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编在第二组。学习组长是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生活组长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同组的有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等十来个人。我只认识王耀武。“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师长，率部在上海附近的罗店前线抗拒日军。我那时是军事委员会派往罗店、浏河前线的随军情报组组长，经常带着组员到前线各驻点调查、了解情况，每天向上海和南京发报两三次。

王耀武的师部驻在前线一个小村内，他与戴笠一向很好，知道我们在前线的目的，是为蒋老先生搜集情报，所以非常客气。当时所有在罗、浏前线作战的师部都给情报组装了军用电话，每天把他们打胜仗的消息告诉我。我马上派员前去实地看过，才敢上报，怕受他们欺骗。遇到重大事情我们亲自去调查，经常在王的师部和他的副师长李天霞一道吃饭、聊天，所以和王熟识。在战犯管理所他看到我后，很高兴给我介绍与其他的人认识。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他忽然回到组内来传达当天上午的学习内容。我很奇怪，他和我们一样是第二组的成员，怎么由他传达学习项目？我因初到不便多问，但由于好奇心，下午我就打听到了。原来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但他平日还是在小组内与我们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我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相信他，他是不是能如实地去反映情况呢？很快，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答案。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的信任。这里得插进一句，为什么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彼此都称呼为“同学”呢？这可能是由于要提高战犯们的自尊心，让身居狱中的战犯忘记自己是在坐牢，像在什么训练班学习。因为按照旧的老习惯，监狱里犯人们都彼此称呼为“难友”，以示是患难中结识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管辖下的监狱中，禁止再称难友而改称“同犯”，意即同是犯了罪的人。战犯管理所成立后，让战犯们互相称呼为“同学”，虽然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在旧社会中的王耀武，是拔尖儿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与发财的本领。他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黄埔一、二期学生中，胡宗南这样突出的人也是少数，像他这样身兼一省的军事、政治要职的第三期学生，还没有第二个。他原先是上海泰康饼干公司一个学徒，由于手笨嘴笨，不讨人喜欢，经常受人欺负打骂，他便愤而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他慢慢地领会了一套升官发财之道，爬得很快，特别是当他爬到了师长一级的高位能经常与蒋老先生接近时，他就比一般人都能得到蒋的重视，主要是蒋身边的人他都有一套拉拢收买的巧妙方法。

王耀武送礼与一般人不同，能当着许多人甚至蒋老先生的面，送人家东西而不被人发觉。他在抗战时期，许多人生活困难时，他往往利用他驻守的防地大搞走私等活动，赚了不少的钱，对直接领导他的上司身边所有的人都去进行收买。其方法之妙，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当时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或一只瑞士的高级手表，是人人求之而不可得的贵重物品。他每次去参加什么高级会议或去晋见什么大官时，身边总是带上几支派克金笔和高级手表。他要送东西给对方时，往往当着许多人的面，向这人借自来水笔与手表，说是自己忘记带，等到散会或临走时，便把自己带去的还给别人。为了怕对方发觉不是自己的而拒收时，他会把上面贴的一张很小的“王耀武敬赠”的字条让对方看一下，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地收下了。

据他告诉我，即使当蒋老先生、何应钦等在一起开会时，他的这一戏法也一样在这些人面前玩弄过。所以这些人身边的亲信除了会给他说好话外，最方便的是他送去的文件很快便可批下来。他在上海泰康公司当学徒受气的事，他一直没有忘记，等到他发了财之后，便把这个公司买下来，由小徒弟变成了大老板，这是他认为最得意的一件事。由于当官而经商，发的横财不少，所以生活也很考究。他自己常说，太多享受也给自己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麻烦。

1947年莱芜战役中，他指挥的六万多人被歼。不久，济南告急，他在共军将济南层层包围之下，还带着一个副官化装为小商贩逃了出来。他是山东人，地形熟，语言方便，他知道若向前方逃跑，不容易通过共军的防线，只有向相反的方向逃才能逃到青岛或烟台等城市；再想法从海上逃难到别处。 Gx+6I2xNdm+XCVhfEnpzTUVmVSPxk6bUIFTVK5dVFU5JN1Gnb277QuQCeH2WNZ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