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百年规划

我满腔热情地投入一个新世界，结果却接连遭遇挫折。在新领域找到前进方向需要时间，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走错方向、不走进死胡同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正投身于东方哲学和冥想的世界，可我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一句话让我深以为然。他说：“我们对精神文学不熟悉，这就是我们如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精神文学，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找了一大堆书籍，包括西方文学、神话故事集、哲学、当代物理学和生物学、西方宗教及其神秘主义变体——犹太神秘哲学（Kabbala）和基督教奥秘宗（Christianmysticism），还有印度瑜伽导师、苏非派（Sufi）（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译者注）和佛教大师的著作。很快我就收集到了很多想看的书籍。

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所著的《优雅的宇宙》（ The Elegant Universe ）是现代物理学的杰作。大卫·波姆（David Bohm）的《整体与内隐秩序》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出色地将物理学与重要的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赫伯特·冈瑟（Herbert Guenther）的《喜乐的自发性》（ Ecstatic Spontaneity ）是向佛教圣贤萨惹哈（Saraha）致敬的著作，他在书中写道：“我们人类都是分裂和分离的存在，与我们本身和周围的世界是对立的。我们深受持续分裂之苦，渴望形成一个整体。” ⁹ 我们似乎经常遇到分裂与整体之间的这种鲜明反差。

我拜读了T。R。V。穆尔提（T。R。V。Murti）和杰伊·加菲尔德（Jay Garfield）的著作，这两位杰出学者对佛教中观哲学的论述在英语类著作中是史无前例的；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突破性著作《长青哲学》（ The Perennial Philosophy ）和贡特兰·德·庞钦（Gontrande Poncins）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卡布鲁纳》（ Kabloona ）；《卡布鲁纳》讲述了庞钦如何经过长途跋涉寻找因纽特人并和他们一起生活。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zabeth Kubler GRoss）影响深远的著作《论死亡与临终》（ On Deathand Dying ）引发了一场提倡人道主义死亡的运动；布兰达·尤兰（Brenda Ueland）的经典著作《如果你想写作》（ If You Wantto Write ）是关于以书面形式或其他方式进行自我表达的典范。我还阅读了尼采（Nietzsche）、卡夫卡（Kafka）、加缪（Camus）与沃尔夫（Wolfe）、波西格（Pirsig）与迪迪翁（Didion）、海因莱因（Heinlein）与克拉克（Clarke）的著作。我沉浸在这些作品和其他著作当中，兴奋地从它们的注脚和引述中寻找线索，对那些最能打动我的段落进行注解。在我人生的早期，我没有时间进行这种自我教育，现在我终于得偿所愿了。

中观哲学引起我的强烈兴趣。它是一种古老的佛教哲学，数个世纪以来，它激励和引导着无数冥想大师。它的理论基础在于，人的大脑无法完全理解现实的复杂性。为了去理解现实，我们依赖于接近现实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是我们脑海中保留的图像、范本、概念和故事。这些接近现实的事物形成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完整架构——中观思想家称之为“实相”。

但是，由于我们借助的类似事物不符合事物的真实面目，所以，当现实与我们的感知产生矛盾时，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中观思想就是在帮助我们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架构和开启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体验生命中更多自在、富足和关联的流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阐述中观思想的一种方式就是想象我们体内有两个人，一个是官僚主义者，另一个则是艺术家或自由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的工作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包括准时起床、交水电费、取得好成绩等。官僚主义者喜欢稳定和规则，并且很重视效率和绩效。我们体内的那位艺术家或自由主义者只关心快乐、爱、冒险、自发性、创造性，感觉自己与周围世界相关联并感觉自己有活力。这个自由主义者想摆脱我们经常受到的传统约束和别人的期望。

中观思想认为，执迷于这两种状态必然会导致我们产生挫折感。如果我们过分专注于职能、积累和绩效，我们可能会感受不到生命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太过专注于自由自在的生活和从事我们热爱的活动，我们可能会由于缺乏动力或不够脚踏实地而产生挫折感。中观思想认为，只有这两方面和谐一致，也就是在不忽略实用性的情况下发挥我们积极的天性、精神和人性，才能产生最好的结果。这必然要求我们鼓起勇气，超越我们当前已经适应的常规。

这正是我想深入研究的哲学思想和禅修体系。为此，我需要一名能够帮我找到正确学习方法的导师。

尽管我认识不少在这一领域颇有造诣的西方学者和中国西藏喇嘛，但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存在距离。中国西藏喇嘛知道很多我想深入研究的思想，但西藏的清规戒律让我很难跟他们交流。我不太理解他们的礼节，比如磕长头和用藏语诵经。我无法接受这些礼节，我总是问自己：“我凭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内心非常反感。另一方面，西方学者非常博学，但我发现，他们过于沉迷学术细节，而无法给我提供我想要的实用方法。

很快，我就怀疑我是否能找到一位能够信任的导师。在苦苦寻觅几个月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理想人选。在2000年的某一天，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朋友把我和希拉里介绍给他的导师，出生于巴西的藏传佛教大师撒裕曲培仁波切（Segyu Choepel Rinpoche），他被尊称为“活佛”。

活佛的家位于加州塞巴斯托波尔市（Sebastopol）的丘陵地带，距离旧金山市北部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他邀请我们到他家见面。实际上，用“家”来形容他的住所是不太贴切的。那是一座寺庙，一座传统的藏传佛教禅修寺庙，庙里到处是华丽的图像和宗教画像。这些画像很漂亮、很地道，但我往往很难理解这些画像的含义。墙边摆着一排打坐用的垫子，空气中弥漫着香薰的气味。我们一进屋，就看到活佛正安逸地坐在房间一侧的垫子上。他50岁上下，中等身材，非常敦实；剃着光头，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他说话的时候带有葡萄牙口音，身上披着一件深红色的藏传佛教僧袍。

“请进，请进，”他热情地说，“想喝茶吗？”

寒暄之后，我们坐下来，说明我们的来意。活佛聚精会神地听着，并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故事。他在里约（Rio）长大，从事过计算机工程、巴西疗法等职业，最终皈依藏传佛教。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他带我们参观他那简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我们还喝了几杯茶，活佛丝毫没有架子。他似乎非常了解西方的新闻、文化和科技，也很精通佛教哲学和禅修，我们的对话从始至终都是在温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

“那个地方感觉很不错。”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希拉里说道。

“那里很舒服，”我说，“我觉得很放松。”

“我想下次再来，”希拉里说，“我觉得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我也有同感。此番轻松愉快的对话已经让我放下了戒心。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和希拉里经常驱车前往塞巴斯托波尔，参加活佛举办的学习班和静修活动。他为禅修及其蕴含的理念带来了非凡的深度和活力。在这段时期，我们的友谊之花开始绽放。活佛对生活有着一种极富感染力的热忱，他是一名鉴赏家，对优质咖啡、手工巧克力和美食都有着很高的品位；他也很喜欢旅行和滑雪。对活佛来说，贪得无厌的渴望和愉快的嗜好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以前我曾怀疑跟随精神导师学习是否有效果，但在与活佛共处的这段时间里，我彻底放下了疑虑。活佛本人对他的导师就表现出无比的尊重，这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对活佛来说，这些导师是一种深厚关系的源泉，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在对古代禅修满怀热情的同时，他对现代思想和科学技术也同样感兴趣。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对现代思想的渴望让我深受鼓舞。

2002年年底，希拉里跟我说了她的看法。

“他想改变我们禅修的方式，你知道的，”她说，“他想让现代修行者更容易进行禅修。”

“你确定吗？”我回应说，“他的习练方法是相当传统的。”

“它们之所以传统，是因为活佛使用的工具只适用于他，”希拉里说，“他希望我们能帮上忙，他想让你帮他制订一份策略。”

我知道活佛渴望为西方人做更多事情。这个想法让我感动，不过我很怀疑它是否可行。东方传统适用于喜马拉雅山的僧侣，而不是都市里精通科技的时髦西方人。但是，希拉里不同意我的看法。于是在某一天，我向活佛建议说，我们至少要评估一下，如果让我们正在学习的禅修传统更适应现代生活，那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活佛也很想做这项评估。于是，从2003年1月份开始，我们五个人相聚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一间小屋的客厅里，沿着四面墙壁放置了白板，然后开始研究这项难题。在场的人包括活佛、希拉里、我，还有活佛的另外两名学生帕姆·莫里亚蒂（Pam Moriarty）和克里斯蒂娜·久斯基维奇（Christina Juskiewicz）。帕姆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她长期进行禅修，为人非常和蔼、温柔和富有同情心。克里斯蒂娜是一位比丘尼，也是活佛的助手，她满怀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她要用她学到的东西帮助别人。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探讨这种改善人类体验的好方法是如何被禁锢在文化外壳之下，从而导致人们难以学习这种方法的。我们对比了古代东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研究了现代知识对灵修传统的影响，还研究了佛教中知足与心安的思想过去是如何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

在这30天讨论快要结束时，我们有了一个计划——更准确地说，是有了一个“梦想”。它的目标是使具有悠久传统的禅修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使禅修与现代发明相一致，并符合现代社会标准。它还承认培养人们延续传统能力的重要性。

看到这项计划，我顿时被其难度震撼到了。似乎我们没有能力承担这项重任，它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现代的快节奏生活、业绩压力、媒体与信息的冲击让我们难以放慢脚步，难以评估一项悠久传统的底蕴。很多人似乎更想知道如何快速地获得内心的平静，比如看一本书、上一堂课或者周末休假；可是，我们往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抛弃那些让我们焦虑不安的习惯。我们的任务并不轻松。

“我们要花五百年时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我抱怨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对一项两百年的传统进行彻底改造。”

“不，”活佛说，“只要一百年就够了。”

“一百年！”我惊呼，“这岂不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活佛平静地说，“你们还在做其他事情吗？”

希拉里、帕姆、克里斯蒂娜和我面面相觑。他是认真的吗？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从事一个百年项目？根据我在硅谷工作的经验，一个项目要么四年完成，要么就下马。

“我们该怎么做？”我问活佛，“除了您以外，我们都不够资格。”

“请把我想象成一名在西藏群山中挖金子的矿工，”他说，“而你们则身处美洲大陆。我们要建造一座相互联系的桥梁。只要同心协力，我们就能成功。”

“但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半信半疑地问道。

“很简单，”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先迈出一只脚，然后再迈出另一只脚。”

我看了一眼帕姆、克里斯蒂娜和希拉里。从她们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得出来，她们接受了这个共识。

就这样，我与史蒂夫、艾德、约翰初次见面时那种内心的火花再次闪耀起来；我再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挑战极限的团队的一分子。只不过这一次我可能不用操心上市的事情。

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篇章。我们给组织起名为“刺柏”（Juniper），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树种，它随处可见，包括在很多禅修大师以前居住过的13000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在活佛的引领下，我们五个人在接下来几年里仔细研究了那些大师的著作，小心翼翼地践行着这些文化典籍中的基本要求，对这些要求加以改造，让它们以一种适合当代禅修者的面貌出现。2009年，我们向公众开放“刺柏”，并于2015年在旧金山建立我们第一家禅修中心。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要完全实现我们的目标仍需一些时日。我们坚信人性的巨大潜能有待开发，前提是我们能够释放这种潜能。这是几代人才会出现一次的变革。正因为如此，这是一项前进中的事业，需要很多人共同培育它，使其开花结果。

不过，“刺柏”并不意味着我在皮克斯的旅程已经结束。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两份事业比我想象中联系得更紧密；不过，我是在遇到了一件极度不寻常的事件之后才明白这一点。 kG0eWT7yiS0Tile88kFFJi9RumIxPzsxpWsotixAnjapcawwSI3aLsxHnrY8ix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