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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语录：
我们常讲，在世界上，争来争去，不外名利两件事。名是为了满足求胜的本能，而利则是为了满足求生。二者联系密切，相辅相成，成为人类的公害，谁也铲除不掉。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们都尽过力，而所获只能说是有限。
古人云：名利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以来，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概莫能外。从古至今，多少人因追名逐利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从中，人们的名利之心，可见一斑。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一个极端，它深为世人所推崇，即如陶潜那般对名利予以淡泊的态度。前者是不当为我们所取的，因为将名利作为人生的追求，不仅是人生价值缺失的表现，也是人格上的一种缺陷。而后者，人生在世能淡泊名利，是坚守本真，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表现，自古以来，深为人们赞许。
但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在当今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一个毫无名利之心的人，可以说，是难以立足于社会的。一旦有竞争，就必然会有求胜之心，而这不正与名或利密切相关吗？说完全没有求胜的渴望，那是非常牵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求胜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追名求利的人。这是对自我人格的一种亵渎，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毁灭。
试问，当今社会的一些贪官腐败之徒，若不是追名逐利之心过剩、过强，他们能走上被枪毙或者是被终身监禁的道路吗？“自作孽不可活”，到底还是追名逐利之心让他们自食苦果了。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人生中，该拥有的名誉或者利益，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是无可厚非的。这样的人，其为人是坦荡的，其品行是端正的，其人格是良好的。但是，如若将逐名逐利定为人生的全部或者是最高追求，那么，这样的人格是不足为道的。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他被宋王作为使臣派往秦国。他出发的时候，宋王给他的全部财产是几辆车。但是，曹商从秦国回来的时候，却带回了一百辆车，还有许多银两和珠宝。
曹商回国后见到庄子，便不断地炫耀自己。他说：“先生啊，像您这样长年住在偏狭的陋巷里，穷得揭不开锅，饿得面黄肌瘦，每天只能靠编织草鞋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您看看我现在，靠着自己的能言善辩，赢得秦王的欣赏，秦王一高兴，便赏了我一百辆车，我现在的生活多好啊。这就是我曹商与您不同的地方。”
庄子轻蔑地看了曹商一眼，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秦王在生病的时候召来了许多医生，对他们当面许诺：凡是能挑破粉刺排脓生肌的，赏车一辆；而愿意为其舐痔的，则赏车五辆。治病的部位愈下，所得的赏赐愈多。曹商你得到的赏赐这么多，一定是舔了秦王的痔吧？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曹商为了赢得秦王的赏识，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惜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一切以“利”为重，把名利当作是自己的最高追求，试问，这样的行为是可取的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庄子蔑视和嘲笑曹商的缘故。曹商的例子对于生活中那些以追名逐利为最终目的的人来说，不失为一面明镜。
那么，我们究竟该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名利，才不损害我们的人格，至少不给我们的人格带来负面的影响呢？对此，季先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季先生直言不讳地相告，“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但是，他也坦诚地告诉人们：“即使我想再往上爬，我也绝不会奔走、钻营、吹牛、拍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一辈子没有干过。”的确，季先生一生对待名利的态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比如他在《病榻杂记》中的“三辞”就将他对名利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季先生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人。纵然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有名利之心的人，但是，他不会刻意地追名逐利，更不会因利而求名，相反，他的做法是：成名不逐利。
何以见得？拿“学术泰斗”一名来说，不论是从季先生在语言学上的成就来看，还是从他在比较文学上的成就来看，“学术泰斗”这一桂冠戴在季先生头上都是当之无愧的，试问，当今学术界，还有谁能如季先生一样在梵语研究上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再问，又有谁能如季先生一样，精通几十种冷僻的外语？然而季先生用自己的成就铸就了自己“学术泰斗”之名，却不去争夺“学术泰斗”之利，而是公然请辞“学术泰斗”之冠冕，把自己打成一个“平民泰斗”。
与学术界那些为了争名逐利而卖弄玄虚的人相比较，季先生真实、坦然、谦虚的品格更为突出。而这也正是季先生完美人格的真实写照。
人生于世，对待名利之心，我们应当以季先生为榜样，成名不逐利，做一个有真才实学却又不追名逐利的人。这样一来，我们自身的人格也会因之而不断地完善，而不会沦为名利的囚徒，成为一个人格有缺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