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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误会刚刚解决不到一星期，又有一位什么首长来讲话，他是讲战犯们集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加速改造，要真正改造好，就要做到“脱胎换骨”。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割鸡巴那么可怕，但不少人也背上了一个包袱，主要是认为自己不是出生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地主阶级家庭，先天生就了这个骄胎傲骨，怎么也找不出一条贫农和叫花子的根子来，这个胎怎么去脱，骨又怎么去换？
尽管在讲话时，那位首长怕又产生误会，还一再说明，这是比喻，就是要求彻底改造，重新做人。但大家细细一琢磨，还是认为改造太不容易，一直是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以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甚至是无限期囚禁这些人的一个代名词。
虽然不敢再发牢骚，但总有“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出路漆黑一团”的感叹。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要把这些战犯们彻底改造好，那将是遥远的事情。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可能这一辈子就这样改造下去。直到1959年秋，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战犯的命令，指明只要改造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就可以得到特赦，这一包袱才算放了下来。彼此额手称庆时，都说：想不到要求这么低。因为一般都差不多关押十年了。“改恶从善”这样一个标准，也基本上达到了。大赦令一颁布，战犯们的心境才为之一舒。
那么多的战犯聚集在一起，又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生活，彼此都有一肚子的话可以谈。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三四个小时的学习和开会等之外，其余的时间便是自学或参加些象征性的劳动。更多的时间可说都在“摆龙门阵”，只要有几个彼此认为信得过的坐在一起，便有谈不完的话。
当时要用录音机把这些录了下来，真可以编几十本动人的故事书。我的记忆力可惜不太好，现在回忆起来，连百分之几都记不到。一开始，每个人都爱讲自己生平的得意事，从如何升官发财到怎样玩女人等等，可说是无话不谈。
这不但由于过去彼此身份地位差不多，而且，如今都成了战犯，关在一起，从前那种装腔作势的官架子早抛到九霄云外，所以，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不过遇到个别爱“靠拢政府”的“假积极”分子突然插进来，便会不约而同地马上改口，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刚发下来的文件，等到这种人一离开，又重新漫无边际地纵谈起来。这几乎是战犯们的一种最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