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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到春秋约六七百年间，尊称国君为天子。国君代表王室，可以分封诸侯，相当于现代各省的省长，或者各州的州长，代表天子在各自的领地为人民服务。
可惜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不守分，借口天子无道而各自订定制度、互相争伐。终于进入战国时代，天子名实俱亡。孟子于是放弃孔子原先倡导的“尊王”主张，周游列国而极力推展王道，希望有一位诸侯能够代替东周以统一华夏。他认为实践仁政是统一的最佳途径，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然而列国依然“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就算凶年饥岁、民不聊生，也不能暂时停息。
儒家的理想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所以，仁者应该居于高位，而且要以孝道作为人民的典范。天子有天子以孝道教化的责任，诸侯也必须在这一方面，做出良好的示范。
诸侯的地位仅次于天子，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民之上”，居于直立喇叭的上位，已经高高在上了。依据“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在上位的人往往得意忘形而骄傲，以致居高而危，容易遭受来自四方八面的攻击；甚至于功高震主，引起天子的猜疑，产生不信任的疑虑。诸侯的爵位固然得来不易，要想长期保持，实在也十分困难。诸侯章一开始就提出“在上不骄”，才能“高而不危”的道理，希望诸侯能够节俭费用、遵守法度，务求“满而不溢，高而不危”。因为只有“满而不溢”，才能长期保持富裕；也唯有“高而不危”，才得以长期维持显贵。诸侯“富贵不离其身”，社稷的保有才能够长久。这样，与民众和睦相处，获得人民的拥戴，又可以安天子的心，应该是最合理的表现。
大自然的规律原本就是“满招损”，水太满了必然向外溢出；同时居上而骄也是人之常情，除非品德修养良好，否则很难避免。而“骄必败”，又是不易的规律。诸侯想要做到“在上不骄、制节有度”，必须心目中有天子，随时抱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凡事谨慎，处处小心。而心中有天子，就要以心中有父母为基础，否则必然虚而不实、伪而失真，很容易为天子所识破。至于天子左右的人，对诸侯说三道四，加以攻讦和破坏，更是难以避免。因为不孝敬父母而心目中有天子的诸侯，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会原形毕露，被人揭穿虚假面具的。
何况“保有社稷，和其民人”是诸侯应尽的责任，可以看成诸侯对祖先的孝道。倘若骄奢淫侈，丢了城邦，辱及祖先，使百姓受苦，那就是大不孝了。
孟子用“德”与“力”来区分“王”和“霸”，认为仁政必须以德服人。既然如此，就必须反对动用武力、反对战争。一直到宋代李觏，才明白指出，“王”“霸”不过是名位的不同，并不是施政的本质有所差异。“王”是天子的称号，以安天下为其神圣任务；“霸”即诸侯的代号，以尊重天子、配合政策为宜。以动不动用武力、有没有发动战争来区分“王”“霸”，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不想战，而敌人未必厌战。尤其是现代，强国借地球村的美名，订定很多看起来十分动人，实际上却在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条约；加以资源日益短缺，分配愈来愈不均匀，各种区域性的大小战争恐怕很难避免。治国“以道不以力、尚德不尚武”固然是至理名言，有时基于“定于一”的需要，非动用兵力不可，也以合理为宜。
仁政所以能够“王天下、得人心”，必须具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同一民族。倘若民族不同，侵略者怎么可能实施仁政？即使如此，被侵略者也不一定以仁政为恩惠。战争十分残酷，当然应该极力避免，但是以战止战，用武力来制止外来的武力，仍然很重要。
仁是一种动机，仁政即秉持仁爱的心态来为人民服务。然而，实施仁政并不能完全排除武力。《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中都地方的宰官，才到职一年就很有绩效，四方的官吏都尽力仿效他。于是升任为司空，再升迁为大司寇。齐国看到这种情况，就派使者邀约鲁定公前来会盟。定公毫无武装便要出发，孔子说：我听说有文事的必须要有武备，有武事的必须要有文备。从前凡是诸侯出了自己的国境，一定带全了必要的官员随行，请您也带左司马、右司马一道去。定公采纳此一进言，率领军队到夹谷与齐王会合，结果使占尽优势的齐景公，不得不归还夺自鲁国的土地。所以，文武并重才有可能实施仁政。
政治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组织关系，包括政与治两个层次。政是管理众人事务的统治权，必须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是统治的根本核心所在；治则是实施统治权的步骤和方法，也就是维持国家事务的正常运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相信“大位天定”，认为上天与天子之间，存有某种神秘关系。国君称为天子，表示他是人间与天上联络的合法代表。西方人认为这是“君权神授”，我们却把它称为“道政合一”，象征天道与人道的密切结合，而以道德来指导政治。人间政权的转移，在于上天对原有君王道德修养的失望，因此把天命收回，另立新君。
既然天子是“命随德定”，诸侯为天子所任命，当然要全心全力辅助天子，使其明德敬德、自强不息，以永保天命。但是，中华民族的融合，并非依赖武力，而是文化的成就。舜为东夷人士，文王出自西夷，殷人、满人也都可以入主华夏。我们所说的王道，应该是变化气质的文明力量。周文王时代，周公表现得十分贤孝。文王死后，周武王即位，他是周公的兄长。周公建议对于殷商故地，仍旧交由商纣的儿子武庚治理，使商人依然拥有自己的土地，形成灭宗庙而不灭人民的良好方式。武王灭商后患了重病，不久便抛下尚未安定的国家亡故了。他病重时，有意传位给周公，但是周公坚决不接受，后来担起辅佐周成王的重任，在治理朝政方面，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功。周公虽然不是诸侯，却充分表现了诸侯的孝道，令人十分钦敬。
历来改朝换代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某一个人。《易经》第四十九卦为革卦，明白指出革命必有战争，将致生灵涂炭、文物遭灾，非不得已万不可妄行。天地变革因而四季顺序而行，历史上商汤、周武王的革命，既顺应天道也应合人心。革命必先革心，去暴为仁，去戾为祥。天子与诸侯倘若都能以孝道感化人心，彼此重仁义且依循伦理而行，全心全力配合来共同为人民服务，自然没有革命的必要。国泰民安，各人谨修其德。
《易经》第三十六卦为明夷卦，告诉我们道德往往由逆境产生。环境愈恶劣，愈容易看出道德修养的正邪。因为道德的功能即在拨乱反正，所以“逆来顺受”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以忍耐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环境”，而是抱持大忍、大容的心态，逆流而上以冲破难关。把至孝的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必能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