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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地回顾了以往对钱绪山的研究，接下来需要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句话，我们是要研究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交代清楚：其一，为什么要将钱绪山定位为阳明心学传播者？其二，从传播者角度来研究钱绪山将会涉及哪些内容？其三，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黄梨洲曾说过：“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之要领也。”黄梨洲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想很好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就必须明了自己的宗旨；一个人要想真正读懂他人的思想，也必须“能得其人之宗旨”。我们愿将梨洲先生之言做进一步的引申，那就是：要想深入地研究一个人，必须给此人做准确的定位。我们研究钱绪山，就是将其定位为阳明心学传播者。
给钱绪山这样定位，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自我定位的。绪山先生的言与行昭示着他有这样的自我定位。绪山之学也是从生死磨难中得来，他也应有个人的“自得”，但他的言论基本上没有逸出王阳明言论之外。他信奉阳明心学，四十余年不改初衷；他传播阳明心学，尤其强调“归一”；他编纂王阳明的文集和年谱，有意识地去维护师说。这些都说明了：他自我定位为阳明心学的传播者。
与王龙溪做比较（人们喜欢将二人相提并论），钱绪山更有理由被称为阳明心学的传播者。王龙溪虽然也是王阳明的学生，但他所说的话有些已与王阳明有所不同。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阳明心学确实需要有像王龙溪这样的人不间断地去推陈出新。但从学术传播的角度来看，传播者还是应该要忠实于自己的传播内容。因此，我们说王龙溪传播了自己的学说则可，说他传播了王阳明学说则有些牵强，但我们说钱绪山传播了阳明心学则是恰如其分的。
由“阳明心学传播者钱德洪”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会遭遇到四个问题：第一，钱绪山是否有资格去传播阳明心学？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方面，钱绪山主观上有没有传播阳明心学的冲动？王阳明与钱绪山在同一个屋子里（余姚瑞云楼）出生，而且出生之时有着类似的“梦兆”，这种特殊的缘分对钱绪山影响至深。钱绪山十八岁时读到《传习录》，便觉与平常所习的朱子学不同，此时王阳明心学已在大江南北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钱绪山早已成为王阳明的粉丝。后来王阳明回余姚祭扫祖墓，此时他的学说在浙东遭人议论纷纷，而钱绪山毅然决然率七十余人去拜见王阳明，从此他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缘。钱绪山始终笃守阳明学说，而王阳明也非常信任钱绪山，让他做“教授师”，让他将《大学问》录诸文字并传播于世，王阳明还将自己文稿注明年月，让钱绪山来编辑。王阳明去世以后，钱绪山以收集整理阳明文献、传播阳明学说为己任。可以说，钱绪山对于传播阳明心学是矢志不渝的。
另一方面，钱绪山客观上能不能承接得住阳明心学？这个问题本身又花开两朵，即如何解释阳明心学？钱绪山学说与阳明心学是否一脉相承？学界对于阳明心学已有很多研究，但多是采用文献法和义理法，即通过搜集文献来还原王阳明的人生及其文本，通过逻辑分析来建构阳明心学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接近王阳明及其心学的真相。但是阳明心学是用来实践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体悟阳明心学的真谛。在此，笔者解释阳明心学主要采用实践体悟的方式。
笔者认为，理解阳明心学的关键在于体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我们应该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往对于“知行合一”的解释，都是将“知”与“行”看作两件事，明显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笔者认为，应该以“知”与“行”是一件事作为起点，来解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根据“知”与“行”是一件事，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和古人的记载中，找到许多的实例。分析这些实例，同时去印证王阳明的相关议论，笔者总结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六大特征。这六大特征分别是全神贯注、谨慎恐惧、无思无虑、明觉精察、觉察天理和各尽本分。依据此六大特征，我们便可以判定：如何做才是“知行合一”。人如果做到“知行合一”，便有三方面的效果：即提高知行效率，获得稳当快乐，实现万物一体。理解了“知行合一”以后，我们自然就会意识到“知行合一”在阳明心学中的地位。“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场悟道时悟到的内容，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是打开阳明心学秘宫的一把钥匙。
以我们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解释，来理解阳明心学中的其他一些命题，如“心即理”、“良知”与“致良知”、“吾性自足”、“万物一体之仁”、“体用一源”等，我们会得到一些新鲜别致的看法。以我们所理解的阳明心学来对照钱绪山心学，从钱绪山所经受的心学历程，从他对“良知”的理解，从他所提倡的“致良知”工夫，我们可以知道，钱绪山的心学言论与王阳明是一脉贯通的。因此，可以认定：钱绪山是能够承接得住阳明心学的精神的。
第二，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钱绪山决心要传播阳明心学，他的传播活动必然受一定思想的指导。探讨这种指导思想，局限于钱绪山本人的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需要扩展到阳明先生及其他弟子的身上。阳明及其弟子创立心学，并有意向社会传播，而且传播效果显著，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造成强烈的社会影响。依据阳明学派的文本和他们的传播实践，我们可以总结出阳明学派的传播思想。而且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种传播思想一定程度上指导着钱绪山的传播实践。
研究阳明先生的传播思想，当然离不开与传播相关的要素。谈到传播，需要依据阳明先生及其弟子的言与行，来探讨以下的话题：其一，阳明心学论传播动机；其二，阳明心学论传播主体；其三，阳明心学论传播客体；其四，阳明心学论传播内容；其五，阳明心学论传播原则；其六，阳明心学论传播方式；其七，阳明心学论传播效果；其八，阳明心学与阳明传播思想的关联。
阳明先生及其弟子皆积极于传播心学，他们具有强烈的传播动机。这种传播动机来源于他们的恻隐之心和“万物一体之仁”，还来源于自孔孟以来儒家学者所塑造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传播传统，还来源于王阳明及其弟子对“良知”的无比自信。
关于传播者，阳明心学认为，传播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方面，传播的内容必须是“自得”，要“实有诸己”，然后才可以传之于人；另一方面，传播与说服他人，态度至关重要，传播者必须要有谦恭的态度，不能有任何的傲慢。
关于受众，阳明心学认为，既然人人都具有“良知”，个个皆有成为圣贤的潜质，那么受众就应该包括所有的人。由于人的先天禀赋资质不同，后天人生遭际有异，人与人毕竟有分别。传播心学需要将受众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不同的传播内容，采用不同的传播方式，从而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关于传播内容，阳明心学认为传播内容应该是有关“良知”的学问。心学就是圣学，也就是如何最有效地使人成圣成贤的学问。在传播过程中，凡有利于自我实现的内容，可以大讲而特讲；不利于自我实现的内容，就要尽量避免去传播。
关于传播原则，阳明心学提出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简切。所谓简切，就是传播语言简单明了，切合人生实际，这样才会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阳明心学极力反对不切实用的繁文缛节。阳明先生在传播心学过程中，对于传播话头的提炼，最能说明他的传播是如何体现简切的原则。
在阳明先生那个时代，传播方式大约有四种，即文字传播、言语传播、行为传播和以心传心。从阳明心学的立场出发，一般情况下，文字传播不如言语传播，言语传播不如行为传播，行为传播不如以心传心。但是，面对具体情境，四种传播方式各有胜场。传播应该灵活多变，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传播方式。
关于传播效果，阳明心学认为，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阳明心学非常重视传播效果。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包括传播者的态度、受众的心理、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以及是否具有成见等。
考察王阳明及其弟子有关传播的言论和行为，我们有理由将王阳明的传播思想与阳明心学联结起来。阳明心学的核心在于“良知”二字。王阳明的传播思想，无非是他的“良知”外溢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由此建构一个“良知传播学”。它的理论框架大致如是：人人具有“良知”是传播的基础，传播活动本身是受“良知”的驱动，所要传播的内容是有关“良知”的知识，传播方式与技巧都受“良知”的指导。
第三，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有哪些实践？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钱绪山为传播阳明心学做了哪些事？二是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有什么特点？
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主要有三方面行动：一是到各地去宣讲阳明心学（包括书信与人交流），二是编辑阳明文稿，三是撰写阳明年谱。钱绪山所做的这些事，实际上是交叉进行的。为了满足叙述的条理性，我们将按时间的顺序，用有限的资料，向读者勾勒出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的历程。
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有一些特点。关于讲学，钱绪山主张“归一”。阳明先生去世后，阳明的学生都在积极传播阳明心学。但是，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之所得去讲学，所讲的阳明心学并不一致，这样就在阳明心学整个传播过程中造成混乱，影响阳明心学的传播效果。钱绪山认为，讲学要“归一”，即回到阳明先生的文本上来，按照阳明先生说的去笃实践履。对于超出阳明先生文本之外的讲法，钱绪山持批评的态度。这种批评，造成钱绪山与其他同门之间的隔阂。这也是在同门的文集中很少见到有关钱绪山的文字的原因。
在编纂阳明先生文集时，钱绪山坚持简切的原则。钱绪山毕竟长期待在阳明先生身边，耳提面命，深受阳明先生熏陶。因此，在编辑阳明文集时实际上是在贯彻阳明的传播要简切的原则。在具体编辑过程中，钱绪山极大地发挥了自己作为编者的能动性。如他将阳明先生原来的《大学或问》更名为《大学问》，虽一字之改，却极大地提高了阳明文本的价值。再如他对《传习录》中文字的取舍，使整本《传习录》风格趋于统一，非常有利于《传习录》的传播。
钱绪山所撰写的《阳明年谱》，经浙江大学束景南先生考证，确实存在不少错误，人为地添加了一些内容，也人为地减少了一些内容。如果从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钱绪山所撰《阳明年谱》毫无疑问是有瑕疵的。但是，如果从传播阳明心学角度来看，钱绪山如此撰写《阳明年谱》则寄托着深意。他对阳明先生生平材料的取舍，是根据是否有利于阳明心学的传播来决定的。
第四，如何评价钱绪山传播阳明心学的行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创立一种学术，后来者如何去继承与发扬，是像钱绪山那样墨守师说好呢，还是像王龙溪那样有所独创好呢？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以笔者看来，绪山传法与龙溪传法，与二人资禀有关，也与时代风气有关。从近期效果来看，当推龙溪传法优胜；从长远效果来看，还是绪山传法可靠。可惜钱绪山讲学的文本只能零星地见到一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以上便是本书将要涉及的主要内容，下面便是以此次序来展开我们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