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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里，情绪感受太过丰富了。我回到房间时，埃莱娜已经在她的温柔梦乡里徜徉，而我那一侧床头柜上的夜灯还亮着。我悄无声息地脱掉衣服，准备如上帝安排的那样安睡，可怎么也睡不着。刚一躺到床上，我便留意到宵禁期间那种恐怖的死寂。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有与这里一般无二的寂静。那寂静就压在我胸口，压迫感越来越强，无休无止。熄灯之后整座空寂的城市没有一丝声响。听不到管道里的水流，听不到埃莱娜的呼吸，甚至听不到我自己身体里的声音。
我焦躁地起身下床，从窗口探出头去，想呼吸几口街上的新鲜空气，看一看这萧条而真实的城市。自从在漂浮不定的少年时代第一次踏足圣地亚哥起，我从来没见过这座城市像眼前这样孤寂而悲凉。窗户在五层，正对着一条死巷，巷子两侧是黢黑、高耸的墙壁。高墙之间，透过一片灰色阴霾，只能窥见一小块天空。我并不觉得站立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觉得面前是真实的生活，只觉得自己仿佛一个被困在马塞尔·卡尔内
阴冷电影里的囚徒。
十二年前，早晨七点，一名率领巡逻队的中士端着机关枪，往我头顶上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喝令我排进一群俘虏的队列。这群俘虏正被驱赶进我任职的智利电影公司的大楼。当时整座城市正在爆炸声、机枪子弹呼啸声和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的轰鸣声中瑟瑟发抖。逮捕我的那位中士自己也晕头转向，竟问我出了什么状况，他说：“我们保持中立。”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也不清楚这个“我们”包括谁。某一刻，仅有我们两人的时候，他问我：
“《纳胡尔托罗的豺狼》是你拍的，对吗？”
我回答说是。忽然间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尖啸的子弹、爆破的炸药和袭击总统府的燃烧弹，恳请我解释电影里怎么装死，怎么让伤口冒出血来。我向他一一解释，他听得非常痴迷，但随即就回转到现实中来。
“别回头瞧，”他朝我们嚷道，“不然我崩了你们的脑袋。”
要不是几分钟前我们还看见倒在街上的第一批死难者，要不是看到一个血流如注的受伤者趴在人行道上无人救助，要不是看到几伙市民装扮的打手用棍棒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支持者殴打至死，我们真还以为眼前这一切是无中生有的游戏。我们还眼见一群囚犯背倚着墙，一队士兵佯装要枪决他们。然而，看押我们的士兵一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坚持说：“我们保持中立。”阵阵轰响，遍地狼藉，一切都叫人发狂。
智利电影公司大楼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三脚架架起的机关枪对准了大楼正门。头戴黑色贝雷帽、胸前佩有社会党徽章的看门人朝我们迎面走来。
“啊”，他指着我喊道，“这位先生，利廷先生，该对这儿发生的一切事负责。”
中士用力推搡了他一把，看门人跌倒在地。
“滚蛋，”中士训斥他，“轮不到你讲话。”
看门人惊恐地连滚带爬，还仰头问我：
“喝咖啡吗，利廷先生？不来一小杯咖啡？”
中士让我拨几个电话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试着打了，但谁也没联系上。每时每刻都有军官进来下达命令，不一会儿又有别的军官下达完全相反的命令：告诉我们可以抽烟，又不准抽烟；叫我们坐下，又命令我们统统站好。半小时后，进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士兵，他用冲锋枪指了指我。
“报告中士，”他说，“外面有个金发妞儿来找这位先生。”
准是艾丽来了，肯定没错。中士出去跟她说话。与此同时，士兵们告诉我们，凌晨他们就被拉出来了，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早饭，后来又接到命令，不让他们收取任何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又冷又饿。我们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递上香烟。
这时，中士跟着一位中尉进来了，中尉开始核实俘虏的身份，以便将我们羁押到国家体育场去。清点到我时，还没容我开口，中士抢先出了声。
“不对啊，中尉，”他对长官说，“这位先生跟这儿没关系，他跑来抱怨邻居用棍子把他的车砸坏了。”
中尉困惑地瞥了我一眼。
“这人怎么这么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跑来抱怨这种小事？”他呵斥道，“赶紧给我滚！”
我拔腿就跑，心想他们会在背后开枪，因为处决逃犯是最常见的借口。但并没有枪响。艾丽是来给我收尸的，她听一个朋友误传，我在智利电影公司门外被枪决了。街上有好几栋房子都升起了旗帜，军方用这种事先约好的办法辨别他们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我们一家已经被一个女邻居揭发了，她说我们跟政府的人过往甚密；她还知道我曾积极参加过阿连德总统的竞选活动，军事政变爆发前夕，我家里还在组织秘密集会。于是我们决定不回家，带着三个孩子和最必需的日用品，在死神的步步紧逼下辗转寄宿各处，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直到围堵越发令人窒息，我们才不得不踏上了去国流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