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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制定的“改造政策”中有那么一条，“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地的劳动农场，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般都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而战犯管理所的上层领导——公安部，则在改造战犯时，对这一条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因为要使这些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那就连一个月16元的伙食费都挣不到，更谈不上穿衣服等了。但中央的规定又不能不执行，所以在集中改造后，对战犯们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开始更只是象征性地劳动一下，以示“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
1956年，我从重庆转送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改成的北京战犯管理所，从华北、东北等地参观回来后，所方宣布要在每一星期中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挑饭菜开水等，并采取“自动报名，量力而为”的办法，听凭自己选择一项或两项，自己认为身体不好或对这些不感兴趣时也可以不参加。
规定虽然说“可以不参加”，但谁都知道一项都不参加，管理人员即使不说什么，而一些想求表现的“同学”也绝不会不利用这一机会来“帮助”一番的。所以，哪怕是不愿意或身体不太好的也得象征性地参加一项。如兵团司令刘嘉树，就对我说：“你不要以为说‘可以不参加’，你要真的不参加，到时用棉花也塞不住耳朵（指‘同学’的批评）。”所以，他便报名参加缝纫组从事铺棉花、补破衣裤等最轻微的劳动，我也报名参加了缝纫组。
后来理发组成立后，只有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一人报名，因为他过去在山东监狱时学过一点理发。他便动员我参加这个组，因为这和缝纫组工作不冲突，只有每星期日理一次。我开始不大愿意，因给人理发太脏，站着工作也累；他劝我说：久了就习惯了，我只好同意也参加这个组。
缝纫组成立后，管理所便搬来几部旧缝纫机，可是，没有人会使用。正在为难时，却从黑弯里杀出一个李逵来。原来杜聿明因病已摘掉了一个肾脏，规定可以免除劳动的，此时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缝纫组，并说他会使用缝纫机。我以为他在吹牛，这位任过东北九省司令长官的“老病号”告诉我，他在担任机械化军长时，曾办过一个缝纫工厂，由他妻子曹秀清任厂长，他不但对坦克车等有兴趣，会修会拆，对缝纫机也一样会弄。果然，他一坐到机器旁，便能运用自如。我跟他学了半天，也就开始干了起来。
杜聿明
因为我们主要是缝补战犯穿的衣裤，好坏都没关系。我开始小心翼翼，居然缝了半条裤子，便有点“艺高人胆大”，骄傲自满起来了，正准备把另一只裤腿缝好时，机器刚一踏动，只听到“啪”的一声，针折断了！我急得满头大汗。杜聿明也连忙跑过来，急得连连摇头。
一般人看来这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那时却是大事一件，即使不被扣上“破坏公物”的帽子，也起码是“损坏公物”。因为一部机器只发一根针，断了就得写检讨去补领。我写好检讨，说了一大堆，什么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自请处分等送上去之后，准备挨批。结果却大出意料，管理员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下次留心点。”我和杜聿明才如释重负。
下次怎么样留心呢？主要是不能让机器向相反的方向倒转，只要皮带轮是朝自己的方向转动，就可以避免断针的危险了。我便把一个指头插进皮带带动的轮子里，让它先慢慢朝自己坐的方向转动成了惯性，才敢把指头抽出来，以后便再没有“损坏公物”了。
缝纫组最爱闹笑话的，要算四川老军阀王瓒绪的儿子王泽浚军长了。他参加缝纫组时，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学钉纽扣，看来这也是一件极平凡的小事，而这些将军拿起针线，却比拿枪杆子还要重几倍，好不容易才把针从衣服的反面刺进了扣眼，抽针时，比刺进去要用力些，不料用力太猛便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他把针刚一抽出，只听到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他扭过头一看，一针正刺在那个人颈子上，登时血流了出来。这一下把他可吓坏了。经过认真检讨，总结经验，才懂得抽针时，针尖一定要对着自己，这样即使碰到别人身上，也是小指和无名指，不会刺伤别人。
经过这一“流血事件”的教训，慢慢才摸索出一些搞缝纫的“技术”。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从来不会做针线活的，新中国成立后，住在单人牢房中，有时也得缝补一下，但也不存在会刺伤别人的问题，所以连这种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