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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严峻的考验发生在从马德里机场出发的那天。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过妻子艾丽和孩子们了。三个孩子分别叫玻奇、小米格尔和卡塔丽娜。这段日子我甚至都不能直接获得他们的音讯，安保负责人的意思是不辞而别，省得跟他们告别时生出枝节。此外，在最初构想时，既然要保证所有人平安无事，那么我的家人最好干脆不知情。但不久我们就意识到这么做没意义。和预想的相反，说到后勤工作，谁也比不上艾丽能干。她在马德里和巴黎、巴黎和罗马之间往返，甚至后来还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接收和处理我从智利国内一点点送出的素材，甚至在必要时帮我筹措拍摄所需的补充资金。事实如此。
另一方面，我女儿卡塔丽娜在筹备的最初阶段就发现，我卧室里堆放着一套套跟我的穿衣风格甚至个性截然不符的新衣服。她如此紧张不安，好奇心那么重，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将我的计划说给他们听。孩子们听了很兴奋，有一种入伙成为同谋的高兴劲儿。以往为了家庭娱乐，我们偶尔会拍摄一些短片，此时他们仿佛又加入到了这类拍摄当中。然而在机场时，他们发现我变成了一个教士打扮的乌拉圭人，跟我本人差异极大。他们，包括我自己，才意识到，眼下是一部发生在现实中的电影，既重要又危险，大家脑海中都闪过同样的念头。但孩子们的反应却是一致的。
“最要紧的，”他们对我说，“是给皮诺切特装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他们说的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儿童游戏：蒙上眼睛的孩子要准确地把尾巴贴到纸驴的屁股上。
“一定做到，”我估量着将要拍摄的电影胶片的长度，回答说，“驴尾巴差不多会有七千米长。”
一周之后，我和埃莱娜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着陆。出于技术考虑，在没有预先固定行程的情况下，这趟旅行涵盖七座欧洲城市，这是为了让我凭借一本无懈可击的护照来适应新身份。那其实是一本真实的乌拉圭护照，合法持证人的姓名和所有信息都是真实的。护照主人把它当作一份政治贡献交给我们，他知道护照将被篡改，用来帮助他人入境智利。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把原先的照片换成我本人乔装打扮之后的证件照。我的行头都是依照这个假名字准备的：我的衬衫上绣着名字首字母交织而成的图案，我的公文包、名片和信纸上也印有姓名缩写。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我已学会了毫不迟疑地写下他的签名。由于时间仓促，唯一不能解决的是来不及办一张信用卡。这是个危险的纰漏，因为以我所扮演角色的身份，没道理拿着美元现金来购买旅途当中的几张机票。
尽管实际生活里的种种不合保准叫我们两天内就闹离婚，但我和埃莱娜仍学会了勉强迁就彼此，表现得像一对能克服任何糟糕的家庭冲突的夫妻。我俩都熟知对方虚构的身份、虚构的过去和虚构的资产阶级趣味，我想，就算遭受深度审讯，我俩也不会犯什么严重的错误。我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完美无缺。我们的身份是一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广告公司的负责人，眼下率领一支摄制组到智利为一款新品香水拍摄广告，这款香水计划于次年秋天投放欧洲市场。之所以选择智利，是因为这里一年到头任何时节都能同时找到截然不同的四季景色与风貌，从炎热的海滩到终年不化的雪峰一应俱全，这样的国家全球少有。抵达智利时，埃莱娜身穿高档欧洲时装，风度迷人，神态自若，跟他们在巴黎介绍给我的那位姑娘简直判若两人：那时，她披着蓬松的头发，穿着苏格兰裙，脚上是女学生常穿的软皮鞋。我原以为披着企业家的新外套应该还算舒适，但瞥见马德里机场一扇玻璃窗里映出的形象，端详穿着两件套深色西装、竖着衬衫硬领、系着领带的自己，那副实业大亨的派头实在叫人反胃。“真可怕！”我心想，“要是我没能成为自己，不就沦落成这副模样了？”那一刻，旧身份遗留给我的唯一物件是一本几乎翻烂的书，阿莱霍·卡彭铁尔
的伟大小说《消失了的足迹》。十五年来，这本书始终放在我的行李箱里，在每一场旅程中陪伴着我，帮我抵御飞行期间无法克制的恐惧。然而这一回，我还得忍受全世界不同机场的出入境检查，学会克服那本陌生护照带来的紧张感。
第一站是日内瓦，一切顺利，但我知道，余生我肯定永远忘不了这般场景：移民局官员相当仔细地检查护照，几乎一页一页地翻看，最后抬眼端详我，跟照片作比对。我屏住呼吸，凝视那些官员的眼睛，尽管那本护照上唯一属于我的凭证就是那张照片。这倒是一剂猛药。自此之后，直到飞机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开启舱门，我再也没遭遇过那种反胃、心悸的感觉。舱门外一片死寂，十二年后，我再次感受到从安第斯山麓吹来的寒冷的空气。机场大楼外墙上挂着一行蓝色巨幅标语：“智利在秩序与和平中前进。”我瞥了一眼手表：距离宵禁开始，还剩不到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