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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全是我过往生活的核心记忆。那边是令我难忘的电视台和视听局的旧楼，我正是从那儿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再过去是戏剧学院，十七岁那年，我从外省赶来，参加了一场决定我人生的入学考试。那里也是我们组织人民团结
政治集会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最艰苦而意义非凡的岁月。再往前走，经过城市电影院，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观看了那批至今仍激励我拍摄电影的大师之作，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广岛之恋》。突然，有人哼唱着巴勃罗·米拉内斯
的名曲从身边走过，就是那首《我将再次踏上圣地亚哥淌血的街》。这个巧合太意味深长了，我觉得如鲠在喉，几乎克制不住。一阵侵入骨髓的颤抖让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隐蔽潜伏的处境；那一瞬，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城市，变回了我自己。当时我真想用尽全力喊出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我是谁，为了争取回家的权利，我愿意跟任何人作对。可我不得不克制这种不理智的冲动。
宵禁前的最后一刻，我泪流满面地返回酒店，看门人不情愿地为我打开刚锁上的大门。埃莱娜已在前台替我俩做了登记，现在人正待在房间里，架起便携收音机的天线。她看起来挺平静，可一见我走进来，还是像一个典型的妻子那样勃然大怒。她想象不出我干吗要冒无谓的风险，宵禁前独自在街上游逛。而我当时无心听她训斥，所以也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丈夫，砰地摔门而出，去找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意大利摄制组。
下了两层楼，我敲响了三○六房间的门。两个月前在罗马，我与意大利组领队约定了冗长的口令，为了不说错，我还暗自排练了好几遍。一个半梦半醒的声音——那是格拉齐雅热情的音调，无须暗号，我一听便知——从门里问道：
“谁呀？”
“加百列。”
“还有呢？”格拉齐雅追问。
“大天使。”我答道。
“是圣乔治和圣米迦勒？”
确认回答后，她的声音非但没平静下来，反而颤抖得更厉害了。这真奇怪，因为在意大利我俩有过长谈，她应当能分辨出我的声音。然而，即便在我肯定地回答了大天使就是圣乔治和圣米迦勒之后，格拉齐雅还是要把暗语说下去。
“萨尔科。”她说。
这是我在圣塞巴斯蒂安没能拍完的影片《四季旅人》中一个人物的姓，而我应该回答其名。
“尼可拉斯。”
格拉齐雅是一位完成过艰巨任务、经验丰富的女记者，显然刚才的答复没能让她信服。
“胶片有几英尺？”她接着问。
于是我明白了，她是要把冗长的暗语对到底，可那还差很长一段呢，而我担心这可疑的游戏会被隔壁房间听到。
“别瞎扯了，快开门吧。”我说。
但她不对完最后一句口令，决不开门。此后几天里，格拉齐雅无时无刻不显露出这股严谨的劲头。“该死的，”我心里暗骂，不仅想到了埃莱娜，也连带想到艾丽，“女人都一个样。”我继续回答这辈子遇到的最可恨的一长串问题，恰似老练的丈夫般屈就。暗语对到最后一句时，那位在意大利结识的年轻迷人的格拉齐雅一下子打开房门，但一见到我，仿佛撞见幽灵似的，吓得又赶紧关上了门。后来她告诉我：“你看起来像我见过的一个人，但我不确定是谁了。”这可以理解。在意大利，她只见过不修边幅的米格尔·利廷，那时他还留着胡子、不戴眼镜、着装随意，而敲响她房门的男人是个秃头，戴近视镜，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一身银行经理般的行头。
“放心开门吧，”我对她说，“我是米格尔。”
即便后来经过细致检验准许我进了门，她还是有所保留地打量我。寒暄之前，她故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我们的谈话被隔壁房间听到，或被暗藏的窃听器录下来。不过，她泰然自若。一星期前，她率领团队的其他三个人提前到达。多亏意大利使馆的好心安排，他们已获得了工作批准和许可，当然，使馆官员们并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意图。
不仅如此，摄制组已开始工作，在政府高官出席意大利使馆安排在市剧院的《蝴蝶夫人》歌剧演出时进行了拍摄。皮诺切特将军也受邀了，只是最终没有出席。但意大利摄制组在演出现场露面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等于在圣地亚哥获得了官方许可，接下来的几天，在大街上拍摄就不会遭到任何质疑了。另一方面，拍摄拉莫内达宫内景的申请手续还在办理中，不过申请人已经获得了担保，说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这些好消息让我深受鼓舞，想即刻开始工作。要不是因为宵禁，我肯定请格拉齐雅把摄制组其他人全部叫醒，好留下我重返智利第一晚的见证。我们制定了第二天一早拍摄的详细计划，不过，我俩达成一致，不必让其他组员预先知晓计划，而且应该叫他们坚信格拉齐雅才是领队。与此同时，格拉齐雅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另外两组人马在拍摄同一部影片。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同时品尝着格拉巴酒——一种意大利烈性白兰地，格拉齐雅一直把这种酒带在身边，几乎像一个护身符。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我俩同时跳起来。格拉齐雅飞速过去抓起听筒，听了一会儿，旋即挂断。原来是酒店前台打来的，让我们把音乐音量调低，因为隔壁房间已经打电话抱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