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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名将宋希濂，是黄埔一期学生中年纪较轻的一个，是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曾派去日本留学，30岁左右，就晋升到了拱卫南京的三十六师师长。多年来，他随蒋南征北战，曾屡建功勋，被人称为青年得志的将军；但一谈到他最后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送终时，也是感慨万千。他说：“1949年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对大陆统治完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父亲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屡屡打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然，我那年才42岁，不但两鬓开始花白，头发也脱掉不少，几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当年石达开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时，是决心一死的。感到将来当俘虏，是多么可耻！当解放军正四面把我包围着、自知已走投无路时，便抽出手枪，朝着脑袋。正要开枪时，我的警卫团一个亲信排长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枪支夺去，抱着我哭了起来。一会儿工夫，解放军就过来了。开始，他们在清查谁是宋希濂的时候，我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是一个叫王尚述的苏北人，他是解放军1948年9月间派遣打入我在衡阳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后被人发觉，许多人都主张枪毙他，我看他很年轻有为，认为只要肯认错悔改就行了，并把他留在干校工作。正当解放军认不出我的时候，他忽然走过来向我敬礼，并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对高级将领会更加优待，要我不用担心，我当然只好承认我是宋希濂了。”
在谈到他和钟彬两人在一起，便成为送终兵团时，他有点气愤，他说：“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组成十四兵团的。归我统率的有六个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总数是14万多人。我原来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知道我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闹矛盾，并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边区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调任我当主任，我也希望能‘得地利，挽天时，讲人和’以挽救失败残局。我担任绥靖主任后，又把两个军组成一个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为兵团司令，同时保举曾任二十六军军长及广州第四编练司令的钟彬为十四兵团司令，实际上我是指挥两个兵团。说这两个兵团是给国民党在大陆的送终兵团，真有点冤枉！”
宋希濂和沈醉
“到现在，我还记得，1949年11月间，蒋老先生派蒋经国拿着他的亲笔信，到川湘边境的彭水西边武隆县江口镇和我会晤时，我向他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共军实力雄厚，斗志旺盛；我指挥的六个军，大多残破或新编，战力脆弱，指挥官缺乏信心；鄂西山地粮食少，官兵常吃不饱；加上天气寒冷，大多数士兵无棉衣，吃不饱再加穿不暖，又遇到这种地形，怎么打仗？当时蒋经国先生除同意我的意见外，还说这次与共军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20年来国民党没有搞好政治，也没有领导好军队，只有彻底改造，才能产生伟大的新生力量。当然，这不是短时期能办得到的，我是希望知道当前打算怎么办？他说：‘正在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来，希望撑持一个时期。’我表示：‘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那次，他自己来和带老先生的亲笔信来，不但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而是使我们感到失望。但最后我们还是拼死抵抗，正如钟彬所说：‘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绝不会投降，只有打光算了！’就是这样，我们边打边逃，明知是死路一条，也还是朝死路走去。”
“有一天，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急，快到大渡河边时，跟随我的警卫中有一个士兵，忽然自言自语地念着：‘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他这一念不打紧，我听了却打了一个冷战，立即感到这真是一个不祥之兆。虽不是故意指我，但却与我的处境完全相似，不能不使我想到当年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和石达开在大渡河的被擒了。”这位一向自负的名将，谈到这里时，还感到羞容满面，大家只好劝他不要再谈下去了。
宋希濂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个文武兼全的人，而且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湖南骡子脾气很重。他无事时，便背诵唐宋诗词，一口气能背出上百首，《长恨歌》与《琵琶行》等长诗，他都记得很清楚。我曾注意到他，每次背诵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往往红润欲泪，因为他也是统率过14万人，被俘地点也在四川，这怎能不使他感愧交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