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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位丞相，他身居高位却天天饮酒作乐，有人前来劝说，他还要拉着人家一起喝。更加令人诧异的是，这位丞相思想僵化保守，在治国方案上没有个人见解，但国家在他主政的几年时间里却诸事顺遂、百姓称善。那么，一个整天醉生梦死、保守木讷的人又是如何让国家运行得井井有条的呢？
《资治通鉴·汉纪·汉纪四》中有这样一段话：“日夜饮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间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这里的“参”就是指曹参，萧何之后的汉朝丞相。
曹参不理政，被汉惠帝刘盈知道，刘盈就当朝责备他：之前你的儿子埋怨你不理朝政，这件事是朕安排的，而你居然把他痛打了一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盈大有兴师问罪之意，而曹参的回答也很巧妙。《资治通鉴》记载：“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在这里，“垂拱”指双手下垂，表示这个人很放松，同时也有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意思。因此按照曹参的意见，既然新君不似先主，自己不如萧何，那么治理国家就理应遵从前人的方法。这个故事传开后，民间也就有了“萧规曹随”的说法。
那么，曹参主持朝政，业绩如何呢？《资治通鉴》记载，曹参做了三年丞相，国家承平，百姓安居乐业，市井街头甚至还出现了关于他的民谣：“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壹。”
一个不理朝政、整天喝酒玩乐的人居然能够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其背后隐藏的处世方法和人生理念值得我们重点评述。汉朝建立之初，国家一贫如洗，《史记·平淮书》记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这里的“钧”当“纯一”讲；“驷”指的是“架同一辆车子的四匹马”；“齐民”就是平民百姓的意思；“无藏盖”则是说百姓家中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可以藏的盖的了。
对于类似的现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述，他写道：“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有史料记载，西汉初年全国人口仅1500万，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缺人期”，而精壮劳动力在战争的影响下损失巨大，因此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即便埋头苦干几十年，举国上下依然是捉襟见肘。
可以看到，西汉初年华夏大地一片萧条，民生凋敝、物资奇缺。史书上有很多汉朝皇帝馈赠功臣名将“动辄万金”的描述，而刘邦在被项羽围困的时候也让陈平携带“四万金”前去打通关节。挥金如土的背后，其实是钱贱米贵的生活现状。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汉初百姓买一石大米要一万钱，而马市的均价更是“值百金”。所以说西汉初年是中国史上典型的贫穷期，粮食物资奇缺，百姓生活困苦。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为什么“萧规曹随”能够取得良好成效呢？这需要从萧何的治国思想上寻找根源。与其他好大喜功的治国者不同，萧何推崇的是黄老之术，他更喜欢用清静无为的思想来引导百姓。在萧何的主持之下，汉初政府对百姓的征召较少，分派的徭役款项也不多，这就给了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大兴土木，原本用来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生活的民力遭到了极大削弱，社会稳定性也随之下降。
在管理者清静无为的方针之下，汉初百姓在农业生产方面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说，萧何建立了一个好制度，曹参全力将其维持了下去。除了民生问题之外，“无为而治”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缓和、掩盖了当时的地域矛盾。自从三家分晋以来，“战国七雄”的概念已经深入民心，在七国军民的潜意识之中，狭隘的地缘观念依然浓厚。秦朝是一个短命王朝，它没有能够完成对六国百姓的同化过程，因此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汉初统治阶级的肩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萧何等人利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治理国家，经过数十年的潜移默化，百姓对于中央政权的认可和拥护也逐渐增强了。
我们常说，当使用正确的方法前进时，每一次行动都是轻松而快捷的；但假如你用错误的思想来引导自己，无论多么努力的人也会遭受挫败。与萧何相比，曹参确实少了几分智谋和远见，但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曹参同样也是一位智者，他懂得借用最好的方法来约束自我。史书上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兴邦之术”，有人通过改革壮大了国力，也有人通过招募人才强大了国家，凡此种种，从哲学角度来讲都是一种“求取”；而西汉初年的治国方针却是与之相反的“无为”。不过，每一个稳定政局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政治团队，以黄老之术引导国计民生的萧何、曹参则是其中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