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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是最为常见的外交策略，它在维护国家和平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中原之外的地区生活条件相对艰苦，远嫁异域的女子常常一生都死守在荒凉的苦寒之地。因此街头巷尾的评话、史官学者的刀笔都会对“牺牲个人而成全国家”的和亲事件推崇备至。如此，才有了口口相传的“昭君出塞”“松赞干布喜迎文成公主”等。
不过，有近代学者对和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质疑。就以唐王为例，唐王室先后将二十多位宗亲、帝女远嫁边关，但安史之乱过程中趁火打劫的藩国依然还是大有人在。在平定战乱的过程中，出力最多、用心最纯的反倒是当时还没有和唐皇室通婚的回纥族人。《资治通鉴》说，公元757年，怀仁可汗派自己的儿子叶护带领精兵4000勤王保驾。当叶护领兵到扶风时，唐将郭子仪为他举办了三天的接风宴，叶护却道：“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吐蕃在安史之乱后趁火打劫，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763年，吐蕃攻入长安城，而此时距离最近的一次“唐蕃和亲”——金城公主许嫁尺带珠丹才过去50年。一起和吐蕃攻打大唐的吐谷浑，也是大唐的姻亲属国。
我们翻阅典籍和史册就会发现，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现象非常普遍，即便是出身高贵、有着显赫地位的女性也难以得到公正待遇。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段骇人听闻的惨剧：汉武帝想要册封刘弗陵为太子，于是就想将对方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尚不知情的钩弋夫人摘下自己的首饰向汉武帝请罪，希望能够平息对方的怒火，然而后者却无比冷漠地告诉她说，想要活命是不可能了。
紧接着，钩弋夫人被赐死，刘弗陵被立为太子。而当旁人劝谏的时候，汉武帝回答：“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言语之间似乎还带着几分洞察人心、预知后世的得意。对于这种人间惨剧，北魏政权的统治者还专门为它建章设制，称“子贵母死”。因此北魏的皇后们在生子之后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无处可逃的恐惧。
史书还记载，按照一些民族的风俗，女子丧偶之后或者改嫁小叔子，或者改嫁自己的继子，即便是和亲公主也不能免俗。《旧唐书》记载：“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又以荣王女媵之；及宁国来归，荣王女为可敦，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
这里的英武可汗就是怀仁可汗，“媵”就是妾的意思，而英义可汗是怀仁可汗的儿子、宁国公主的继子。由此可以看到，在一些民俗里，女性和牛马驼羊一样，都是男人的“货物”，她们不单单需要承担生育子女的任务，同时还要服从一切来自丈夫的指令。假如丈夫去世了，她们还可能要像牛马一样被小叔子或继子“继承”。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是非常少的，很多名门望族还特别强调“女德”，强调女子要“守妇道”“深居简出”等。这样看来，我们不宜对和亲政策的积极作用过分宣传，这一点是由男权社会的大环境决定的。历史证明，军事经济实力才是两国邦交的决定性砝码，当中原王朝强大时，远嫁塞外的公主们都会受到一定的礼遇；而当中原王朝衰弱时，和亲公主们就会被外族王公视为“私有财产”，甚至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外嫁的公主还会惨遭杀害：比如745年9月，契丹可汗李怀节杀静乐公主、奚可汗李延宠杀宜芳公主。
那么，史书为什么会对各位和亲公主如此推崇呢？实际上这一点与统治阶级的大力宣导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当战争解决不了邦交问题的时候，和亲政策才会被提出来，它是一种妥协与退让的象征。在这个时候，统治者们一方面为了掩饰自己的力有不逮，另一方面也为了褒扬自己的政治手段，因此会对和亲一事做出大量的正面评价。而且，与茶马互市相比，热火朝天的公主下嫁更容易赢得史官的青睐，也更容易得到民间的传唱。类似的现象多了，和亲公主们的历史功绩也就被夸大了。
当然，和亲政策也确实为两国邦交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古老的外交手段，公主们只是这一纸契约当中的砝码。受限于当时的礼教观念及风俗礼仪，女性在社会之中的话语权较少，在重大利益面前，王公贵胄们淡薄的血亲意识也让“和亲”显得有心无力。我们查阅各类史书，会发现其中很少有提及和亲公主的后代的，因为这些流淌着“汉族人血脉”的子孙有不少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上演了同室操戈的丑闻。比如说金城公主和尺带珠丹的后人、弘化公主和吐谷浑酋长的子孙等。
我们不能以寻常百姓的视野来考量深宫别苑里的因缘旧事、帝王之家人情寡薄、父兄子女之间骨肉相残的事件。仅仅唐末年间，就有多起“弑父杀兄”的事件发生。《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太祖朱温被次子朱友珪杀死、后唐闵帝李从厚死于弟弟李从珂之手、燕王刘守光囚父杀兄……所以说政治联姻以“和”为主、更能维系和平的“亲”实在是少之又少，历史上那些真的将骨肉亲情掺杂在政治婚姻里的人，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被扣上“妇人之仁”的帽子。这样看来，和亲政策与市民做交易时的“击掌三次”一样，都属于寄托着美好愿望的社会仪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