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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在没有被送往北京之前，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去找他，问重庆解放前夕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有哪些叛变了，要搞一些核对工作。他们谈话的时候，那位女干部曾表示和他谈完后，还要找另一人谈。
徐远举便在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站在窗口高声喊了一句：“××快点来，我已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
那位女干部立即羞得满脸通红，桌子一拍：“徐远举！你乱喊什么？”
徐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会使她那样生气，又补上一句：“我们搞完了，喊他来搞。”她更气得不得了。
徐远举
管理所的负责人赶忙跑来一问，才向对方解释这是误会，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做什么、谈什么等都称为“搞”，而有些地方的方言却把这个“搞”指为男女之间的事，说明这是方言的误会。那位女干部还是气呼呼的，管理所的负责人连忙举出了另一件因方言发生误会的事，来证实徐远举不是故意来占她的便宜：
有一次，一位四川女干部在钉钉子，找不到什么东西好敲钉子，有个战犯便用讨好的口吻对她说：“我去把锤子拿给你用。”那位女干部也气得大发雷霆，说他有意侮辱她。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川人把男性那家伙叫“锤子”，而把锤东西用的锤子叫“钉锤”。
世界上的事，真是无独有偶，徐远举闹过笑话后，郭仲容接着又闹出一次笑话来。郭仲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随徐复观一同派往延安，担任国民党军令部第二厅派驻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联络参谋。徐复观做了一段时期不愿再去，郭仲容便被提升为少将，接替徐的职务。他在延安住了好几年，经常受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款待，也不断送些中共的文件让他看看。在这些中共领导人耳提面命之下，此君思想丝毫未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拼命地反共，被俘后，也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改造。
原来我们都以为共产党不讲私交，只讲阶级仇恨，以后发现并不是绝对的。有一次，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陈赓大将去重庆看守所，看望和他在黄埔第一期的同学宋希濂、曾扩情、国民党兵团司令钟彬、汉中警备司令刘进四人，并请他们吃过饭。贺龙元帅也去看过我们，并问过我们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而认识郭仲容的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人，一到重庆，也总去看看他，和他聊上几句。
有一天中午，郭仲容在睡午觉，有一男一女去看他，见他睡了，就没有叫醒他便走了。他们刚一走，郭便醒了，知道有人去看他，就赶快站在窗口大叫：“请那位男先生回来！”结果没有叫到，因他们已走得相当远了。一会儿，管理所的人便来责问郭仲容：“你乱叫什么男先生？”郭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一样称呼他为同志，不叫先生又叫什么？”那位干部便告诉我们一个新名称：“首长！”
以后凡是来看望我们的“首长”，多半都是中共的高干，对我们都很客气，也不装模作样，摆出一副胜利者的骄傲姿态，望之令人生畏，大都是和颜悦色地和我们谈上几句，有安慰、有勉励，很少板起面孔，教训一顿。相反的是那些年轻党龄短的中下级干部，对我们却是以“左”的面貌来表现出他的阶级立场，如果不板面孔，好像就不足以划清和我们之间的界限似的。甚至认为如果和我们聊聊闲天，就会受到我们的传染，变成反动派。所以，那些职位越低、党龄越短的干部，见了我们总是“视而不见”。我们这些人也不解他们越“左”越好的心理，报之以“相应不理”，一般都没有向这一类“小字辈”低三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