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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镜塘的父亲是清末的大官，所以家产不少，除上海、南京、济南有大公馆外，北京绒线胡同也有一所大院。他是大少爷出身，吃喝玩乐、诗书字画无一不精，由于他是党棍子，知道阶级斗争的厉害，所以他在济南解放被活捉后既没有像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准备自杀，也没有敢隐瞒身份，而且，在被俘后，还处处小心翼翼，一般人对他的评语是“循规蹈矩”。他从不背地里发牢骚，所以被指定当了负责生活的委员。他和王耀武两人有一间小房子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庞镜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所以这个房间的桌上放有墨盒毛笔，他平日和人接触，总是先笑一笑之后才用不流利的北京话和人攀谈，很少看到他发脾气。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几年中，只发现他生气过两次。一次是不知道是谁在他桌上写了几个字，他看了气得跳了起来，并且向管理所领导反映要查对笔迹，看是谁写的，非要处分这个人不可。原来在他桌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他大发雷霆，请求追查；同时，我也发现他一个人伏在桌上泪痕满面。
当时我曾劝慰他不用计较，他哽哽咽咽地小声说：“我是一心一意为同学们服务，而却有人把我比作认贼作父的儿皇帝石敬瑭，怎么不伤心！”他一再请求领导上给他做主，一定要核对笔迹，看是谁这样恶毒地咒骂他，可是没有得到管理人员的支持。他们感到要100多人写字对笔迹，这样大规模地兴师动众，没有必要，以后留心慢慢地查查就行了，结果不了了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他种在他工作室里的两盆山胡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无法起死回生了。为此，他也发过一次大脾气，说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太可恨了。监狱中这一点点盎然生气都被烫死，真是没良心的人才做得出来。他知道我过去当过侦缉大队长和稽查处长一类侦探机关的领导，便请我给他“破案”。
我说早不干这行了，这种案也不必去破它，而要反躬自问有什么地方使同学不满才是要紧的问题。他听了我的话琢磨了好久，才恍然大悟，认为他确有些地方得罪人。特别是一到冬天，每一个大的寝室内（可住十人左右）都是把取暖火炉生在房内，小寝室（可住四五人）的火炉是生在胡同走道上，生在房内的火炉是由房内的人轮流负责在半夜起来添煤和经常看看是否灭熄了，如果炉火不旺，一定要用一根铁棍去通通。管理所为防万一，所有通火铁棍、铁铲等都只有一套，交由庞镜塘保管，用时去找他要，绝对不准留在房内。一是要轮流用，二是防止发生意外。有些人怕半夜起来麻烦，一借去就不还。庞便一等用完就拿走，有些人对他这种一点不肯与人方便的做法反感很大。
还有时在分配日用品等方面，也有人对他有意见，认为他不公平。这些琐碎小事，过去这些大官们连想也不会去想，今天却斤斤计较。因此，他这个生活委员就为这些小事得罪不少的人。
他平日很少和别人谈知心话，这可能是由于他胆小的缘故吧！有一次，他在别人谈在台湾的家眷时，不留心说出他的妻子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当别人进一步想打听她的情况时，他马上改口谈别的事。可是不难看出，他内心里是非常苦闷的。有时一个人坐在他那间工作室里，既不看书报，也不写东西，而一坐就是默默无言地坐很久很久。
我每次给他理发时，他总是特别提醒我，留心不要碰掉他脑门顶上稀稀疏疏几根灰白头发。我常开玩笑地说，没有这几根头发，秃秃的脑门，就更像一位大学教授了。他每天对镜理发时，总是那么小心翼翼。许多人都笑他是“惜发如金”，他往往也笑着回答：“我看它比金子更宝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