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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专业人士一直在关注儿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个性发展，但是没有关注孩子如何学会约束和引导他们的攻击本能。在审视和应对为什么孩子会斗争、如何争斗、攻击性程度如何影响人格的形成等问题上，专家的主要做法似乎是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孩子自然而然地会为他们想要的东西斗争。早期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他们用公开的、肢体的形式斗争。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这种斗争策略被证明会失败，会受到社会惩罚。如果父母的教养方法足够熟练，社会环境足够良性，孩子们的可塑性足够强大，大多数孩子会学着调节他们公然的攻击倾向，寻找其他策略来赢得生活中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孩子会发现父母和其他人拥有的情感“按钮”，一旦按下，就会促使他们在冲突中让步或甘拜下风。他们还学会了，可以通过说和做（或者不说、不做）一些事情，让“对手”处于劣势、失衡或处于防守状态。然后，这些孩子学会了隐性—攻击。
由于许多社会因素（放任、纵容、虐待、忽视和缺乏责任感）的存在，现在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显性—攻击和隐性—攻击（操控型）的孩子。我的观点可能有失偏颇，因为在工作的早期阶段，有一半的咨询对象是被情感和行为困扰的儿童、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我对一些案例一直印象深刻，从中我看到，一个孩子之所以会设法获得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就是因为熟练掌握了操控策略。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些案例中的一个。
珍妮（Jenny）坐在候诊室里感到很紧张。她很担心女儿阿曼达（Amanda），那些话浮现在脑海里。“你一定是认为我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去看精神病医生！”“你总是把我往坏处想。”第一次，珍妮是独自一人来的，她担心下次阿曼达来看到新的治疗师时会过度反应。
“我很担心我女儿，”珍妮解释道，“她一定很自卑。”在我的要求下，珍妮进一步解释，她告诫阿曼达要开始上交家庭作业，否则就取消课外活动的特权。她记得阿曼达抽泣着尖叫：“你以为我是故意忘记写作业的吗？我就是太笨了，现在你都开始讽刺我了。每个人都讨厌我，老师讨厌我，现在你也讨厌我！”然后，她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并不想伤害她，”珍妮说，“我知道她的自我感觉已经很糟糕了。我想告诉她的是，我只是想帮她对学业更负责，可她这样的行为让我心烦意乱，她甚至都不跟我说话。直到后来我说，先找机会和老师谈一谈，再确定对她的惩罚，这似乎才让她高兴了一点。”
珍妮认为，阿曼达不断抱怨学校、老师的原因可能和自己有关。“有段时间，阿曼达还有一些优势，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珍妮解释道，“去年之前，她一直比弟弟乔伊（Joey）和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高大一些。她过去常常欺负乔伊，还因为在校车上打闹被禁足。我和她父亲用了所有的时间来对付她。现在，学校里其他孩子的身高都超过了她，乔伊虽然年龄小点儿，但最近长高了些，现在也比她高大。乔伊从不欺压她，但阿曼达不像从前那样对待他了。”
珍妮分享了她对阿曼达的担忧，她担心阿曼达会对孩子们在学校说的那些事情感到不安和敏感。她叙述道，阿曼达经常跟她讲别人如何挑她的毛病，如何“让她感到抓狂”，老师们如何单单挑剔她的行为问题而似乎从未注意到是别人先捉弄她。这些事阿曼达跟她说了好多次。“在某些方面，我认为阿曼达缺少安全感和缺乏自尊，就像我小时候那样，”珍妮指出，“当得不到需要的支持时，我总会感到很压抑。咨询过的一位治疗师认为阿曼达可能有些抑郁。”珍妮说，阿曼达曾多次扬言要离家出走，她说还不如死了算了，更想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因为父亲理解她。“我想她的感觉是无助和沮丧，不是吗？我觉得，自从我离婚后，她就有这样的感觉。也许两年前，跟她父亲离婚就是个错误。我也试着理解她的不安，但我不能再经受任何打击了。我想要她快乐，我不想让她恨我。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她吗？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今天，校长给我打电话，并威胁要给她停课。我恳求他不要这样做，先让我帮助她。”
阿曼达的斗争方式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她有体形和力量的优势，现在没有了。但阿曼达仍然是斗争者，甚至是欺凌者，只是斗争的方式改变了。她已经认清了母亲的弱点，也熟知让母亲服从的策略。
和大多数人一样，珍妮更容易识别外在的、直接的和肢体的攻击行为。事实上，她处理前夫和女儿外在的斗争时，方式也是不同的，但是她没有看到阿曼达现在的行为中的攻击性，因而她还无意应战。结果，阿曼达变成了十足的操控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珍妮分辨不出阿曼达何时在斗争、以何种方式在对抗，所以她一再成为受虐者。
我记得珍妮第一次描述阿曼达频繁地口头攻击的情景。“我不能说她什么，”她抱怨道，“她如此具有防御性。”我问道：“告诉我，你所说的防御是什么意思？”“嗯，”珍妮解释说，“她开始对我大喊大叫——说我是一个坏母亲——威胁要做出可怕的事情。”我好奇地评论道：“有趣的是，你将这些无情的言语攻击描述为某种‘防御性’的行为。从你的陈述中，我看到的是，似乎只要你询问了她不想做的事情或观察到她的行为中有你想让她改变的问题时，她很快就会处于攻击状态。”“我想这是看待此事的不同方式，”珍妮回应，“如果她没有感到危险，为什么还会攻击呢？”
珍妮一直在寻找阿曼达的行为的潜在原因。基于对心理学的熟悉，她相信恐惧和不安全感是阿曼达问题的根源。显然，当她还身处婚姻中时，她也想找到她丈夫虐待行为的根本原因。现在，阿曼达可能在一些恐惧和不安全感中不断挣扎，甚至父母离婚造成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也许她在生气，也许她还在责怪母亲。但是，她的问题不在于生活中所有的挫折“导致”了攻击性，真正的问题在于她的人格。她开始将过度的索求和卑劣的索取固化为一种生活方式，首选负罪感、扮演受害者、指责他人、含蓄地威胁的攻击形式，攻击任何阻碍她获得想要的东西的人。
在这个故事中，珍妮想要“帮助”阿曼达。但是，她们第一次来我这里，阿曼达既不需要帮助，也不寻求帮助。她需要的是修正（即纠正行为和情感体验），而不是帮助。珍妮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她急需得到帮助。阿曼达需要对思考和行为模式进行大量纠正，引导她认识求助的必要性，主动请求和真正接受各种帮助。
我不能总是强调传统理论在理解和应对性格障碍上毫无用处。但是，阿曼达真的不需要内省，不需要帮助，不需要揭示无意识的恐惧和不安，不需要克服自尊缺失这一问题。简而言之，她不需要传统方法提供的那些治疗。她需要修正，需要设定边界，需要正视扭曲的思维模式和态度，需要纠正隐性的攻击行为，也需要纠正她膨胀的自我形象。这些就是认知—行为疗法的作用。
孩子并不具备处理大量问题的能力，他们情感上不成熟，也缺乏生活经验。通过操控的优势，阿曼达在家中聚集了大量的权力。让珍妮具备应对阿曼达的力量，对双方心理和情绪的健康都是十分必要的。
和许多人一样，珍妮认为阿曼达可能是因为低自尊而感到困扰。她很难想象其他孩子会像阿曼达一样说出那些话，也很难想象其他孩子会像阿曼达一样如此缺乏自尊。尽管直觉告诉她，阿曼达表现的是“骄傲自负”，但她以为这一定是对糟糕的自我感觉的补偿。
自尊不是一个单极属性，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是过度自尊或自尊缺乏。一个人“骄傲自负”并不总是因为要补偿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神经症有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性格障碍通常不是）。有些人设法积聚过多的权力，通过权力直接证明他们会战无不胜，这很容易让他们过度自尊。在阿曼达的案例中尤其如此，通过她自信地谋求家里和学校里更多的权力而反映出来。
区分自尊（self-esteem）和自重（self-respect）的含义是很重要的。“esteem”这个词语源自估计（estimate）的意思。自尊是直观地“评估”我们的天赋、能力和在追求想要的东西上已经获得的成功，基于这些形成了我们的自我价值。“respect”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是“回顾”（look back）。因此，通过有效地、反思性地评估个人的努力，对社会理想目标的承担，幸运的话还有已获得的成就，基于上述这些就产生了自重。简而言之，自尊源自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一切，自重源自我们用自己的天赋去完成的一切。
阿曼达的自尊感，毫无疑问，是失衡的。不考虑母亲、老师或任何理应被尊重的权威人物，阿曼达过多地考虑了自己。她认为她是“成功”的，因为她成功地利用天赋让自己获得了成功。但是发展是长期的，她在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失败的社会体验，在发展自重方面会经历一些困难。
父母和其他人有时无意中会强化导致孩子们过于自尊的那些因素。他们赞美孩子的聪明、外表和才华，简而言之，就是赞美孩子们不能用来合理邀功的那些因素，而没有承认这些是“高级力量”（即自然、上帝或任何你认可的赋予你力量的存在）在出生时造就的“巧合”事件。此外，父母还经常赞美孩子的成就。如果能够综合考虑其他因素，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家长经常忽视环境中的偶然因素，以及机会因素在成就中的作用。
不幸的是，父母经常无法精确找到孩子真正可以归因的因素，即工作和学习的主动性。“刻苦努力”本身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认可它对健康自尊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记住。我们赞美的不应该是他们被赋予的，而应该赞美他们的天赋和能力，以及他们为社会贡献而付出的努力。不幸的是，我见过太多的年轻人过多地考虑自己，这是自私，而不是自尊。
在深层无意识层面，许多父母感觉孩子很独立，这些孩子看上去似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需要他人。这些孩子受到的逼迫、约束和限制越多，就越有可能会远离父母。所以，这时父母掉入了陷阱，为避免失去的风险而试图去安抚孩子。
讽刺的是，一旦珍妮变得更有能力应对阿曼达，就会发生两种改变：第一，阿曼达会开始相信她生命中有些存在比她更强大，更有智慧和能力，因而她会获得一些必要的谦卑；第二，她会明白有时接受妈妈的指导和引领对她来说是最有利的，她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妈妈。她日益增长的依赖性不是依赖人格的那种不健康的依赖，而是对之前过度独立的平衡。珍妮日益强大后，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变成现实，最美好的梦想反而成真了，她不是失去了一个女儿，而是重获了一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