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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贡、和亲类似，互市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外交手段。不过，互市的效果是隐性而又缓慢的，因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往往对和亲公主、外交使臣们讴歌不已，却忘记了互市在邦交中的重要意义。所谓“善战者勿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千百年来，这些留存于边塞之地的贸易集市，它们在为民族融合添砖加瓦的同时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誉。不过，有关互市对和平外交带来的濡养补益，我们从各类史书当中也可以探知一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资治通鉴》中晁错对汉文帝的一次建言。
公元前169年，晁错上言：“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
类似的言语在《汉书》中也有记述，大意是说胡人以游猎为生，食肉饮酪，不事农桑。与中原地区相比，单靠射猎、畜牧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因此迫于生活需要，胡人部落会剽掠汉族人的村庄。
当然，与中原地区相比，游牧地区也是有自身优势的，这里盛产健壮的马匹，各类珍贵的貂衣、狐裘等土产也异常丰富。如此一来，中原爱名马，北地贵丝绸，南北之间互相觊觎，在购之无门的情况下，你夺我抢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过于频繁，中原王朝就需要发边兵“御寇”，而北方民族需要攫取过冬的口粮，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就难以避免。
实际上，“御”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对外政策。早在秦始皇时期，国家就任命蒙恬为大将，统率秦兵30万“斥逐匈奴”，但是到了西汉初年，刘邦还是被匈奴大军所困，差一点丢掉了性命。而且，北方地区出产良驹，游牧民族又擅长弓马骑射，因此在机动性上，游牧骑兵是强于中原骑士的。战事一开，游牧骑兵可以凭借优良的移动能力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原王朝往往是耗资靡费却疲于奔命。
这样看来，一味地“防御匈奴”“排斥胡人”并不是良好的外交策略，如果能够利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加强沟通，让南北之地各取所需，这或许才是更好的结果。
其实，两汉时期的中原王朝就已经与匈奴和南越进行互市贸易了。《资治通鉴》说“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关市下”，这里的“关市”指的就是当时汉匈之间的贸易场所。
互市给两国百姓带来了利益，北地胡人认为自己“只用”一块裘皮就换到了过冬的粮食；南方汉族人则为让出几匹布就得到一匹马而欣喜若狂。到了隋唐时期，互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原王朝还专门设置“交市监”，将边境地区的贸易正式纳入国家监管的范畴。再往后，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强以及海运交通的不断完善，海上贸易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良好的互市贸易从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民族摩擦，当中原的米谷、丝绸、盐铁源源不断地输往异域时，北方游牧民族百姓也就不需要再冒着横死边关的危险剽掠中原；当外域的骏马、毛皮、山参、宝石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时，中原王朝也就不需要大动干戈征伐。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秦汉时期政府严禁互市、隋唐时期政府封闭外贸，那它们的边境地区将会变成尸横遍野的古战场。
而且，相比于耕作，经商带来的物质财富更为可观。晁错认为，一个五口之家能耕种百亩土地，但辛勤劳作一年却只能收获一百石粮食。所谓“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一年四季勤勤恳恳才可能勉强温饱。反观那些经商者，巨商大贾放高利贷，小摊小贩倒运商货，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而且“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这段论述记载在《论贵粟疏》里，《资治通鉴》亦有剖论。其中“采”通“彩”，“文采”的意思就是“绣有花纹的服饰”；“粱肉”指的是“高粱饭和肉类”，在此引申为“精美的食物”；“乘”“策”“履”“曳”都是动词，分别是“乘坐坚固的车马”“骑乘肥壮的良驹”“穿著丝质的鞋子”以及“身穿华美的衣装”。可以说，小商品经济给国计民生带来的补益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以此而论，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互市在提升邦国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关于边关互市，史官们几乎不会将它与和平外交等同而论，每每提到边境清宁、民族融合等高光政绩，后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牺牲小我而成就大家的和亲公主，甚至连杀人如麻、双手沾满鲜血的御边大将也会成为备受推崇的鹰派雄才。与这些青史留名的人或事相比，互市以及互市的参与者却成了流淌在地下的清泉，很少被人想起。毫无疑问的是，商业贸易才是缓解经济差异的基本方式，如果没有这一股清泉的濡养，缺少衣食的胡匈同胞必然会铤而走险，扰乱边关。孔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大家都在物质层次得到了相对稳固的保障，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声名败坏的强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