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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三月十八日。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今日接读先生十九日发的那信，关于“兄”字的解释，敬闻命矣。二年受教，确不算“生疏”，师生之间，更无须乎“客气”，而仍取其“略胜一筹”者，岂先生之虚己以待人，抑社会上之一种形式，固尚有存在之价值欤？敬博一笑。但既是先生“自己制定的，沿用下来的例子”，那就不必他人多话的了。现在且说别的罢。
如果现世界的教育“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那么，性非如桮棬的我，生来倔强，难与人同的我，待到“将来”走到面前变成“现在”时，在这之间——我便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虽然将来的状态，现在尚不可知，但倘若老是这样“品性难移”，则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末了还是离不了愤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倘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则坐坐瓜皮艇。但我绝不希望在乡村中坐电车，也不想在地球上跑到火星里去。简单一句，就是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但这个“我”里还是含有原先的“我”的成分，有似细胞在人体中之逐渐变换代谢一样。这也许太不打算，过于颓废，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罢，其实我上面所说“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仍然脱不了“缴白卷”的例子。这有什么法子呢。随它去罢。
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但孙中山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台，《民国日报》立刻关门（或者以为与中山之死无关），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姑无论“叛徒”所“叛”的对不对，而这种对待“叛徒”的方法，却实在太不高明，然而大家正深以为这是“好世界”里所应有的事。像这样“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忍得下去，听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我想，对于这个缸，不如索性拿块大砖头来打破它，或者用铁钉钢片密封起来的好。但是相当的东西，这时还没有豫备好，可奈何！？
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此后自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
我所看见的子路是勇而无谋，不能待三鼓而进的一方面，假使他生于欧洲，教他在壕堑里等待敌人，他也必定不耐久候，要挺身而出的。关公止是关公，孔明止是孔明，曹操止是曹操，三人个性不同，行径亦异。我同情子路之“率尔而对”，而不表赞同于避名求实的伪君子“方……如五六十……以待君子”之冉求，虽则圣门中许之。但子路虽在圣门中，而仍不能改其素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至于他“结缨而死”，自然与“割不正不食”一样的“迂”得有趣，但这似乎是另一问题，我们只要明白，当然不会上当的。
在信札上得先生的指教，比读书听讲好得多了，可惜我自己太浅薄，不能将许多要说的话充分的吐露出来，贡献于先生之前求教。但我相信倘有请益的时候，先生是一定不吝赐教的，只是在最有用最经济的时间中，夹入我一个小鬼从中捣乱，虽烧符念咒也没有效，先生还是没奈何的破费一点光阴罢。小子惭愧则个。
你的学生许广平上。三月二十日。
广平兄：
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但因为偶然没有工夫，一直到今天才能写回信。
“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先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
来信所说“时代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若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这回的教育次长的下台，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则，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碍《民国日报》，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
我如果有所知道，当然不至于不说的，但这种满纸是“将来”和“准备”的指教，其实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也无甚益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使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
鲁迅。三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