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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颉雇了五辆骡车，以两天半时间行了100英里路，终于在1861年9月13日傍晚赶抵北京，投宿在翰林院旁的英国使馆中，暂时作为公使卜鲁斯的客人。雒颉将北京定为自己从英国再度来华旅程的最后终点，事实上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
入京初期，雒颉的注意力集中在两方面：观察了解北京与觅屋筹设医院。和早年初到上海一样，雒颉在北京四处考察，了解当地的环境与人文。他说从高处往下看北京非常壮观，显现出气派辉煌的景象，但从高处下来后，诗情画意整个变了样，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中国城市的沙尘与脏污之中，沙尘多到无孔不入，布满四处，骑马扬起的尘土让人看不到地面。尽管如此，雒颉还是说自己喜欢北京，认为北京正适合他和他的工作，他很感兴趣的还有那些高大的城墙、城门、街道和宫殿等。身为最早入京的基督教传教士，雒颉特别关注天主教和东正教传教士的事物，仔细察看了耶稣会士观象台的各项仪器、大教堂的壁画、西城外的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墓地、北城外的俄罗斯人墓地，以及城内东北角的俄国东正教布道团。
不过，雒颉更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筹设医院和传教的情形。首要之举是租或购买合适的房子，此事由于卜鲁斯出手协助很快得以解决。在作为英国使馆的梁公府隔壁有一幢住宅，先由普鲁士使团入住一两天后便闲置，雒颉觉得很适合作为医院而有意购下，也谈妥价钱为5000墨西哥银元，但卜鲁斯认为势必会遭到中国官方阻挠，不如由使馆购买再租给雒颉会比较方便，事情就此决定，卜鲁斯以使馆名义买下此处房地，价格为3700两银子。从雒颉的描述及附图可知此处房子非常宽大，有两个四合院，有二十个房间作为病房，每间依取暖火炕的大小分别容纳四至十二人，男性候诊室可容一百人，女性另有候诊室，以及雒颉和助手的住处，马厩、厨房等设施及空地，整修后雒颉于1861年10月23日从借住的使馆迁入新居，北京“施医院”从此开张，这是基督教在中国首都传教的开始。
（一）性质
北京施医院和上海仁济医院都由雒颉创立，但是两者却有非常不同的经营模式：性质有别，功能不尽一致，经费来源也不一样，而造成这些不同的主因是雒颉对经费的观点与北京、上海两地西人社群的差异。
医疗活动要花钱，雒颉的原则却是尽量不动用伦敦会的经费。有如前文所述，他初到中国加入在华医药传教会，由该会负担他在澳门、舟山等地医疗活动的经费。雒颉在上海期间，改由当地英国商人捐款建立、拥有和管理仁济医院。但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情形完全不同了，1861年刚被英法两国军队破门而入的北京，除了使馆的人员和雒颉，没有任何一位商人，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太多商人，雒颉无法再复制商业大城上海的经验，决定了北京施医院的性质就是属于伦敦会的传教医院，所以他在施医院开张后不久写信告诉伦敦会秘书，自己没有要像仁济那样成立本地的董事会，而是认定施医院为伦敦会所有。
开张将近一年后，雒颉再度告诉秘书：“我并没有安排将施医院置于任何本地的控制之下，施医院就是伦敦会在北京的医院。
”
施医院的性质确定了，雒颉自己的身份却引起一些争议。他这次进入北京并建立医院实在太顺利了，其他人没有类似的机会
，伦敦会在天津的艾约瑟试图追随雒颉到北京，却拖延到1862年3月才获得卜鲁斯同意，也只能是来京短期访问而已
；又过了两个月，才有其他英国传教会的传教士入京并居留下来，即应聘担任同文馆英文教习的圣公传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包尔腾（John S.Burdon）。
雒颉能率先入京已是得天独厚，他的幸运却不仅止于此，公使卜鲁斯主动购买房地租给他建立医院，甚至在使馆一时没钱付房地价钱时，卜鲁斯还自掏腰包先行垫付，一年后英国政府经费拨到使馆后再归还，卜鲁斯也没有向雒颉收取第一年的100英镑租金。
为了回报卜鲁斯的鼎力支持，雒颉从1861年11月起在英国使馆医生空缺时承担看病工作
，不久法、俄两国使馆医生都空缺，也请他帮忙
，到1862年7月雒颉竟然同时肩负英、法、俄、葡与普鲁士等五国使馆医生的工作，他不需要上班，而是使馆有人生病时请他医治，但不论如何这表示雒颉在众多中国病人以外，又要照顾数十名外国使馆人员的身体健康。
以上这些意外顺利入京、获得卜鲁斯鼎力相助，以及身膺五国使馆医生重任等，确实都是极不寻常的经历，不免就有人怀疑他的身份与工作，于是雒颉不得不向伦敦会秘书澄清：
我在此单纯就是个传教士，绝非是使馆的一员。我告诉过您，我是以医学专业背景来照料使馆人员，但卜鲁斯先生在和我谈话以及在向别人提及我时，总是称我是传教士。我无论如何都不是使馆官员，此间认得我的人也没把我视为使馆官员。我可以在我的医院中做我想做的事，并且做任何我觉得适当的工作。
雒颉和使馆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事实，他兼顾照料英国使馆人员的身体健康也有一年200英镑的酬劳
，其他使馆肯定也付了一定的酬劳，但不能因此就说雒颉是使馆医生，更不能因此否定了他的传教士身份。只是，不仅当时有人质疑雒颉，后世的研究者也惑于他在北京的身份，只有少数人认定雒颉就是传教士，大部分人说他是英国使馆的医生
，甚至还有人说他是英国军队的军医。
（二）功能
在功能方面，施医院也和仁济医院一样，具有医疗、救济和传教三种功能。但北京施医院既然是伦敦会所属的医院，不同于由商人所有和管理的仁济医院，则三种功能的重要性与内涵是否也有差别变化呢？事实上施医院仍以医疗为最主要的功能，如雒颉公开宣称的：“施医院的首要目的是医治病人，帮助那些遭遇病痛苦难的人；其次是宣讲生命之道，让人们精神焕然一新，从而引导他们到救世主耶稣基督之前。
”也就是说，雒颉还是认为医病与传教有先后主次之分的。
其次，施医院的救济功能不如仁济医院显著。施医院仍然如同仁济医院的做法，分发食物津贴给住院的穷困和乞丐病人，却没有在寒冬或饥荒时进行较大规模的施粥赈米，仁济医院的施赈行动是上海外商捐款发起并且由雒颉执行落实的，但北京并无外商可捐款供他做同样的事，虽然雒颉说北京的乞丐人数远远多于上海，他还特别前往北京乞丐聚居的地方实地考察，也描述了北京官方和民间举办的冬季施粥活动，可是伦敦会既没有财力也不会举办施粥活动；此外，施医院更不会像仁济医院在小刀会期间那样成为兵燹受灾民众的避难所。
施医院的传教功能很值得关注，因为雒颉是伦敦会在北京唯一的传教士，他又坚持传教医生和神学传教士各有所司，两者角色不可混淆，那么他是如何实践施医院的传教功能呢？雒颉是以非常保守而小心的态度进行传教活动的，而且是从发送传教书册开始，在施医院开张一个多月后的1861年12月初，雒颉第一次报道相关的活动：
我找到机会就送传教书，但我觉得目前这种事还不宜做得太多。我并没有隐瞒我的目的，人们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希望我在人们心中的印象稳固了以后再大量分书。我常在机会出现时才送书，但绝不在街上，只在医院里送，诊间摆有圣经等书，有人开口要就送。
1862年1月1日，雒颉又谈论传教的事，他表示还没向病人举行礼拜仪式，但已在候诊大厅各面墙上张贴伦敦会上海墨海书馆印刷的传教海报，也重述有机会就送书的话，接着又说：“我相信目前还不是进行直接传教工作的时候，但要展现施医院工作的基督教特质。
”施医院开张的第一年内，雒颉就这样以张贴海报和被动送书呈现施医院的基督教特质，进行无声的传教活动，他为此以木刻印刷了两种小册子分送给病人：艾约瑟的《圣教问答》与麦都思的《耶稣教略》，雒颉还特地告诉伦敦会秘书，这两种小册子可是基督教在北京最早的出版物，封面上也都有施医院的字样。
直到第一年将尽的1862年9月间，默默进行的传教活动终于有起色了，原来是天津的艾约瑟送来一名中国神学生，每天就在候诊大厅和病人谈话和读圣经，雒颉说这就是施医院礼拜活动的开端了，但仍只是萌芽阶段，将视情况而决定如何能公开些，“我们开头必须匍匐前进（creep），希望能逐渐变成步行。”
（三）经费
施医院既然是伦敦会的医院，理应由该会负担经费，只是雒颉一向不愿动用伦敦会的经费，而北京也确实没有多少可以募款的人，如此施医院的经费将从何而来？
雒颉对此却显得胸有成竹，原来是过去他经营仁济医院的精神和成效有目共睹，因此获得一些上海时期的老朋友对施医院的新捐助，甚至早在他决定再度来华后，伦敦已经有人感佩他的牺牲奉献而赶在他出发前就捐款了，而当时雒颉根本预料不到自己会在北京开办起施医院。例如曾任上海工部局董事的祥泰洋行（Birley,Worthington & Co.）行长布朗（W.S.Brown）率先在伦敦认捐，第一年100英镑（600两银），供他购买药品与设备器具，第二年50英镑作为未来医院的开办费，第三年100英镑则是开办后的维持费。
又如雒颉早年在舟山相识，后来从英国连年捐助仁济的英军军官薛德威也捐款20两银。等到雒颉抵达北京后，又收到一笔来自上海的善款，即宝顺洋行的合伙人及担任仁济保产委员和董事多年的韦伯所捐的500两银，此后韦伯又一次乐捐同样的500两银。
就是以上这些上海仁济医院之友的捐款支持，北京施医院才得以顺利开办并维持下来。
此外，北京虽然没有商人，还是有人乐于共襄盛举赞助雒颉，其中一位是施医院开办时正在北京的英国海军提督何伯爵士（Sir James Hope），捐款175两银供雒颉整修向使馆租来的院舍、购买器具及雇请人员之用。
还有就是一直有助于施医院的公使卜鲁斯，在1862年10月时捐给雒颉200两银。
以上只是捐款数目较多的一些捐助人，有了仁济医院的老朋友和施医院的新朋友共同解囊相助，雒颉在1862年10月很有把握地告诉伦敦会秘书说：“伦敦会根本不必为施医院支付任何费用，目前每项费用都付清了，而我还有足够的钱能维持未来一段日子。”
（四）医疗活动
在施医院开张前，雒颉还借住在使馆期间，就已经有知道他身份和来意的中国病人前来看病，等到施医院开张后，病人数从一天只有两三人迅速增加，整整一个月后他说病人太多，每天平均有200名，他不得不在下午四点就关门，自己外出骑马散心。
又过了两周，病人的数量更是直线上升：
我完全被病人给淹没了，他们每天拥挤着到我这儿来，他们把我、我的助手和我的药品都消耗光了，我不得不在礼拜天以外每周再关门一天，以远离工作，并给助手一些时间休息。今天上午我的院子里全是车辆和驴子，屋外街道上车辆也大排长龙，同时河上也挤满了人，我看了300名女性和500名男性，他们都经过我的诊治，我给所有人都开了药或动了小手术。
类似的“盛况”持续下去，每天的病人都在500~700人之间，到这年（1861年）底为止共有6815名病人，雒颉说若复诊的病人也算的话，更多于此数。
结果施医院的第一期年报（从1861年10月到1862年底止）记载，十四又半个月中共有病人22144人
，等于一年有18300多人，超过上海仁济医院在1846年房舍落成后第一年的病人人数，难怪雒颉会说自己和助手都为之疲惫不堪。
不过，第二年的病人数量大幅度减少到10251人（不含复诊），原因正如雒颉自己再三表示的，第一年刚开幕不久，他成功地实施中医无能为力的一些手术，有的还是长期困扰病人的陈年痼疾，经过受惠病人和亲友的口碑载道，雒颉和施医院的声名很快传遍北京内外，于是病人闻风而至，包含许多根本无法治愈或改善的人也来姑且一试，造成第一年病人的惊人数量，到第二年时这种病人便大量减少了。
施医院的病人来自社会各阶层，有各级各类的官员，还送来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和亲戚，商人和店主、工人、农人和大量的乞丐，都到施医院来求诊，汉、满、蒙、回、藏族全有，加上朝鲜人，有北京本地人，也有远自西部喀什噶尔来京的病人。在形形色色的病人中，雒颉特别提到的是官员，到施医院求诊的各级官员很多，1861年12月5日一天之内就有一名红顶黄马褂的宗室武将、一名带着母亲和一批男女友人来的蓝顶文官、一名白顶的刑部官员，以及许多金顶官员。雒颉在上海时从没有如此成群而来并且品级很高的官员，他觉得这是个好现象，有这么多穿着官服来的官员，增加了百姓对施医院和他的信任感。
他诊治过中风的户部尚书及其家人，刑部尚书也送儿子来治疗慢性头疼，还有宗室、各部官员、监察御史、翰林、宦官，等等。
在施医院的病人中，眼科和胸腔科疾病者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其他各种内外科疾病。雒颉一直认为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的眼科病患为数众多，而中医对眼疾很难使得上力，其治疗方法还常常加重了病情，所以这是传教医生大可发挥才能的领域，尤其经过手术后病人重见光明，其本人及亲友无不大为欣喜与感激，由此产生的口碑相传，非常利于建立传教医生和西方医学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声望，同样也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
1862年夏天，北京霍乱流行，导致相当多的患者死亡，雒颉在书信和施医院年报中对此有相当篇幅的记载。这次霍乱最初起于大沽，向天津与通州蔓延，接着传到北京肆虐，从人口稠密的南城向施医院所在的北城传染，结果雒颉的厨夫及其子、门房、马夫、手术的助手及其子，还有住院的病人等都相继得病，经雒颉医治后幸而都康复无恙。这次霍乱在七、八两个月中造成北京多达15000人死亡，雒颉说几乎每天早上都见到有人倒在医院外的街道上，也经常接连看到有8或10具棺木运出城门，最多的一次甚至看到20具，直到9月初霍乱才停止猖獗。
这次霍乱让雒颉回忆起25年前尚未来华时在英国经历过同是霍乱的景象，他不禁感叹：这疾病真是一种神秘的苦难，它从何处来，如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走在北京街头，雒颉意外发觉随处可见天花在人们脸上留下的瘢痕，他判断这是北京相当流行的传染病，立即请广州博济医院的嘉约翰（John G.Kerr）医生寄来牛痘疫苗，在施医院随时为人接种，雒颉说很多北京居民愿意接受种痘，而且还穿着盛装来接种，让医院的接种室就像花园一般缤纷热闹；雒颉还教导本地人种痘技术和供应痘苗，一名为人接种人痘20年的户部官员向他请教牛痘之法，他也乐于倾囊相授，另有许多本地医生送孩童到施医院接种后，不回来复诊而自行取痘苗再为人接种牟利，还到处张贴广告招来生意。
北京的病人和上海的一样，也以致赠匾额表达对雒颉的感谢，施医院开张一年内他已经收到六方谢匾，都是动过手术后痊愈的病人送的：一位半失明的高级官员经雒颉医治恢复视力后，送来非常考究的一方，挂在施医院入口处的门楣上方，到医院来的每个人都看得到；一名上层社会的女性病人接受手术移除胸部肿瘤并康复后，和她的丈夫一起送来匾额感谢；还有两方匾额是由一些在施医院戒除吸食鸦片恶习的人共同赠送的；最热闹的一次送匾活动发生在1862年10月21日，多达50名康复的病人联名赠匾，一大群人带着匾额先在北京城里游行一圈，还雇了乐队沿途吹吹打打，又请人拿着旗帜随队助阵，最后将匾送到施医院张挂，雒颉也乐于接受这种能引起更多人瞩目的公开致谢方式。
雒颉和中国病人间良好互动的现象，引起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注意，他也不止一次过来参访，第一次见到施医院满是求诊的病人时，卜鲁斯非常高兴地表示：“施医院所做的种种，效果远大于其他试图开放北京的工作。
”在另一个场合卜鲁斯又对雒颉说：“你正在做的事比使馆所做的更能让北京变得开放。
”
尽管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与英国公使的赞赏，雒颉却准备要回英国了，一是他再度来华前和伦敦会约定的就是以三年为期，再者他妻子的身体健康不好，他必须回国照顾。1862年9月，雒颉写信要求伦敦会派来后继传教医生，他表示妻子的情况令他十分焦急，而且施医院已经稳定发展，因此自己希望回国。
当时正有才获得医生资格的德贞（John Dudgeon）报名担任伦敦会传教医生，便由他前来北京接替雒颉的工作，1864年3月29日德贞抵达北京，雒颉引导他熟悉施医院和北京环境后，于4月5日离开住了两年半的北京
，南下上海后先往西到汉口参访当地的伦敦会布道站，再于5月中旬东渡日本，回到上海后于1864年6月初乘船离开了中国，当时他还不满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