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

我有两个朋友，一好一坏。我还有个哥哥。

他也许没有我这么善良，但也还成。

我哥出远门的时候我就借他的公寓住，公寓很棒。我哥有那么几个钱。天知道他是干吗的，这事儿我有点跟不上趟儿，反正是做买卖的。现在他出去旅游了。他说了去哪儿，我还记了一笔，可能是非洲。

他给了我个传真号，并留言让我把邮件和短信传真给他。这就是我的小差事，简单又趁手的工作。

作为回报，他让我住了过来。

这让我很感激。

这正是我需要的。

花点时间冷静冷静。

前阵子我过得浑浑噩噩，以致百无聊赖。

我满二十五岁了，就在几周前。

我和我哥跟爸妈一起吃了顿饭。菜不错，还有蛋糕。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一时兴起把爸妈数落了一通，这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说他们从来没有敦促我把一项体育运动训练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很没道理。

我说了些傻话。我说我本来可以成为专业运动员，身材健美，有钱，走上正轨。最不应该的是，我还说我现在一事无成，生活平淡乏味全都是他们造成的。

事后我道了歉。

但这还没完。

同一个晚上我和我哥还打了场槌球。这并不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那套旧的槌球器具已经在外屋腐烂了，我们开车跑了许多加油站才买到一套新的。哥哥用他一沓信用卡中的一张付了账。就这样我们在爸妈的院子里量尺画线架起球门，支起球柱。我选了红色，而哥哥选了黄色。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从小就习惯这么选颜色的，我记不起来了。

我们开局玩了好一会儿。我很快就通过了前两个球门，取得了奖励杆继续击球，我很得意。我早早在我哥之前当上了“海盗”，于是我把我的红球留在了一棵树后面，就这么等着他，一边还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我有些得意忘形了。

哥哥开始朝灌木丛斜眼儿，几分钟前他就已经不是在闹着玩了。

我能看出他在想什么。

这真没什么必要，我说。

但是我知道他没听进去。他把右脚搁在自己的球上，把球调整到自以为最具杀伤力的角度。他久久地站着，朝花园的外缘瞄准。花园的边缘，那里草不再只是草，而是渐变成青苔。他小心翼翼地试着挥了两杆，以确保自己的状态足以挥出最强力的一击，还有就是为了避免敲到自己的脚，不然可就是奇耻大辱了。就这样他把我的球砸进了大灌木丛里。他准确地把红球深深地砸进了灌木丛，砸进了灌木丛的中央。那里终日不见阳光。

这真的是一杆好球。我不怪他。不开玩笑，换了我也会这么干。

但让我吃惊的是我自己的反应。

我的计划一向很简单，而且相当猥琐。我应该若无其事地把球打到底线，然后趁其不备把他的球撞出一段让他难以置信的距离。如果失手了，我也可以全身而退，因为他还没打完这一轮。但如果我击中了，这杆的速度应该能到每小时好几千米，最过瘾的就是完胜后在他建议再玩一局时说不。

这些我想都别想了。

我最后一下没打中。我哥哥成了“海盗”，于是我的球就躺在了灌木丛里。

我没放弃，我要追回来。我打算把他的球打到车底下，这是我唯一的得分机会。他应该付出代价，他的球不管怎样都应该卡在车子下面。我要看着他连滚带爬，四肢着地，或者再加个肚子，就这样狼狈不堪，骂骂咧咧。

但首先我要把我的球从灌木丛里弄出来。我揭开树叶并把它们撸到一边，然后按亮一柄手电，在大灌木丛中央来来回回找。在最深处我看到了那个球，根本不可能看出来它是红的，但毫无疑问那是我的球。哥哥恬然地站在那里笑。

我把手电衔在嘴里朝灌木丛深处爬去。里面很潮湿，就差那么几摄氏度就到冰点了。自打记事开始我就讨厌这片灌木丛。现在我应该速战速决。我瞄准，应该没问题，我自以为反败为胜是分分钟的事。

我要赢我哥哥这个浑蛋。

但我用了三杆才从灌木丛里钻出来。我站在那儿，把树叶和泥土从身上捋掉的时候，嘴里还叼着手电，我哥又出手了，把我的球再次打进了灌木丛。

我一直觉得他内心深处很可能没有我善良，这就是原因之一。我绝不会接二连三地把他的球打到灌木丛里。一次，会的，但两次就够呛。

我打开手电再次把球打出灌木丛。当哥哥打算第三次向我发动进攻的时候，他打偏了，我马上还以颜色。我应该把他的球撞到车底下的，但是球路不够精准，失误了。我一定是着急了。

接下来他来了个速战速决。他击中了球柱，游戏结束了。

我们站着争执了一阵子。我怪他作弊，我们查了游戏规则，吵得更凶了。我说了些很没谱儿的话。

最后哥哥问我是不是哪儿不对劲：“你到底怎么了？”

我本来打算说没事，但是一时百感交集。这感觉来得猝不及防并且糟糕透顶，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以致一时语塞。我能做的只是坐在草地上，不住地摇头。哥哥到我身边坐下，用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我们还从没有以这种姿势坐在一起过。我哭了起来，我已经有些年头没有哭过了。这一定吓了我哥哥一大跳，他为游戏时下手太狠道了歉。

一切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突然之间。

我自己的生活，别人的生活，猫猫狗狗、花花草草，整个世界，突然都脱了节。

我把这些告诉了哥哥，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理解的表示。他只是站起身说，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会好起来的。他把我拽起来，轻轻地在我的肚子上给了一拳，吆喝了两声。我哥哥以前是打冰球的，他就会吆来喝去的。我让他悠着点儿，我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哥哥坐了下来，闭上嘴。

我们聊了起来。我完全掉了线，我们俩都不怎么明白我说的话。但是哥哥还是很严肃地听着，他应该是当真了。我能看出来他有些担心，他也从没见过我这样。

他说每天一定有那么千把个人要碰壁，大多数人当时可能有些失落，但是渐渐都会好起来的。哥哥是乐观的，他是想帮忙。

我说着话，心里觉得这下完蛋了。我怕这日子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激情了。

然后哥哥说他要出远门，他说他几天后就走，一走就是两个月，他可以把公寓借给我住。我说谢谢。我就这么坐着没有再说什么，直到哥哥看了看表，发现体育新闻已经开始了。哥哥问我要不要一起看，反正是我生日，还有蛋糕剩着。

第二天醒来我意识到不能再任由一切像从前一样发展下去。我躺着，思考着。这和槌球没什么关系，这个我知道。

槌球是小事，但这是件大事。

很快我就开始琢磨着这和我的二十五岁以及弄巧成拙的生日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我对于年岁的增长向来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安。

对于空间我基本不屑一顾，但时间总让我耿耿于怀。

穿衣服的时候我感觉今天不用说我又要习以为常地虚度了。

每天都应该是不同的。

还有每个夜晚。

我站了一会儿，看看窗外。

于是我做了个选择。

我骑车去了我的大学，告诉他们我想我没办法完成主修课了。教导主任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她是否能为我做点什么。我觉得她的诚恳很打动我，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说。我简短地对她的关心表示感谢，并且用“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不”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接着我骑车回到城里蒸发掉以前陈旧的生活。我去了那家我时不时投个小稿的报社，说我最近都不会写东西了，说不定永远都不写了。我还退了宿舍、电话和杂志、报纸，然后卖了我所有的书和那台电视机。

剩下的财产得其所哉于一个双肩背包和两个纸箱中。纸箱放在了我父母的阁楼上，背包扛上肩膀，骑上车直奔我哥的公寓。

我坐着，淌着汗。

我做了件正事儿。

这不是闹着玩。

这不是TV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