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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攻击倾向和行为并不是天生就是邪恶的。纵观人类进化的伟大进程，只有最强的人类才能克服来自其他物种的威胁，克服人类各部落之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进行的战争的威胁。文明的曙光降临之后，攻击作为保障人类生存的工具的必要性大大减少。但就像人类长期战争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攻击性这个人类的本能仍会与我们同在，很有可能在某一时间再次降临。因而，如果想要成功地推进社会进程，我们需要改善文化和环境机制，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利用和管理攻击本能。
美国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会对攻击性的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有很大影响。资本主义在“适者生存”的自由经济形式下，鼓励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放纵—攻击和途径—攻击竞争个人财富和保障财政安全。但是，这个系统也鼓励甚至奖励隐性—攻击。自由市场机制下，员工在“狗咬狗”般的工作场所，通常是没有安全或自由的。因此，相比于相互合作，员工通常互相竞争有限的公司资源、利益和回报。有时，这种竞争是公平守法的，能够使系统良性运转。事实上，公平和激烈的竞争是成就卓越的方案里的关键要素。然而，有时候，竞争是残酷的，伴随着卑劣、阴险、肮脏的行径，这些都是隐性—攻击的标志。我不是在贬低良性竞争的价值，但是“斗争”只有在有原则地、负责地进行时，攻击才能潜在地成就卓越。现在，能够公平竞争的品性正直的人太少了，现代社会缺乏必要的精神、伦理和道德的复兴。但是，长远来说，提倡合作相对于竞争原则对我们更有利。
现今的文化将成功置于瞩目的位置，人们忽视了为个人的成功和尊严而战的方式，对他人的攻击是——破坏性的、毫无意义——失控的。文斯·隆巴尔迪（Vince Lombardi）的名言“成功并非一切，而是唯一”，不仅是个人哲学的表现，也是现代文明的反映。之前，业余体育和职业体育成为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发泄天生的攻击能量的主要途径，通过团队合作构建起群体的感觉，通过掌握自律完善性格。现在，团队如果不能赢就不会吸引人来参与，有天赋的成员的个人技巧也往往会掩盖团队的努力，轻微的挑衅就会爆发混乱的争吵。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有意让政治观领域充满激烈的辩论和竞争，以遏制政府的权力，防止任何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过度支配其他党派。现今，政治世界的斗争也是失控的。本该是一场就关键问题的激烈比赛，常常会发展成为两个对手之间毫无底线的混战，每个人都试图毁掉对方。政客发动的斗争主要是为了赢、持有权力，很少是为了努力维护基本原则，促进国家的安全与繁荣。难怪那么多隐性—攻击者在政治世界找到了立身之所。
在处理夫妻和家庭关系的工作过程中，公开和隐性—攻击的数量之多，攻击对人际关系的破坏性之大，监护权纠纷（斗争）的夫妻被隐性—攻击困扰的程度之深，都会让我感到困惑。他们互相报复，互相惩罚，互相贬低，互相摧毁——用的都是关心孩子的名义——让我感到吃惊。在许多情况下，孩子的利益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父母一方或双方的需要（报复、爱面子、辩护、金钱等）和他们对需要的渴求程度。
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政治、法律、企业、运动、人际关系等，美国已经沦为一个充斥着不道德的、不守纪律的斗争者的国家。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破坏自己、破坏社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设一套规则，指导我们为了生存、繁荣和成功而行动。
如果想要社会变得更有原则、有纪律，我们需要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在弗洛伊德时代，促进儿童情感健康的主要做法是要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和不安。现在，促进孩子情绪健康更多的是要帮助他们学会如何适当疏导和约束攻击倾向，承担起引领一种负责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责任。
教给孩子们管理攻击性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具有攻击性人格特质的孩子可能会抵制我们试图让他们屈服的社会准则。为了确保我们的孩子更多地获得必要的自律，父母教会他们一些关于斗争的注意事项是很重要的。
首先，父母必须教会孩子什么时候适合斗争、什么时候不适合斗争，努力帮助孩子看清什么是合法的个人需要，什么是道德的价值观，什么是值得斗争的情境。父母还要帮孩子学会识别那些没有必要斗争的情境。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情形是，除了斗争甚至肢体斗争之外别无选择，比如明显的自卫。
其次，父母需要向孩子指导和演示不用斗争就能获得所需的办法，需要向孩子解释其他选择的益处，说明替代方案是什么，并演示如何使用它们。他们需要教给孩子公平、自律，教给孩子建设性的竞争和破坏性的竞争之间的区别。在传授孩子适当的社交技能之前，父母可能需要提高自己的意识，清楚这些技能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最后，父母应该帮助孩子了解攻击和自信之间的区别。他们应该小心，不要责骂孩子的勇气、活跃或者任性。父母需要认识到，孩子身上天生具有攻击倾向，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坏的。没有适当的约束，攻击倾向才会导致高水平的社会冲突和失败。因此，父母需要向孩子说明怎样追求想要的东西，同时展示适度的自我克制，适当考虑他人的权利和需求，会带来长远的个人成就和伟大的社会进步。
教会孩子这些道理比什么都重要。美国的精神病患者收容机构里，满是年轻的严重性格障碍患者。不管精神诊断结果如何，大部分年轻人被带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约束自己的攻击行为。
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每一天，青少年犯罪案件都大肆泛滥。长期以来，年轻人的显性攻击行为与法律冲突，隐性攻击行为也未受到任何约束，他们变成了富有经验的操控者。我们必须教给孩子什么时候斗争，比斗争更好的替代选择有什么，以及迫不得已时如何公正、公平地斗争。如果我们要在年轻人身上树立良好的品格，就必须做到这些。
对权力、自我发展和主导地位的追求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幸的是，在这片有无限机遇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性格障碍者没有努力承担社会责任，没有使用有成效的方式，就想成功获得一切。所以，有些人满足于用暴力的方式争夺对街区的控制权，而不是让自己在激烈的市场中公平“竞争”利益。也有些人未能建成他们渴望建立的“体系”时，他们就会与其他反文化团体结为盟友，在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幌子下进行斗争。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思想错误、毫无纪律的斗争者泛滥的国度，不能团结在共同进步和繁荣的事业中，而是陷入“人人为己”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圈套之中。这一切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沮丧的程度。美国正在经历整体上的失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性格健全的人越来越少。
过去的几十年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趋势。真正的病理水平的神经症逐渐消失，性格障碍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少数功能水平良好的神经症患者承担的能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倾向于逃避社会责任的性格障碍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则显著下降。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更久，社会就不能保证其完整性。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那些已经担负社会责任的人不堪重负，导致社会对法律日益增长的依赖，越来越多地用法律来限制和规定个人行为，解决社会功能障碍。有言道：“你不能对道德立法。”虽然这一说法经常被忽视，因为过于简单而被批评，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真理。性格良善的个体不需要法律来指示他们哪些是道德的行为，而性格有缺陷的人又根本不重视和尊重法律。
每次去州立刑罚机构开展培训、执行评估或进行咨询时，我都会看到大型标语上赫然写着“禁止枪支、毒品、烟草制品或非法物质靠近”。我总会异想天开地问自己，标志上警告的是谁，是不会参与标语中禁止活动的那些负责任的人吗？然后，我就会边笑边想象，一个从事非法贸易和买卖的人看到标语后，会转身走开，低头不语地回到车里。
颁布更多的法律、规则和条令不是解决社会弊病和性格危机的方案。这样的做法限制了我们尤为珍惜的自由，而自由又对社会的繁荣负有重要责任。进一步，性格有瑕疵的人总是会找到避开法规的方法。只有当正直的人成为社会的主体时，社会才会发展成为一个有道德感的、功能良好的社会。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上下都在号召找到贫困的“根本原因”，完全清除贫困。在这片富裕的土地上竟然有那么多人缺少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人们似乎对此感到愤怒。之前似乎没有过类似的案例，没有出现过对性格危机的愤怒直接导致社会功能失调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过公开宣布某一问题解决方案没有显著成效的情况。不过，尽管对曾经履行“性格教育”职责的核心家庭和其他的传统机构有着悲观的评论，即使学校已经开始重视“性格教育”，我还要再一次强调“性格教育”的重要性。
建构性格（character-building）是终身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发展了与他人一起生活且有成效地工作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获得了爱的能力。就像斯科特·派克指出的，爱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艺术，不是一种心态，爱是一种行为。确切地说，是要牢记下面这段包含哲学意味的话，形成一种充满爱的性格、一种对生活负责的性格：
尽管我们最初可能是自然属性和生长环境的囚徒，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永远使自己成为环境影响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坦诚地接受自己，深入地了解自己，公正地评判我们的优势和劣势，真正掌控我们的基本本能和天生倾向，克服环境带来的不足和创伤，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巨大挑战中塑造自己。最终，我们获得的完整和优质的生活，就是完整的自我觉醒的结果。我们必须不带任何偏见、欺骗或否认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和应对性格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由地承担起磨炼和提升自己的责任，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做出自主的选择，承担特定的负担或“痛苦”，才是爱的真正含义。我们会背负这个十字架直到死亡，对此的意愿和承诺使我们能够走向更高一级的生存平台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