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或称“前四史”）。作者陈寿，以其史识及叙事能力，在当时已有“良史之才”的称誉（参见《晋书》本传）；后世的治史者（特别是宋朝以还者），也屡屡赞颂陈寿撰事不作曲笔，直可与司马迁、班固辈为匹俦。事实上，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作为较完整地记叙中国古代一个极有异采的历史时期的唯一存留至今的史著，在诸多的古史书中，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出现了裴松之（南朝宋人）所编撰的《三国志》注六十五卷（据《隋书·经籍志》），其分量竟多过陈寿本书数倍，这是古代史界的一件大事，引起后人不少辩讼。唐宋时的学人大多对裴注缺乏理解，普遍认为它“繁芜”，甚至有人武断地认为裴注所录，都是陈寿本书的“弃余”。其实，裴松之在其《进书表》中明白宣称其注是“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同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由于古人习惯于在注释中专注训诂，对裴氏这种把注释重心放在史实的增补考订的做法，自然难以认同，而其中固执者欲厚诬为“弃余”，则徒显自身的浅陋而已。

后来学人逐渐重视裴注，有人统计裴注所引魏晋著作多达二百十种，这些著作渐见散佚，到唐宋就十不存一了，其可贵显而易见；又有研究者以《后汉书》与《三国志》相同的列传作比对，前者的篇幅比后者更为多广，而其超出部分，均与裴注相同，可见裴氏见识恰与时贤相合。应该说，裴注在史料上对陈寿本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必须指出，陈寿作为一个亡国之臣，在新朝廷下秉笔编撰货真价实的当代史，确实有其难处：不敢放手直书新王朝的历史真实（论者不满多集中于对曹爽的加诬和对丁冲事迹的回避等），又不甘心仿效王沈的《魏书》和鱼豢的《魏略》那样媚事司马氏，落笔时窘困可以想象；当时三国初定，许多史料都未能浮现，所以只能默受内容不充实，甚至无表无志的巨大缺憾。然而，这些都是时势格制的结果，可以体谅。

裴松之在《进书表》中还曾自信地声言：“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可以进一步看到，裴氏为陈寿本书作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训诂助读、增补考订，而是试图从中融入自己对书中所反映的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从现代人的视角来评论，裴注不单单是陈书的助读“功臣”，甚至可以将之和陈书视为反映魏蜀吴三国六十年鼎立历史的“双璧”；两著合刊，才算得上是记载中国古代这段光彩熠然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完整充实的辉煌史著。事实上，陈书与裴注正是以合刊的形式，相互纠缠，跨越千年，流传至今的。

清代和近代学者对宋元以来《三国志》的各种版本，进行了不懈的校勘考订工作，成果卓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对通行的《三国志》刻本—百衲本、武英殿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本进行全面性的整理，刊行为一种新型的点校本。

我们这次整理刊行的《三国志》新本，则着眼于现代人阅读方式，一面不拘以往版本畛别，广泛纳用先行者对《三国志》所作的校勘考辨上的成果；一面在体例版式上，尽量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在标点、段落、用字上力求向通行、简便、实用靠拢，简体横式排印，以飨当今读者。衷心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广大使用者的认可。

整理者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