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明宗)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这里的“校”是“考校”“衡量”之意,而后唐明宗就是李嗣源。五代十国战乱频仍,帝王将相如同走马灯一般更换频繁,很多饱学之士都没有能够开创太平,那么行伍出身的李嗣源又是怎样让自己的臣民过上“小康”生活的呢?
史书上记载,李嗣源出身贫苦,年仅13岁就被晋王李克用收为义子。由于幼年尝遍人间冷暖,因此他在登上王位之后非常注意与民休养,这一点在乱世之中是十分难得的。
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继承了王位,建立后唐,史称唐庄宗。唐庄宗行军打仗无人能比,但在政治民生上却没有太大建树。尤其是在官员任用方面,唐庄宗只注重门第出身而不考量个人的才学和品德,因此在他执政期间,豆卢革、韦说这样被《资治通鉴》评价为“轻浅无他能”的人都坐上了宰相的座椅。
豆卢革和韦说到底有多无能呢?《旧五代史》中说,豆卢革“及登廊庙,事多错乱,至于官阶拟议,前后倒置,屡为省郎萧希甫骏正,革改之,无难色”。堂堂“名士”,却在拟定朝廷官阶制度的时候错误百出,甚至连别人帮他指正过来之后竟毫无羞惭之色,豆卢革学识之浅、脸皮之厚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韦说就更加出格了,他家中有一口井,原本是和邻居共用的,但是后来他又在井上砌了一层砖,单方面“收回”了用水权。邻居因此将韦说告了一状,判案的官员一开始以为井中藏了财物,但等将事实拨弄清楚之后,才发现里面只有一口破锅。堂堂朝廷大员,争来争去还只是一口井、一只破锅,韦说的人缘和心胸也可见一斑了。这个故事同样也被各类史书记载,成为令整个后唐王朝都尴尬不已的“笑话”。
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占据高位,那么真正想要报效国家的宏博之士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李嗣源在继承皇位之后马上调整了国家的用人方略,他不注重出身与履历,一个人只要品行好、有见识就可以得到重用。
李嗣源知道,后唐能人异士虽多,但大都只是上阵厮杀的猛将,真正能够在治国方面为自己提出点建议的人才非常稀缺。于是他听从了户部尚书李铃的建议,鼓励各级官员为国荐贤。《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四》记载:“乙未,户部尚书李铃上言‘请朝班自四品以上官各许荐令录两人,五品官各荐簿尉两人,功过赏罚,与举者同之’。诏从之。”
这就是说,在朝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权利和义务,不同之处在于四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推举县令和司录,五品的官员可以举荐主簿和廷尉。而这些新上任的官员,他们立下功劳或者犯了过错,原来的举荐人都要受到同等奖惩。
同时,李嗣源还为各级地方官员设定了考评系统,下诏“州县官以三十月为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为限,以到任日为始”。有了业绩审核之后,朝廷上下做实事的人也就多了,这与唐庄宗时期是大有不同的。
除了招贤纳士、规范官员考核之外,李嗣源还严办了一批声名败坏的前朝旧臣。段凝是后梁时期的战事指挥官,但是他统军无方,对后梁的败亡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而且,梁主朱友贞在城破日以死殉国,段凝却率众投降,这种见风使舵的气节也是人所不齿的。而且,段凝等人擅长阿谀逢迎,朝廷上下被搞得乌烟瘴气。李嗣源登基之后,马上就对段凝等人进行了清算,先是收回了国家给段凝的赐姓,然后又革去了名爵,将其遣返乡里。被罢职夺姓的段凝羞惭不已,但李嗣源依然不解恨,紧接着又下旨将他流放,随后赐死。
还有一名叫孔谦的租庸吏,他在唐庄宗时期非常受宠信,但是李嗣源认为他 “奸佞侵刻,穷困军民”,并以此罪名将其处斩。租庸吏的官方称谓应当是“租庸使”,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国家规划、收取赋税,大概和今天的国家财政部长类似。孔谦在出任租庸使的时候,为了获得唐庄宗皇帝的欢心,穷尽民力、多次制定不合理的赋税制度。而且,他在为国家聚敛财富的时候也不忘从中捞上一把,因此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吏变成了家资亿万的巨富。
处死孔谦之后,李嗣源紧接着废除了前者制定的种种不合理税收制度,百姓也因此纷纷称赞他是一个好皇帝。
史书还记载,李嗣源不仅罢黜无德无才的贪官、庸人,同时还大力拔擢那些愿意为国家办事的能员干吏。《旧五代史》记载,灵武节度使张希崇在任期间非常重视农垦,他不但积极办备军事,严防狄戎部族的抄掠,同时还在属地内推广屯田制度。古代的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且以军屯为主。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张希崇就调拨将士,垦殖荒田,以资军用。
而且灵州境内多民族混居,整体上对后唐政权认可度较低。张希崇并没有用暴力强权约束地方百姓,而是不断去安抚、教化他们。因此在张希崇主政的这几年里,灵州境内军队战斗力强、百姓生活安定,还很少向朝廷索取额外的开支用度,李嗣源发现后非常满意,还特意发布谕旨褒奖张希崇。
史书中还记载了一件事。928年,有两个小孩子拿着竹竿在街上打斗玩闹,巡检军使浑公儿于是向上奏报说这两人要造反。奏闻传到李嗣源耳中后,他就指派石敬瑭来处理。石敬瑭也是求功心切,于是便将“造反者”粗粗审问,随后就地处斩。
后来,枢密使安重诲打听清楚事情的真相,然后将它奏报上去,李嗣源又惊又怒,特下诏书严办石敬瑭、浑公儿等,因受诬陷致死的小孩家属也得到了“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的赔偿。李嗣源自己则“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之后,后唐明宗一朝廉吏较多,官场风气较好。再加上风雨和顺,丰谷连年,因此《资治通鉴》当中对其评价是“粗为小康”。当然,李嗣源治国,也出现过一些较大的疏漏,比如心腹重臣安重诲和任圜之间互相攻讦、错手冤杀了一批忠臣良将等。但所谓瑕不掩瑜,李嗣源能够以一介武夫身居庙堂,国家在他的治理下诸事承平,反映出他的治国能力非一般人可比。而且,李嗣源出身沙陀不通汉语,他能够仰仗的也只有庞大的官僚集体,故而他从吏治入手,打造出一支忠诚可靠的官僚队伍,即便自己不会说汉语、听不懂汉族人说话,也是可以高枕无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