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常识陷阱

吕琳媛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2018年4月，湛庐文化在北京为我们的新书《重塑》组织了一场分享会，会后湛庐文化总编辑董寰和我聊起了《反常识》这本书，并问我是否有兴趣翻译。我很爽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一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网络科学领域无人不知的邓肯·J.瓦茨，我拜读并引用过他的很多篇论文，他的研究横跨多个领域，深刻又有趣；另一个原因是，这本书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瓦茨关于常识和反常识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来观察与反思生活，帮助我们走出经验和历史构筑的“常识陷阱”。此外，翻译外文畅销书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尝试和挑战，而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也有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前沿的研究进展与新的思想理念，于是在一年后的今天便有了这本《反常识》。

翻译的过程并不轻松，这种困难不在于语言上的理解，而是源于思维模式的重塑。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分别探讨常识思维带来的误区以及反常识思维的优势。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和事件，向人们展示使常识“失灵”的几个主要维度，即在我们看来成立，在别人看来不成立；在个人层面成立，在集体层面不成立；在此处成立，在别处不成立；在今天成立，明天不成立的常识。我们对于常识的误解往往源于上述的一个或多个方面。

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吗？在理想条件下，质量不同的铁球从同一高度做自由落体运动时会同时落地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这不都是常识嘛。同样地，你大概也会认可提高薪酬能让员工表现得更好，多修公路可以缓解交通拥堵，工资透明化能限制美国CEO（首席执行官）过高的收入。甚至像如何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如何有效扶贫这样的问题，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大众也都能给出不少解决方案——完善基础设施，增加资金投入，调整产业结构等，因为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很多时候，这些显而易见的论断和方案会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瓦茨在《反常识》这本书中给出了答案。对于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往往并不“易见”其真实面貌。当我们根据个人经验慎重地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时，也往往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

如果我告诉你，人们对于上述发展经济和有效扶贫问题给出的方案往往并不奏效时，你或许能接受这个现实，毕竟个人经验有时确实不适用于政府和地区。但如果当我告诉你，研究发现，提高薪酬与员工表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多修公路很可能会加重交通拥堵，工资透明化反而导致富人之间的攀比，并最终使他们的工资变得更高时，你或许就会惊叹这些都太反常了吧！可见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常识的东西，实际上却似是而非。即便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这样的真理，在几百年前不也曾是让哥白尼饱受迫害的“谬论”吗？

何谓常识？常识即平常之识，是我们从日常社会生活、劳作、学习中总结和积累下来的基本知识。的确，常识在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时往往便捷有效，比如感冒了应该多喝水、补充维生素C；坐久了应该站一站、适当活动活动等。但当涉及公司、集体、市场，以及社会治理等更为复杂的问题时，常识却往往“失灵”。实际上，常识并没有失灵，只是我们经常忽略了常识成立的条件。所以不是常识错了，而是我们用错了常识！

常识的成立很多时候需要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反常识》这本书中，瓦茨举了一个名叫“最后通牒博弈”的例子。实验人员挑出两个人，给其中一个人100美元，并让他分给另外一个人，给的金额自定，如果另一个人接受了这个分配方案，两人将得到相应的金额，反之双方都得不到钱。显然平分最公平，最容易被接受。但实验结果表明并不总是如此。例如，在秘鲁的马奇圭噶部落，即使人们只分给对方总金额的25%也不会被拒绝。相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乌部落，居民拿出一半以上的钱给对方，却总是会被拒绝。这些差异正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致。在马奇圭噶部落，人们只对直系亲属尽忠，因此在面对陌生人时没有义务去公平提议，即使是分很少的钱他们也认为这是白赚的。在阿乌部落，人们有交换礼物的习俗，如果接受了馈赠将来总是要还的。这两个部落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但与当地人们的常识完全相符。可见，对于拥有足够相似社会文化经历的两个人，常识才能称得上“平常”。

常识在其他维度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包括在规模（数量或范围）、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上。就规模而言，将常识用于个体与集体、地方与国家之间是存在巨大不同的。涌现理论同样如此，系统中简单个体之间的互动可以产生无法预知的复杂样态或行为。比如一只蚂蚁的行为模式简单有限，但整个蚁群却显示出极高的智慧；又比如组成人体的单个细胞相对简单，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可以产生生命现象和超级复杂的人类智能。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不同时代的民众甚至专家依据当时的常识，对历史真相的解读与反思等都体现着常识的时间维度。牛顿力学只适用于宏观低速物体，而不适用于微观或高速物体，这正是专业性的常识在空间维度上存在差异的力证。

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往往也是导致常识失效的重要原因。常识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又会削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个人或整个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不断发展的，这导致常识的内涵也在不断变迁，所以常识之“常”是随着认知活动和认知能力而动态变化的，因此从这一点来说，真理具有“不唯一性”。瓦茨的一段令他懊悔不已的亲身经历正是对此最好的例证。他于1998年在《自然》上发表了关于小世界网络模型的标志性文章，那时他认为，度分布是不是正态分布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几乎同一时期，另一个科研小组发现很多网络的度分布是幂律的，文章很快在《自然》上发表，并成为复杂网络领域另一篇标志性的文章，而他们用的正是瓦茨的数据。

混沌理论的诞生对此也是一个力证。“机械决定论”曾一度是每个科学家的常识，其对海王星的成功预测，甚至让拉普拉斯宣称，只要给定起始条件，就可以预言太阳系的未来。而随后混沌理论的提出，让决定论的常识崩塌了，因为混沌理论指出，即使是一个有着确定的方程、系数和初始值的系统，在长期看来也可能是不可预测的。

在有人参与的社会现象中，事情往往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常识往往会掩盖事物形成的条件和背后的诸多复杂关联，以便让我们自信满满地用这些早已准备好的“套路”来解释事实成败的原因，导致我们在理解中出错。比如，如果让影迷说出电影《流浪地球》大火的原因，他们会举出科幻元素、制作良心、特效给力等诸多似乎无可辩驳的特点，但具有这些特征仍然寂寂无闻的电影也有不少，为什么只有《流浪地球》火了呢？我们的解释是，在知道结果之后再去反推原因，其实我们得出的原因很可能不是原因，而只是对既成事实给出的一个符合自己价值期许的解释罢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利用好对于已发生之事的认识和经验，为现在的认知和决策提供依据呢？本书给出了答案，就是“反常识”。如果说常识顺应了人类生存的需要，那么，反常识则更能满足发展和创新的需要。有时，常识会阻碍人的思考，限制人的行动。如果你相信“家庭事业难两全”是一个常识，那就无法做出积极的转变。所以，要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必须先反思常识，重塑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想象。

培养反常识思维，最重要的是少依赖常识，多依赖客观的、多维的、可量化的东西；要少关注对未来的预测，多重视对当前情况的反应。常识在很多方面塑造和影响了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反常识思维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定义和理解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同时它也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脑海中既有的经验。我们应该努力培养一种自我审查机制，时刻审视我们的每一个观点、意念、欲望、逻辑和行为，审查它们的依据、条件、偏好以及合理性。反常识思维并不是说常识都是错误的，而是以审慎的态度，时刻对“自然而然的”和“习惯性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质疑。

就目前来看，社会科学在发展定量化方法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事后诸葛亮”般的明智，一些经过修修补补的模型虽然可以对已发生的事件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预测未来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网络科学”等前沿交叉研究领域不断涌现，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大举进军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为未来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论支撑，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学界。

同样，反常识思维也适用于政治、商业甚至慈善事业等其他领域，只要这些领域包含理解、预测、改变或回应人们的行为这些因素，都将适用。在智能化时代，信息极度丰富，培养反常识思维，能帮助我们在数据的浪潮中激流勇进，看清复杂世界问题的真相。毫无疑问，反常识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也是解决复杂世界问题的利器。

如何用好这一利器，就要看你如何修炼《反常识》这部秘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