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今日接读先生十九日发的那信,关于“兄”字的解释,敬闻命矣。二年受教,确不算“生疏”,师生之间,更无须乎“客气”,而仍取其“略胜一筹”者,岂先生之虚己以待人,抑社会上之一种形式,固尚有存在之价值欤?敬博一笑。但既是先生“自己制定的,沿用下来的例子”,那就不必他人多话的了。现在且说别的罢。
如果现世界的教育“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那么,性非如桮棬的我,生来倔强,难与人同的我,待到“将来”走到面前变成“现在”时,在这之间——我便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虽然将来的状态,现在尚不可知,但倘若老是这样“品性难移”,则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末了还是离不了愤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倘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则坐坐瓜皮艇。但我绝不希望在乡村中坐电车,也不想在地球上跑到火星里去。简单一句,就是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但这个“我”里还是含有原先的“我”的成分,有似细胞在人体中之逐渐变换代谢一样。这也许太不打算,过于颓废,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罢,其实我上面所说“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仍然脱不了“缴白卷”的例子。这有什么法子呢。随它去罢。
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但孙中山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台,《民国日报》立刻关门(或者以为与中山之死无关),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姑无论“叛徒”所“叛”的对不对,而这种对待“叛徒”的方法,却实在太不高明,然而大家正深以为这是“好世界”里所应有的事。像这样“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忍得下去,听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我想,对于这个缸,不如索性拿块大砖头来打破它,或者用铁钉钢片密封起来的好。但是相当的东西,这时还没有豫备好,可奈何!?
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此后自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
我所看见的子路是勇而无谋,不能待三鼓而进的一方面,假使他生于欧洲,教他在壕堑里等待敌人,他也必定不耐久候,要挺身而出的。关公止是关公,孔明止是孔明,曹操止是曹操,三人个性不同,行径亦异。我同情子路之“率尔而对”,而不表赞同于避名求实的伪君子“方……如五六十……以待君子”之冉求,虽则圣门中许之。但子路虽在圣门中,而仍不能改其素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至于他“结缨而死”,自然与“割不正不食”一样的“迂”得有趣,但这似乎是另一问题,我们只要明白,当然不会上当的。
在信札上得先生的指教,比读书听讲好得多了,可惜我自己太浅薄,不能将许多要说的话充分的吐露出来,贡献于先生之前求教。但我相信倘有请益的时候,先生是一定不吝赐教的,只是在最有用最经济的时间中,夹入我一个小鬼从中捣乱,虽烧符念咒也没有效,先生还是没奈何的破费一点光阴罢。小子惭愧则个。
你的学生许广平上。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