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思维常常让我们犯错

常识是从古至今都纠缠不清的一些难题，比如公认的惯例、既定的信仰、习惯性的判断和天生的情感。

在纽约，每天有500万人乘地铁出行。他们从家里出发，蜂拥至邻近的地铁站里，挤入穿梭在迷宫般隧道的车中，经过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和布朗克斯各区，然后再从站台和电梯里涌出，寻找最近的出口。然而，常坐地铁的人都知道，纽约的地铁系统既是个奇迹，也是个噩梦。这个由机器、混凝土和人组成的系统就像鲁布·戈德堡 机械一样繁复。尽管地铁会有数不清的故障、莫名其妙的延误，以及令人费解的公告，但它起码可以顺利地将乘客送达目的地。不过，这些事情也确实让人感到身心俱疲。高峰时刻，地铁里挤满了劳累的员工，疲惫的母亲，以及大喊大叫、你推我搡的年轻人，人们争夺着有限的空间、时间和氧气。你不可能在这种地方找到人情味儿，也不可能碰到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走上前，让你给他让座。

20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一天，当一群心理学系的学生在其导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的指导下走进地铁站时，这一情景的确发生了。那时米尔格拉姆已经因几年前饱受争议的服从权威实验而声名远扬。该实验在耶鲁大学进行，在实验中，穿着白大褂的“权威人员”会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学习的研究，并要求他们通过电击的方式教导被试。结果显示，参加实验的普通人会对被试施以致命的电击（这些被试实际上是实验人员假扮的，他们假装被电击）。实验发现，在正常情况下，谦谦君子也会做出违背良心之事。这个发现让人们深感不安。自那时起，服从权威一词就带有了贬义的意味。

人们不知道的是，社会的正常运作其实离不开“服从权威人士的指示”这一基本规则。想象一下，如果学生可以随意反驳老师，工人可以随意反抗上级，司机无视交警的指挥，那么在5分钟内，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当然，有时候反抗权威也合情合理，不少人认为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情景就印证了这种情况。这个实验也说明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些隐形的规则维系的。如果不是试图打破这些规则，我们根本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后来，米尔格拉姆移居纽约。基于服从权威实验，他猜想，“在地铁上要求让座”这一情况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规则”呢？和服从权威的规则一样，这个规则也未被明文规定过，而经常坐地铁的人也常常难以察觉。很快，米尔格拉姆的学生进行了现场实验，并发现在“在地铁上要求让座”这种情景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则。尽管过半的乘客最终让出了自己的座位，但很多人反应激烈，有的人还要求给出合理的解释。每个被要求让座的人都感觉很诧异，旁观的乘客也常会指责实验者。相比乘客的反应，更有趣的是实验者自己的反应。他们一开始很难开口让陌生人让座，事实上，他们极不情愿做这个实验，有时不得不结伴同行，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当学生告诉老师自己的不适时，米尔格拉姆还嘲笑他们，但当米尔格拉姆自己试着做这个实验时才发现，走到一个陌生人面前，并要求他让出座位这个简单的行为有多么令人难堪。也就是说，这条规则看似简单，却不像米尔格拉姆之前发现的服从权威规则一样容易被打破。 ¹

事实上，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充满了类似的规则。例如在拥挤的火车上，挤在别人身边很正常，但当乘客很少时，如果还紧贴在别人身上，那就有些招人烦了。无论人们承认与否，的确存在某种规则，让我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分散开来，而违反规则将给人带来强烈的不适感。想象一下，在电梯里，如果有人和你面对面站着，而不是面对着电梯门，你会不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在像地铁这样的空间中，人们总是面对面站着，不用顾虑什么，但在电梯里，这么做就很奇怪了，就像有人违反了某种规则一样，即使你可能从未注意到这种规则的存在。那么，我们遵循的其他规则呢？比如在人行道上穿行，帮他人开门，在熟食店排队，让他人先搭乘出租车，以及穿过繁忙的路口时和旁边车辆的司机有适当的眼神交流等，我们会在尽量替他人着想的同时，保证自己拥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无论我们身处何处，生活中都充斥着诸多不成文的规则，正是它们指导并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事实上，这些规则数量极多，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一将其记录下来，但希望明理之人可以了解它们。我们还希望他们能知道哪些现有规则可以忽略不管。以我自己为例，高中毕业后，我加入了海军，在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接受了为期4年的军官培训。当时学院的气氛非常紧张，到处都是吼叫的教官，黎明前要做俯卧撑，就算下着倾盆大雨，也要进行配枪跑步训练，还有数不清的军规。刚开始时，我觉得这种新生活复杂且混乱。后来，我们发现，尽管有些军规很重要，但在危急时刻可以忽略，很多指令通过像眨眼、点头这样简单的动作就可以执行。这并不意味着惩罚不严厉，你可能会因为一些很小的违规行为，比如因为开会迟到或者床单不整齐，被罚在练兵场上行军7天。你应该知道（当然你可能不会承认自己知道），国防学院的生活更像一场游戏，而非真实的生活。输赢很正常，但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应该太当回事儿。果然，经过6个月的适应，那些刚开始折磨我们的规则，完全变成理所当然的了，反倒是国防学院外的生活显得有些奇怪了。

我们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它们可能不像我在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经历的这么极端，20年后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无论是融入新学校，了解新工作，还是试着在国外生活，我们都必须学会适应新环境。可能刚开始时，我们举步维艰，会觉得到处都是陌生的规则，但最终会慢慢熟悉起来。

在通常情况下，正式规则（明文规定）并没有非正式规则（像“在地铁上让座”这种直到被打破才发现的规则）那么重要。相反，那些我们熟知的规则很少被执行，即使偶尔被执行了，也可能是由于其他我们不知道的规则。神奇的是，我们经常感叹人生的游戏是多么复杂，但仍然有能力玩好它。我们的适应能力就像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新语言一样，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摸爬滚打。

常识的两个核心特质

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神奇的人类智慧，就是所谓的常识。常识实在是太普通了，以至于只有当它缺失时，我们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对于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来说，常识必不可少。常识，就是知道早上穿什么衣服上班，在街上或地铁里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以及如何与朋友、同事融洽相处。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应该遵守规则，什么时候可以忽略不管，而什么时候则需要站出来挑战规则。常识，是社会智慧的本质，它深深植根于法律体系、政治哲学和专业训练之中。

常识
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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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人类智慧，就是常识。简单来说，它大致由事实、观察、经历、见解，以及每天解决问题和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组成。常识深深植根于法律体系、政治哲学和专业训练之中。

常识虽经常被提及，却很难讲清楚。 简单来说，它大致由事实、观察、经历、见解，以及每天解决问题和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的些许智慧组成。此外，常识没有简洁的分类。一些常识性的知识往往非常笼统，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常识是从古至今都纠缠不清的一些难题，比如公认的惯例、既定的信仰、习惯性的判断和天生的情感。” 但常识也可以指一些更专业的知识，比如，专业人士会在日常工作中用到的知识等。再比如，对于医生、律师或工程师而言，他们多年的训练和经验积累起来的工作知识，也可以被称为常识。1946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社会科学协会年会上，时任协会主席的卡尔·泰勒（Carl Taylor）在报告中给出相似的结论：

我所说的常识，是社会中的人已经掌握的知识，这些人也是社会学家试图理解的社会情形和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常识既可以指民间知识，也可以指工程师、务实的政治家、收集和发布新闻的人掌握的知识，或是其他那些解释预测行为、个人和团体会用到的知识 。

泰勒的定义强调了常识的两个本质特征，正是它们将常识与科学或数学等其他人类知识区分开来。

第一，正规的知识体系以理论为基础，而常识不同，它以实践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常识更关心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求解的过程。 就常识而言，知道什么是对的，或者知道方法就足够了。人们不需要考虑为什么可以从中受益，不必过于担心反而更好。换言之，与理论知识相比，常识并不会影响世界，它只是简单地按照世界“本来的样子”去处理问题。

第二，正规知识的力量在于，将特定的发现组织成由一般原则描述的逻辑分类的能力，而常识则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具体情况的能力，这也是常识与正规知识的不同之处。 比如，我们在老板面前的穿着和言行，与在朋友、父母、父母的朋友或朋友的父母面前截然不同，这是常识处理的问题。正规知识试图根据一个一般规律推导出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行为模式，常识只知道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而从不探寻为何这样做。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常识很难在计算机中被复制，因为比起理论知识，常识需要用到大量规则来处理问题，少数特殊情况也不例外。比如，你想开发一个机器人来操控地铁，这个任务看似简单，但很快你就会发现，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比如“拒绝让座”这个规则，就依赖于其他各种复杂的规则，比如地铁里的座位安排、公共场合的文明举止、拥挤城市的生活规则，以及关于礼让、分享、公平和所有权的一般规范等。但乍看之下，它们好像和我们考虑的规则并没有太大关系。

任何想要形式化常识的尝试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为了教会机器人有限的人类行为，你必须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教给它。不仅如此，重要的事情、应该重要但实际上不重要的事情、重要性取决于其他事的事情，它们之间有着无数微妙的差别，即使最先进的机器人也会被难住。一旦遇到与程序稍有不同的情形，它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会表现得格格不入，搞砸一切。

缺乏常识的人有点儿像这个倒霉的机器人，他们似乎从不明白自己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清楚自己不知道什么。开发机器人非常困难，同样，向缺乏常识的人解释他们做错了什么也很困难。或许你可以带他们回顾说错话或做错事的场景，也许能避免再次犯错。但只要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又会回到原点。在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就读期间，我身边就有几个这样的学员，他们聪明能干，但就是表现不好。人人都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也知道他们不谙常识，但由于这些常识很难准确地表明，我们也爱莫能助。他们无所适从，不堪重负，最终大多选择了离开。

常识并不“平常”

常识非常重要，也有不少不平常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在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反常识案例

最后通牒博弈

几年前，一群有胆识的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以求证常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挑选出两个人，给其中一个人100美元，然后这个人需要把得到的100美元分一部分给另外一个人，金额从零到100美元不等。另一个玩家可以接受这种分配，当然也可以拒绝。如果第二个玩家接受了，双方都可以愉快地获得应有的金额；如果第二个玩家拒绝了，那双方都将得不到任何钱。这就是最后通牒博弈。

在工业化社会进行的数百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实验者会选择平分这100美元，也就是每人50美元，而如果给对方分配的金额低于30美元，则往往会被拒绝。经济学家感到非常意外，他们认为这个结果与经济理性的标准概念相矛盾：就算只有1美元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吧！从严格的理性角度来看，接受者应该同意任何高于0美元的分配。基于此，理性的分配者应该尽可能给接受者分得最少，也就是1美元。当然，只要略加思考就能理解接受者为什么会选择拒绝了——这种分配方式太不公平了，不能因为你有这种权力就提出这么霸道的要求。如果分配者提出的金额低于总数的1/3，接受者就会觉得被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们宁愿放弃本该得到的一大笔钱，也要教训一下吝啬的分配者。预料到这个反应后，分配者就会倾向于提出一个接受者普遍会认为比较公平的分配方式。

对于这个突破性的发现，你可能认为经济学家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其实这样想的不止你一个。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像常识，那就是人们认为公平和金钱同样重要，有时他们甚至更加关心公平。当实验人员在5个洲的15个小型前工业化社会中重复做这个实验时却发现，不同社会的人对于公平的理解各不相同。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秘鲁的马奇圭噶部落，分配者倾向于分给对方的钱只有1/4，而且提议也不会被拒绝。相反，另一个极端情况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乌部落，那里的居民愿意拿出一半以上的钱给对方，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高度公平”的提议往往和不公平的提议一样被拒绝。

这些差异又该如何解释呢？原来，阿乌部落有交换礼物的习俗，接受了别人的馈赠之后，就得在未来适时给予回馈。阿乌部落没有类似的最后通牒博弈，所以他们只是简单地把这种陌生的互动与他们最熟悉的社会交易，也就是礼物交换习俗对应起来，并据此做出反应。西方实验对象眼中的“天降之财”，对于阿乌部落的人来说，就是一笔“非分之财”。相比之下，马奇圭噶部落的人们只对直系亲属尽忠，因此在与陌生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他们往往把这件事想作自己熟悉的领域，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公平提议，并且在面对明显不公平的分配时，他们也不会像西方地区参与实验的人那样表现出愤怒，对他们来说，即使是少量的钱财也是赚了。

一旦你了解了阿乌、马奇圭噶部落文化的特征，这些令人困惑的行为就合情合理了，甚至你会认为这也是常识。当然也确实如此。我们认为，在现行的世界里，公平互惠是常识性原则，人人都要遵守，受到无故侵犯时就要反抗。同样，在15个前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对于世界的运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这些理解可能和我们的不同，但只要接受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常识和逻辑就和我们的一样合情合理了。如果在他们这种文化中长大，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只有两个人拥有足够相似的社会文化经历时，常识才能称得上“平常”。换句话说，常识依赖于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提出的集体隐性知识，该知识贯穿于社会规范、习惯和实践中。 柯林斯指出，集体隐性知识只能通过参与社会活动习得，这就是为什么机器难以学会的原因。但这也说明，对某人来说合情合理的事，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显得非常奇怪，甚至难以接受。比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指出，在不同时期和文化之间，人们对两性畸形儿童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罗马人憎恶并杀害这些儿童，希腊人容纳他们，纳瓦霍人尊敬他们，东非的波克特部落则简单地把他们看作一种“错误”，要么留着他们，要么就丢了，就像是对待一个破罐子一样 。同样，像奴隶、献祭、食人、裹脚、女性割礼这些在当代文化中广受诟病的行为，却曾在（甚至仍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

集体隐性知识
Collective Taci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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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长期以来所共同经历的生产过程、事件、心理和认知体验构成的难以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明确表述的知识，这种知识以一种不言自明的形式存在。

此外，常识深深扎根于社会体系之内，这就导致了常识上的分歧往往难以消除。比如，有些在纽约长大的人会认为，纽约是个犯罪猖獗的污水坑，人情淡漠，缺乏信任。有一条新闻报道称，曼哈顿有一小部分居民从来不锁门，这让那些人大感意外。报道中指出，纽约的大部分人都觉得不锁门的人实在太疯狂了。正如一位女士所说：“我在高层公寓中住了15年，这里有门卫看护，也从未听说公寓里有盗窃案件发生，但这些与锁门无关，锁门是常识。”有人对不锁门的行为感到震惊，然而，这种反应也让不锁门的人感到惊讶。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相关人士的说法近乎精确地反映了格尔茨在爪哇岛的巫术研究中的经历。这个研究提到一个小故事：“爪哇岛的一个男孩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他的家人都认为这是男孩已故爷爷的灵魂推了他一把，因为他们忽视了某些祭奠仪式。对他们来说，整件事情从始至终就是他们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而且的确全部发生了。反过来，他们对我的不解感到困惑。”

换句话说，常识问题上的分歧很难解决，因为双方甚至不知道在什么立场上才能开展合理的论证。无论是西方人类学家对于印度尼西亚前工业化部落的巫术研究，还是纽约人对有些人不锁门行为的异议，或是美国步枪协会反对“布雷迪运动”对美国人可购枪支种类的管理，无论是什么行为，只要人们相信它是一个常识，就会百分之百确信，而对其他人表现出的不解感到困惑。

为什么常识经常相互矛盾

有些时候，你觉得不言而喻的事情，别人可能认为非常荒唐。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把常识作为理解世界的基础真的可靠吗？当与别人意见相左，而我们又不能自圆其说时，如何才能确信自己是对的呢？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疑惑当作荒诞的怪想，因此不值得费什么心思。一旦你开始产生怀疑，就会越来越难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对的呢？比如，自1996年以来，美国民众对同性伴侣结婚的态度的转变。 或许在这期间改变想法的人们，并不认为之前的自己有多不可理喻，但确实会承认那时的自己错了。如果一些看似很明显的事情，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我们现在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将来会不会也是错误的呢？

实际上，一旦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观点，就会越来越搞不明白，在不同时间我们认同的各种看法是如何融会贯通的呢？比如，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观源自一个独立、连贯的世界观——“我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我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等。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可以认为，自诩是自由派的人往往会在大多数问题上拥护“自由主义”的观点，而保守派则会一贯持相反意见。有研究表明，无论人们认为自己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对待堕胎等某个问题的看法，与对待死刑或移民等其他问题的看法都没什么联系。也就是说，我们总觉得自己的观点来自一些整体观念，但现实是，它们是独立得出的，而且这个过程往往很随意。

有些观点为人们熟知，作为名言警句更是能启发世事，但要把它们协调在一起，困难就会凸显出来。正如社会学家总爱指出的那样，许多名言警句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就像“物以类聚”与“异性相吸”，“小别胜新婚”与“眼不见，心不烦”，“三思而后行”与“当断不断，必受其患”等观点之间的矛盾。当然，这些观点并不总是相互矛盾，有时只是因为我们在不同情况下会使用不同的名言。但是，由于我们从未明确规定过，某些名言适用于哪种情形，而不适用于哪种情形，所以才无法讲清楚自己到底想用哪一个名言，或者为什么用它。换言之，与其说常识是一种世界观，不如说它是一种逻辑不一、相互矛盾的观点集合，某个观点在某些时候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在其他时候就不能保证了。

常识的滥用与依赖

虽然常识在本质上是碎片化的、不一致的，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但这并不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因为日常生活被分割成了诸多小问题，它们情况各异，所以我们可以各个击破。在解决这些日常琐事时，按照逻辑方式来思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根本没必要纠结为什么“小别胜新婚”适用于这种情况，而“眼不见，心不烦”适用于另一种情况。在既定情况下，我们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或者想要支持的决定，并能选择恰当的常识来解决问题，就足够了。如果非要解释这些理由、态度和常识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反而会让人陷入分裂和矛盾之中。实际生活很少要求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常识的融合有多难就不重要了。

当我们想用常识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此时此刻的日常生活琐事，还涉及预测或管理在未来某时某地众多人类的行为时，上述问题就非常重要了。你也许不相信，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这么做。当我们读报纸，试着理解国际争端这样的大事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利用常识推理来推断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我们对金融改革或医疗政策产生意见时，就会在无意中使用常识推理来推测不同规则和激励措施会如何影响不同政党的行为；当我们讨论政治、经济或法律时，会不自觉地运用常识推理来总结这些政策将如何影响社会。

在以上情况中，我们都没有使用常识来考虑自己在当下应该如何做出改变，反而是在了解不充分的情况下，用常识推断其他人的行为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世界错综复杂，事事相互关联，但当我们读到医疗体系改革、银行家的奖金或是国际争端等报道时，不会试着理解这些不同的问题有何关联。我们关注的只是当时世界呈现给我们的巨大潜在图景的冰山一角，并据此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样，我们就能一边喝咖啡，一边浏览晨报，还能毫不费力地对20个话题提出20种不同的意见。这便是常识。

当然，普通人在自己家里，通过阅读报纸或与朋友讨论，得出的有关世界格局的诸多结论，对世界运转不会有太大影响。他们理解问题的方式与问题的本质不符也无关紧要。将常识推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可不只是普通人。当政策制定者讨论扶贫方案的制定时，他们也总是根据自己的常识来解释穷人之所以贫穷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帮助他们脱贫。和所有对常识的解释一样，关于贫穷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逻辑上并不一致，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有的人可能认为，有些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够勤奋，花钱还大手大脚；有的人则认为，穷人生来就贫穷；还有人把他们的贫穷归因于机会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或者其他环境因素。不同的观点将会衍生出不同的扶贫方案，但并非每个方案都是对的。即使政策制定者有权制订影响千万人的全面计划，在制定扶贫方案时，他们也只是听信了自己的直觉。不过，普通大众得出的有关社会问题的结论，是通过阅读报纸得出的。

纵观历史就会发现，当常识被用于日常生活之外时，总会以失败告终。正如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 Seeing Like a State ）一书中所写，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特点是，在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政府官僚之中弥漫着一种乐观的情绪，他们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可以照搬启蒙运动时期和工业革命时期解决科学工程问题的方法。这些“高度现代主义者”认为，城市的规划，自然资源的管理，甚至整个经济的运营都在“科学”规划的范畴之内。现代建筑的权威代表之一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1923年写道：“计划是一切的源泉，没有计划，贫穷、混乱、随心所欲就会占据上风。”

当然，“高度现代主义者”并不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运用了常识，他们更喜欢用科学的语言来粉饰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正如斯科特所言，所谓的科学也只是海市蜃楼。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计划的科学，有的只是那些计划者的观点，他们依靠直觉来推测其计划将会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毋庸置疑，像柯布西耶这样的人确实是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但他们的计划，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纳粹的社会工程和南非的种族隔离，现在都被认为是发生于20世纪的重大灾难。此外，即使这些计划真的成功了，也并不是计划在起效，而是现实中的人们想出了办法，他们忽视、规避，甚至彻底改变了计划本身从而得到了合理的结果 。

回顾过去，这些“高度现代主义者”的失败似乎已成为过去，而他们的失败是对科学盲目崇拜的结果，如今这种观念早已被我们摒弃了。但是，政客、官僚、建筑师和监管者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指出，在过去50年里，外国援助机构一直被大型官僚组织控制，而这些组织实际上由有权有势之人操纵，这些人对该做什么以及不该做什么的意见，难免会对资源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伊斯特利口中的这些“计划者”，就像之前的“高度现代主义者”一样，他们也是充满善意的智者，是热衷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尽管这些“计划者”为经济发展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援助，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受助者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在50年前的美国，城市规划师已经多次着手“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却屡屡失败。正如记者兼城市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50年前指出的：“我们总是想着，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个数字通常是几千亿美元，贫困问题就能在10年内被彻底解决……但是，看看我们用几十亿美元做了什么。低收入项目成了违法犯罪、破坏公物和对社会产生绝望情绪的根源，而本该解决的贫困问题却没有得到改善。”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就在雅各布斯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一项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芝加哥罗伯特·泰勒家园项目（Robert Taylor Homes）也开启了。如同社会学家苏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在《美国计划》（ American Project ）一书中的描述，这一精心制订的计划，旨在帮助市中心的贫民区居民（主要是非裔家庭）进入中产阶级，但到头来却一败涂地，这些住房变成了荒废的建筑、拥挤的公寓和破旧的操场，最终沦为贫困者和帮派的聚集地 。

经济和城市发展计划本就具有规模性和破坏性，尤其容易失败。许多像公共教育改进、医疗服务改革、公共资源管理、地方法规或外交政策制定这样的政府计划也有同样的缺点。 承受计划失败带来的惨痛后果的不只有政府，公司也包括在内，只不过它们的规模不如政府大，所以，尽管2008—2009年的金融体系接近崩溃，但公司的失败很少引起与政府同等分量的关注。当然，比起政府，公司有更多成功的例子，这会让人们认为，私营部门比政府部门更擅长制订计划。近年来很多管理学家指出，无论是战略投资、并购，还是营销活动，企业计划也经常失败，而且原因和政府计划失败的原因十分相近。 这些失败案例无一不是一小拨人坐在会议室里，凭他们自己的常识来预测、规划或操纵数千甚至数百万人的行为导致的，这些人与想要施加影响的人相距甚远，动机和环境也截然不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发现了政客、计划者和其他人的错误，我们的反应也不是批评常识，而是更加依赖它 。比如，2009年年初，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的黑暗低谷期，一位愤怒的观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回归常识！”这个吸引人的观点在当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但我不得不怀疑他到底是何用意。毕竟，就在两年前，也就是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同样是这群商界、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在互相庆贺创造的惊人财富和前所未有的稳定的金融系统。有没有人怀疑过，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所谓的常识了呢？如果没有，那么回归常识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如果说金融危机的历史（高科技贸易出现前后）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它应该是，常识而非计算机模型是金融狂潮的罪魁祸首，就如同战争中的真理一样。 在政治、商业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失败也是如此。这些不幸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使用常识，而是因为从常识在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时表现出的“惊人效果”来看，我们对它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其实际能力。

直觉越多，错误越多

如果常识在处理政治冲突、医疗经济学或市场营销等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表现得非常糟糕，那为什么它的缺点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毕竟，在物质世界中，直觉被广泛地用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接住一个飞来的棒球就需要大量物理性的直觉，并且，与社会世界不同的是，在物质世界里，我们早已认识到了“物理常识”非常容易出错。比如，常识告诉我们，重物会在重力作用下下落。但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完全平坦的平面上，左手拿着一颗子弹，右手拿着一把装有同一种子弹的手枪，两手保持在同一高度，然后在开枪的同时放开子弹，哪颗子弹会先落地呢？初中物理就能回答我们，两颗子弹同时落地。即使知道这点，我们也很难不去想，枪里平射出的子弹速度很快，所以它可能会在空中停留更长时间。

在物质世界中，类似上述违背常识推理的事情比比皆是。为什么在南半球和北半球，马桶里的水螺旋下降的方向是相反的呢？为什么午夜之后可以看到更多流星呢？当水杯中的浮冰融化时，水位会上升还是下降呢？即使了解一些问题背后的物理学原理，你还是很容易出错，而且这些问题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中真正奇怪的现象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些让物理系学生绞尽脑汁，并让我们屡屡受挫的物理常识对人类文明却大有好处：它能迫使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想要弄明白世界的运作方式，就必须用细致的观察和实验来检验我们的理论，并且无论直觉是什么，只能相信得到的数据。尽管这很难，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类在认识自然世界中得到的所有成果和发现，本质上都离不开这种科学方法。

在人类世界中，我们的直觉比在物理学中好用得多，而科学方法则很少用到。例如，为什么大多数社会群体在种族、教育水平，甚至性别分布上都如此相似呢？为什么有些东西会流行起来，而其他的不会呢？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选择多了是好是坏？税收会刺激经济增长吗？社会学家总是被这些问题困扰着，但很多人认为自己就可以给出满意的解释。我们都有朋友、工作，也都会购物、投票、看电视，我们处在市场、政治和文化的环境中，所以对其中的运作方式非常熟悉，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与物理学、生物学等领域的问题不同的是，关于人类或社会行为的问题，如果运用昂贵、费时的科学方法来研究我们深信已经知道的知识，似乎毫无必要。

四大误区，常识这样让我们犯错

毫无疑问，参与社会生活的经历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理解社会的能力。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思维过程的深入认识，没有对他人言行举止的大量观察和解释，包括亲身经历和远程学习，我们不可能理解复杂的人类行为。然而，我们依靠直觉、经历和学习得出的关于社会的常识解释，也掩盖了一些常识推理的错误，这些错误和物理常识的错误一样，都非常系统和普遍。《反常识》一书第一部分将集中探讨这些误区，并把它们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常识误区是，当我们想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总是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像激励、动机、信念这些我们意识到的因素上。 尽管这种观点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几十年来的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已经发现，这种观点只是人类行为的冰山一角。例如，我们不会想到，酒水商店里的背景音乐可以影响人们的购买选择；不同字体写的声明，可信度也不同。当预测人们的反应时，我们不会考虑上述细节，但是，它们确实举足轻重，其他许多看似琐碎或无关紧要的因素也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预见与既定情况相关的所有因素，无论我们多么设身处地去考虑，当预测人们在其他情况下的行为时总会犯下大错。

如果说第一类常识误区是，人们在描述个体行为的心理模型时存在系统性的缺陷，那么第二、三类常识误区就是，人们在描述集体行为的心理模型时表现则更加糟糕。 无论是在社交活动、工作场所、志愿组织里，还是在市场、政党里，甚至是整个社会中，只要人们聚在一起，就会相互作用，比如共享信息、散布谣言、交流意见、和朋友比较、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奖惩、学习他人的经验，并且影响他人对好坏、贵贱、对错的判断。正如社会学家长期以来的观点，这些影响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不断累积，就形成了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是自然产生的，所以不能单独去理解它的组成部分。面对集体行为如此复杂的情况，常识的解释会本能地退回到个人行为的逻辑上。有时我们会借助假想的“代表性个体”，比如“大众”“市场”“工人”“选民”等，他们的行为可以代表多数人的行为和影响。有时我们又会挑出“特别之人”，比如“领导者”“富有远见的人”“有影响力的人”等，我们将他们视为“代理”。无论使用哪种方法，我们对集体行为的解释总会掩盖事实。

常识推理的第四类误区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少，而正是这种错觉扭曲了我们对未来的理解。 每当一些有趣、离奇或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比如，服装品牌“暇步士”（Hush Puppies）再度流行起来，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写的书成了全球级畅销书，房地产泡沫破裂，或是“9·11”事件等，我们总是本能地寻找解释。由于我们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去解释，所以我们的解释往往过于强调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很少关注那些可能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此外，我们试图解释的仅仅是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事，而这些事只占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很小一部分。我们眼中的因果解释实际上只是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而关于事情作用的机制，我们了解得很有限。由于这些故事在形式上还是存在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它们具有预测能力。就这样，即使理论上不可能发生，我们还是骗自己相信，我们可以做出预测。

常识推理并不是只受到一种因素的限制，而是会受限于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彼此加强影响，甚至相互掩饰。最终结果便是，对于世界，常识可以言之有理，但不一定能揭示真正的原因。就像是在古代，当我们的祖先被从天而降的电闪雷鸣惊吓到时，他们也会煞费苦心地编造出神话故事来缓解自己的恐惧感。他们认为，神和人一样，也会斗争，所以才会出现这些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现象完全是自然的过程。通过一些易于理解的故事，他们解释并理解了奇怪而可怕的现象。这些故事也制造出一种错觉，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搞懂了世界，从而有勇气迎接新的一天。这样很好，但在拥有相对发达的科学理论的今天，我们不会说我们的祖先真的“理解”了所发生之事。在我们眼中，古代神话甚至有些可笑。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常识的作用和神话一样。无论世界抛给我们何种特定情况，常识都会给我们提供现成的解释，这些解释能让我们自信地生活。有时我们难免会纠结，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事情究竟是真的，还是碰巧是相信的东西？而常识减轻了这种顾虑。依赖常识的代价便是， 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理解的事情，实际上被我们用一个看似合理的故事掩盖了。 这种错觉反过来又会削弱我们像对待医学、工程和自然科学问题一样对待社会问题的积极性。常识实际上阻碍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反常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将给出一些建议，并会提供一些在商业、政治和自然科学领域已经试行过的方法。毫无疑问，自然事件和鬼神事件之间有共性，即它们都必须为“真实”解释的发展让步，这是解决问题的重点。然后，真实解释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思考：常识是如何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知道的比实际上知道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