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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的灭亡对南京这个城市来说，显然是有严重后果。没有东吴就没有南京，现在东吴真的没了，被灭了，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南京老百姓当然无能为力，爱怎么办怎么办。过去的日子里，此处乃孙吴的首都，是首善之府，江东豪门士族都以居住此地为荣，甚至一些北方人士也开始在此定居，譬如孙吴的老臣张昭，他本是彭城人，也就是今天江苏的徐州人，传至他的曾孙张闾时，在《晋书》本传中，已经著籍为“丹杨人”。
又譬如薛综，江苏沛县人，其孙薛兼在《晋书》本传中，也成了“丹杨人”，而且已成为江东大姓，成为地道的“南京人”。现在改朝换代，他们又应该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出路倒是现成，有两条，一条是回老家，从哪来，滚回哪里去，一条是追随孙后主孙皓，去洛阳寻找机会，继续捞个一官半职。
回老家说容易，也不容易，你已经是一个南京的城里人，干吗还要回到乡间去呢。当然，东吴时期的城乡差别，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去晋都洛阳追随孙皓，必须也得有那个资格，你得有那个名望。就算你有那个资格，就算你是那个名流大家，去北方，仍然还是“亡国之余”，还是丧家之犬。因此事实上，大多数人只能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和过去相比，东吴不在了，南京老百姓过日子还得一切照旧，太阳照样升起，大家还得像以前那样生活，只要还能活得下去。
胜利者照例要做些事，首先南京这个昔日的首善之地，原有的名称不能再保留，要改名，要拆分，像生日蛋糕那样切成几大块。已经不再是首都了，建业之名不能再用，还是恢复更以前的名字，叫秣陵。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显示至高无上的权威，曾经五次出巡。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归，路过金陵，几个陪同的术士见金陵山势峻秀，地形险要，就对秦始皇嘀咕了一句：“金陵有天子气。”秦始皇听了很不高兴，此地又不是天子脚下，怎么可以有王气，不就是想造反吗，立刻命人开凿方山，使淮水流贯金陵，把王气泄散，并将南京改为秣陵。“秣”是草料，意思是这里不配称作金陵，只能贬为牧马场。
南京又一次成了牧马场，连降几级，又变成了秣陵这样一个县级单位，仍隶属于丹杨郡。丹杨郡也被拆分，分丹杨南部为宣城郡。太康三年，也就是公元282年，孙吴亡国的第三年，又以秦淮河为界，把秣陵县一分为二，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也就是说，后来南京人说的城南，灯红酒绿的夫子庙一带，在当时是分裂的，成了两县交界之地。这还不行，秦淮河南面的秣陵还要继续拆分，差不多是以如今的机场高速公路为标志，再切成两半，东面还叫秣陵，西南新设临江县，后来改为江宁。有传说是晋武帝南巡到过那里，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定名为江宁。
至此，好端端的一个南京，七零八落，范围已经小了许多。建业已不是原来的建业，秣陵也不是原来的秣陵，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城区主要是集中在建邺，为什么又要从建业变成建邺，因为西晋当局不喜欢它包含的“建功立业”之义。改成了“邺”以后，不久又遇到麻烦，公元313年，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为了避讳，建邺不得不再改名为建康。
从建业到建邺，从建邺到建康，从帝王之都，到寻常县邑，而且是被拆分成了三个县，南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跌了又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东人士，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权势，也在一时之间化为乌有。虽然南京还是扬州治所的所在地，是丹杨郡或丹杨尹的治所，机关和衙门还留在这里，建邺县或建康县，与孙吴时的建业相比，已经完全没有可比性。
到了公元307年，也就是永嘉元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一个叫作司马睿的人来到了南京，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叫王导的山东琅邪人。这位司马睿要说也算是皇帝本家，沾得上一点龙脉，他的曾祖父是司马懿，晋文帝司马昭是他爷爷的哥哥，晋武帝司马炎是他堂伯。司马炎死后，西晋陷入了混乱之中，政治环境动荡险恶，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免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生存方式，尽量让自己远离斗争的旋涡。
要想真正避开权力斗争很困难，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当时“八王之乱”，司马王爷们为了皇帝之位，你死我活，好在司马睿与他的助手王导脑袋清醒，终于摆脱了这些纠纷。王导是琅邪大族，与琅邪王司马睿是好搭档，两人便跑到南京来担任地方官，成为地方领导人，相当于出任当时的江苏省长和南京市长。十年之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王导则成为他的丞相。
当时南京的民间，对这位新来的统治者很不尊重。就算是他已经登基做了皇帝，仍然喜欢在背后说长道短，议论他的身世。那时候，有个“牛继马后”的谶语在悄悄流传，关于这个谶语，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牛”与“刘”谐音，意味着姓刘的人最终将取代司马氏，结果恰恰也就是这样，五胡十六国中的前赵刘渊灭了西晋，东晋后来则为刘裕建立的宋所取代。
另一个是说司马睿的DNA有问题，说他不是司马氏家的骨血。据说司马懿早年就有代魏之心，有一本流传很广的谶书叫《玄石图》，上面记有“牛继马后”的预言，司马懿便请懂星象的管辂占卜子孙运势，占卜的结果与《玄石图》不差毫厘。
权倾天下的司马懿心里很不痛快，手下有个叫牛金的将领，为他出生入死，立下殊勋。司马懿忽有所触，想起“牛继马后”的预言，十分忌讳，怕牛金将来会对自己子孙不利，就派人请他赴宴，酒中下毒，将牛金毒死了。司马懿以为牛金已死，子孙便可高枕无忧坐享富贵。殊不知世事难以预料，司马懿的一个孙子司马觐袭封琅邪王，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她为人很风流，没多久就与王府中一个也叫牛金的小吏勾搭成奸，生下了司马睿。
唐朝房玄龄主编的《晋书·元帝纪》对司马睿的身世有记载：
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咸宁二年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
然而在这篇传记的结尾处，又添这样一段：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焉，帝先饮佳者，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俗话说，著作不过廿四史，《晋书》在二十四史中排名第五，正史所言，按理应该铁板钉钉，绝非戏言，然而无论谁认真拜读过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东晋虽然也有一百年的历史，六朝中历史最长，却很难引起大家对朝廷的敬重。后人戏谑地称司马睿为牛睿，譬如明朝的李贽，就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而不称司马氏。南京老百姓都是前朝的遗民，出于对孙吴的怀念，也希望司马睿并非皇族血脉，他们觉得真要是这样，多少也有些解恨。
历史书上习惯把东晋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中原人口大迁移。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好的方面，它促进了文化交流，把中原文明带入了南方，引进了北方的先进生产力。不好的方面，就是傲慢的北方人反客为主，迅速成了这里的新主人。南方吴人和北方中原人士的对立，立刻变得严重起来，原有的矛盾开始激化。
既然北方人视吴人为亡国之民，动不动就是“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动不动就是“吴人轻锐，难安易动”。既然他们可以凭政治上文化上的心理优势，称江东的吴人为“貉子”，为“南蛮”，那么江东的吴人也完全可以嘲笑那些流离失所的北佬儿，称他们为“伧父”和“伧鬼”。吴人陆机赴洛阳谋求发展，听闻左思要作《三都赋》，便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调侃，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口气真的很大，要把人家写的文章用来盖酒瓮，轻蔑之意跃然纸上。
《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也很有意思，同样是吴人的陆玩，去拜见丞相王导，王导好心以食物招待，没想到差点出了意外：
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酪为北方人钟爱的食品，陆玩吃这玩意得疾，肠胃不舒服，拉了肚子，竟然直接对北人王导称自己差一点成为“伧鬼”，吴人之自傲溢于言表。傲慢注定要付出代价，南北交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陆机最后惨死在北方，被夷三族，连带他无辜的弟弟陆云也一起遇难。陆氏兄弟可以说是吴人的杰出代表，是东吴丞相陆逊的孙子，陆机的《文赋》享有大名，是中国文学评论的祖师爷，他的书法作品《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
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上提供了当时的一些民谣：
《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
“中国当败吴当复”，意思是说当时的吴人，根本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东吴是对立的，中原与江东是两个不同的区域，或者干脆就是两个国家。你若说当时的南京人是中国人，他们非跟你发急不可，因为这相当于你骂他们是伧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动不动就是“汉贼不两立，王室不偏安”，骨子里都是以中原文化为正宗。孙权却不太在乎这一套，他根本就不太把中原的文化传统当回事。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南京人，完全还没什么“我的中国心”。
以祭天为例，孙权当初登基的时候，假模假样地也祭拜过一回，这以后，就懒得再进行祭天大礼。大臣为此有异议，觉得不符合规矩，不上路子，孙权便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意思就是祭天这种仪式，让中原的人去玩吧，居天地之中者为中国，跟我们这些处于边远地方的人没关系。大臣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来说服孙权，既然你已经即天子之位，就必须行祭祀告天之礼。孙权依然不予理睬，觉得这些玩意都是俗儒们的想法，“不可用也”，费那个事干什么，他犯不着非要去守那个中土文化的烂规矩。
孙权临死前，使有司传诏问神人请福，神人一本正经地占了一卦，十分肯定地说：
国之将兴，听之于人。
国之将亡，听之于神。
没人跟孙权解释这段话的真实含义，神神鬼鬼，信了也就信了，不信也就不信。反正接下来，孙权也死了，吴国也亡了。再接下来，是在南京支撑着中原文明的东晋时期。这时候，中国的中心，已经到了南京。六朝时代的南京，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如果说孙吴时代的定都建业，只是为南京这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那么东晋时期的衣冠南渡，从本质上看，则是完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或者说是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这就是把北方的中国，把一个失败了的中原王朝，拖儿带女地转移到了江东。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毫无保留地移植到了南方。
当然，东晋也顺便悄悄地干了一件事，把原来以南京为中心的吴地，把原本十分强悍和有点落后的吴文化，把北方人眼里的南蛮
舌之人，变成了大中国的一部分，变成了飘扬在中华文明里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