是古史分期、手工业商业史、先秦思想史之研究，只要在《左传》上可找到佐证，经考订后无不首选《左传》，这是求真考订后的理性选择。至1949年后，虽有十余年时间少写考据论著，但他对《左传》仍时时关注，一有发现即写长信给顾颉刚先生。因而顾颉刚先生在读书笔记和日记中对此多有载录。如顾洪整理的《顾颉刚读书笔记》载：
一九五〇·五·廿一，丕绳来书云：
最近颇觉《左传》非西汉末人伪造（其纪事部分，战国中年人所为；
《春秋传》部分，则似秦、汉间人为之）。其古经确有来源，解经语之一部亦早已有之（当然有后出部分）。……至《左传》之纪事，则愈读愈觉其可信，其史料价值实尚在《国语》之上，甚至在《春秋经》之上，可与匹者《论语》一书而已。（第2422—2423页）
丕绳来书云：
……又如“邾公
”见于金文，《公》、《谷》皆不作“
”，惟《左氏·经》与金文合，可见《左氏·经》亦有所本，未必汉人伪造。又《左氏》解《经》语中亦有与汉人思想不合者，窃谓《左氏》解《经》语亦大部分出战国或汉初，未必皆刘歆等所为。（第3658页）
丕绳谓予，《鲁春秋》盖删于曾子之徒，《左传》盖成于吴起之手……（第7088页）
一九六二·七·廿二，童丕绳君来书云：
近为教英讲《左传》，忽得一《左氏》成书年代之强证。
他在给顾先生的信中，将春秋后期、战国前期若干国家的亡、复与《左传》记载或有或无相较，结论为：
据此，可见《左氏》之成书在《墨子》书之后《孟子》书之前。此等史料，前人尚未举，故备论之，即乞教正！（第7187—7190页）
师生之间讨论了这么久的问题，在《左传》上有如此强证的结论，他仍不将其作为定论，而在《春秋左传考证·后记》中写道：
在《考证》本书中未揭示而应在此处一言者，即为《春秋左传》之著作时代及作者问题，以此问题犹未能得较可信据之结论，未便录入正文，故附记于此。……
其考据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童书业先生于1965年10月至1966年“文革”前，完成了《春秋左传考证》。于1967年下半年，他又将《考证》约简成《春秋左传札记》。两部分合在一起于1980年以《春秋左传研究》之名出版。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中介绍先秦典籍《左传》的整理工作时，写道：“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则对书中史事、传说、制度、地理等作了详细考订。”《左传》可谓陪伴童书业先生终身之书。
说《左传》陪伴童书业先生终身，并不会掩盖他能以宽广的学术胸襟，接触、吸纳有益于他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点，并与他的原有研究融为一体，致使他的学术研究在层出层新的同时，又有其内在的连贯性。
《春秋史》中有不少童书业先生的学术见解，其中与他后来研究关联甚大的是他的古史分期观。在书中他提出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1949年后，他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历史理论的研究，重心即为古史分期问题。由于当时一切向苏联学习的影响，他的古史分期观一度游移。不过，在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考证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后，自1956年起又返回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原点，而是解读在西方历史基础上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以比较史学的广阔视野研究中国和世界古代、中世纪社会，得出更深入、更广阔、更有理论基础的结论。
童书业先生认为西周、春秋是宗法制和封建制完善、成熟至瓦解的时期。他在第一章中就说：“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在时间上是限于周代。”在封建社会的全盛期内，宗法系统（宗法制）和政治系统（封建制）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第二章的《封建社会的组织》一节里写道：
“封建社会”这个名词的正确定义，就是名义上在一个王室的统治下，而实际上土地权和政治权却被无限制的分割：每方土地上都有它的大大小小的世袭主人，支配着一切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形成一种地主与附属土地的农奴对立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也有自由农民的，但为数不多）。由这定义看来，则中国从西周一直到春秋前期是“封建社会”
的全盛时期。（第66页）
后面在《封建制度的证明》、《奴隶制略说》二节中将贵族（按：即封建领主）、农奴、奴隶都作了定性的说明：
士以上为有土地的贵族，庶人为无土地的农奴。（第68页）
平民之下的奴隶阶级，是封建社会里的剩余物。他们是贵族阶级的私产，没有独立的人格。（第68页）
不过，他通过《武士制度》、《世族与世官制度》、《世族制度下的选举制度》、《姓氏制度》、《姓氏制度与婚姻制度》等节，重笔写了宗法制与封建制的结合，为他的中国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为宗法封建社会张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史》、《春秋史讲义》中，多处言及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并与中国古代相比较，可见童先生此时已在尝试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至于他对古史分期研究的心得，《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中，亦有较集中的反映。
综上可见，《春秋史》不仅是一部精到的断代史，还是一部能充分说明童书业先生学术思想之作。
2001年7月写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