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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任务是如何变成另外一个人。改变个性是一种日常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你总要违拗自己不想改变、执意回归自我的心愿。因此最大的困难不是预先设想中的训练和模仿，而是改变了体态和行为举止后，如何克服下意识的抵抗。我不得不勉强自己，放弃惯常的秉性，伪装成另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好叫那些迫使我流亡异乡的警察不会生疑，甚至要让亲友见面时也难以辨认。在一位智利国内赫赫有名的秘密行动专家的指导下，两名心理学家连同一位电影化妆师，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与我想保持自我的本能意愿做了不懈的斗争，最终创造了奇迹。
先从胡须入手。这可不是简单的剃光胡子的问题，而是要我摆脱因胡子而塑造的个性。自从青年时代拍摄第一部影片起，我就开始留胡子，虽然后来剃掉过几回，但从没有在拍电影时不蓄须的。胡子似乎成了我导演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我的叔伯们都留胡子，这无疑增进了我对胡须的感情。几年前，我在墨西哥曾经剃光过胡子，但始终没能让朋友和家人接受我的新面孔，连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接受。大家都有一种跟个冒名顶替的外人在一起的感觉，不过我还是坚持不蓄须，自以为这样更显年轻。还是小女儿卡塔丽娜打消了我的错觉。
“剃掉胡子，你是看起来更年轻，”她对我说，“但也更丑了。”
因此为了入境智利而再次剃掉胡须，就不光是准备剃须泡沫和剃刀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度隐藏个性的过程。我的化妆师们先是一点点地把胡须剪短，观察每一步变化，估量每一次修剪会给我的外貌和性格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直至最后把胡须剃净。过了好几天我才鼓起勇气照镜子。
第二步是头发。我头发是乌黑的，这一点继承自希腊裔的母亲和巴勒斯坦裔的父亲。我也遗传了父亲过早谢顶的毛病。起先，化妆师想把头发染成浅棕色，之后又试了几种梳法的发型，最后决定不违背自然走势。至于谢顶，他们没有像开始打算的那样掩盖这个问题，反而决定更突出这一点，不仅把头发平顺地往后梳，还用镊子拔干净多年来已经严重脱发的部分。
说起来没人信，但就是那几处几乎难以察觉的调整改变了整个脸型。虽然当时减掉了几公斤，可我还是面如满月，但把眉梢修短以后，脸型就显得长了。奇特的是，这让我样貌中与生俱来的东方人特征更明显了，倒是更契合我的家族背景。最后一步是配上有度数的眼镜。最初几天，眼镜让我头疼得厉害，但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眼形，还改变了目光的表达方式。
调整体态造型是最容易的，但需要我付出更多精神上的努力。面部改造本质上是化妆师的事，但身体改造则需要特殊的心理训练，需要更集中注意力，因为我不得不从根本上接受阶级身份的转换。平时我总穿牛仔裤和猎装夹克，现在我得习惯穿整套由英国毛料缝制的欧洲名牌西装，还有量身定制的衬衫、麂皮皮鞋和意大利印花领带。还得改变我那疾风骤雨般的智利农民口音，学习乌拉圭富商的说话节奏——乌拉圭国籍最适合我的新身份。还得学会压抑带个人特征的笑声，学会慢慢踱步，学会在对话中使用手势以显得更有说服力。简而言之，我得放弃从前一贯不墨守成规的穷导演做派，把自己变成在这世上最不屑为之的角色：一个自鸣得意的资本家。在智利，我们管这类人叫：行尸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