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令人读来后背发凉的记载：“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民夫们为国家建造战船，但是官府追迫太甚，要求他们日夜赶工，最后这些人腰部以下都生出了蛆虫，近一半都痛苦地死去了。这里描述的是隋炀帝出征高句丽之前的情形，真可以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史书还记载，隋炀帝下诏征集天下兵马，无论远近都要到涿郡听调。这同样又是一件劳民伤财的大事，涿郡就是今天河北的涿州，而隋朝西至敦煌、南据交趾，这里的兵员要赶赴涿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此外，隋炀帝还命人制造战车五万辆，外地的士兵需要将盔甲军械等装在车上，赶赴涿州的同时还要驮运重物。
为了保障前线的粮草供应，隋炀帝又征发百姓向前线运粮。因此“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事实证明，对高句丽的战争让隋朝得不偿失。《资治通鉴》记载：“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鹿车”是古代手推车的一种，因造型狭小，一般仅能装载一头小鹿，所以被称为“鹿车”；“餱粮”就是干粮；“不胜冻馁”之中的“胜”解释为承受。这就是说，对高句丽的战争直接激化了统治阶级与百姓之间的矛盾：田地荒芜、米价飞涨，百姓想要安分守己却承受不起冷饿的打击，唯有落草为寇才可以有饭吃；运粮的鹿车承载量太小，民夫们吃光了车上粮米之后无以交差，只好啸聚山林、亡命江湖。
从公元612年到614年，隋炀帝一共对高句丽发动了三次战争，每一次都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他执掌的国家也因此匪患丛生、人心思变。几年之后，曾经“库藏皆满、积于廊庑”的大隋王朝就灭亡了。
对高句丽的战争动摇了隋朝的根基，即便到最后隋炀帝赢得了战争也于事无补。如果说举全国之力打赢一场战争，到最后却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那么这场战争无论胜败都应当是被阻止的。其实高句丽和隋朝之间的不和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隋文帝并没有像自己的儿子那样用武力解决，他命使者为高句丽国王送出了一份玺书，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将对方降服了。
《资治通鉴》记载，陈朝灭亡后，高句丽王高汤担心隋军会趁势攻取高句丽，于是招兵买马、囤积粮草军械。对于高句丽的敌对态势，隋文帝在玺书中说：“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
高句丽国王高汤接到玺书后思虑再三，最终决定与大隋修好，并且愿意按时进献供物，自称属国。不过，高句丽对大隋的藩属关系还没有正式确立高汤就去世了。新王高元继位之后，隋朝派出“上使”前来册封，认可高元的继承权，然后封他为辽东公，一场潜在的战争也就化为无形了。
同样是与高句丽的摩擦，隋文帝父子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政权，隋炀帝只是一味地诉诸武力，而隋文帝懂得利用和平外交方式来化解矛盾。我们仔细研读这份玺书就会发现，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态度是恩威并用的。在称谓方面，他称自己为“朕”而对方为“王”；在国力对比方面，他直接搬出了陈朝败亡的例子，还说高句丽“地狭人少”；在处置态度上，他又示以宽容，说“许王自新”。小小一份玺书，发挥了巨大作用，《孙子兵法》说，“上战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攻之道。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相比，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策略不是更值得后世研究和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