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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受到批评后，真的是“若无其事”吗？不！他总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发泄到他的笔尖上。他经常在挨批之后，伏在桌子疾书一阵，有人以为他在写笔记一类东西。他不给人看，别人也不能硬要去看他写些什么。因为在战犯管理所里，按规定，对个人写的东西，自己不愿公开时，别人不能强迫他公开。因为共产党人懂得人的思想改造和转变不能用硬性办法，这和强制劳动改造完全不同，只能慢慢来。用他们的术语叫“耐心等待”。不过，有时黄维也故意让人知道他在发泄自己对批评的不满。
有一次，他在挨批之后在桌上写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写好后就放在桌上。和他同组的有个阎锡山手下的死守临汾的梁培璜司令官看到后，马上大声质问他：“你是龙，你是虎；谁又是虾，是犬？”“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意当犬就当犬，我管不着！”他的这一回答，更使得对方火冒三丈。这时，正在午睡的那位学习组长，连忙爬了起来，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这完全出乎意料的举动使黄维来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战犯管理所有规定，不管犯了什么错，都只能批评，严重的也是用斗一斗的方法，绝对禁止打人或侮辱性的骂人。
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这时，其他同组的人都赶忙来劝解，战犯管理所的值班干部也马上赶来，一问这情况，立刻又把管理所的负责人请了来。他一听，便很严肃地指出，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违反政策的重大错误行为，应当马上召开全体大会来好好认识一下这种错误的性质。同时也指出，黄维用这种成语来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是不对的。黄维听了后，原来涨红了的脸慢慢恢复正常。而那位打人的学习小组组长，原来趾高气扬，认为自己理直气壮，敢于和错误思想斗争，满以为可立大功一次的得意心情，好像冬天一下掉进冰窟一样的难受。自然，从那次后，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打人了。
与这一事件的起因几乎完全一样的，是发生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身上。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与其他人有很多特别不同的地方，他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资格老，而且是帮会首领，兴趣也是多种多样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教九流，嫖赌吃喝，无一不精。文能登台演戏，武可骑马打枪；小能教孩子练武，大可指挥百万大军……虽然有一点点自吹自擂，但的确是不同凡响的将军。和他在一起，使人不会感到寂寞。
我和他的关系较深，云南和平解放后，他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晋升为副总司令、专机由台北送到云南去指挥在云南的两个中央军的。他临离台北前，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在给他饯行时，还特别托嘱他攻下昆明，立即把我用专机押返台湾。因毛人凤收听到了我被迫起义的通电和广播，以为我真的背叛了国民党，所以恨我入骨，认为太给他丢人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解放，军统将级特务和地方负责人正式发通电起义的，只有我一个。
他曾向蒋介石大总统夸过海口，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绝不会公开叛变。而在大陆最后这一块根据地上，我这从十几岁便受到戴笠亲自培植起来的人，居然公开通电起义，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所以，非欲置我于死地不可。没有料到，汤尧见到我时是他被活捉后，同我一道关在昆明陆军监狱中。两人过去虽然不相识，但一经交谈，便臭味相投，成为莫逆之交。所以，我们两人在背地里是无话不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