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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颉主持仁济医院14年后，在1857年底告别上海回英。当时他还不满47岁，正当盛年之际，健康也不成问题，但是他的妻子早在1852年初时，因身体欠佳而携同3名子女回英，雒颉单独留在上海工作，期待妻子恢复健康来华团聚。两年后眼看不可能，雒颉于1854年2至3月间连写两封信给伦敦会秘书，表示自己本无意回英，但妻子既不能前来，自己至少必须回英一趟，然后尽可能再度来华，希望伦敦会在当年年底前派来继任的医生；他并表示，仁济医院基础已经稳固，伦敦会拥有经营权利，而全部经费都源于上海本地，如果伦敦会不能派人继任，有可能会被其他传教会取而代之，则对伦敦会大为不利，而且伦敦会上海传教士及家属的健康也将无人照料。
伦敦会秘书在回信中则表示，即使派人继任，也不保证能在年底前找到合适的人选。
由于秘书没有肯定雒颉一职的必要性，引起和他共事多年的麦都思写信给秘书打抱不平，认为不能要求雒颉做得更好了，多年来雒颉一方面将大量的中国人带到基督教福音的影响之下，同时又照顾上海伦敦会传教士及其家属的身体健康，若没有雒颉在的话，伦敦会每年要为生病的传教士与家属支付大笔的医药费，更不必提雒颉将自己举债所买的土地和兴建的房屋都捐给了伦敦会，麦都思还特别提醒秘书，伦敦会从来不曾对雒颉的这项捐献表示过感谢，此外雒颉又在1853年捐献150英镑在麦家圈兴建一所英语教堂。
秘书赶紧又回信给麦都思，表示自己和理事们对于雒颉的崇高人格、专业技能与无私奉献，只有最高的敬意而无忽视之意，但实在无法保证能如期找到继任人选。
于是雒颉还得坚守岗位，直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广州的伦敦会医生合信不得不离开广州，才决定由他到上海接掌仁济医院，雒颉也于1857年12月6日搭船离开了上海。
临行前，32家中国商行与24名中国人联名送他一份长卷，感谢他多年免费为中国人医疗造福的仁心仁术
。在上海期间，雒颉已获得不少病人赠送的谢匾，他最早提到的是1849年一位杭州官员之子在仁济成功戒绝鸦片烟瘾后，将一方谢匾悬挂在医院大厅中
，此后也陆续有痊愈的病人致赠匾额，至少有“道宗基督”“神医妙手”“德泽万州”“春暖江城”及“杏林春暖”等五方，雒颉在信函及书中分别向秘书和英国大众读者翻译并描述了长卷和这些匾额的意思、形式、制作和内容，可见他非常了解并乐于接受中国人这种铭谢医生的传统文化。
1858年1月29日，雒颉回到阔别了20年的英国，伦敦会理事会也决议，对他长期无私而卓著的贡献以及慷慨捐赠财产表达感谢，并祝愿他能在适当时候重返上海工作；又请他在为欢迎他而特别召开的理事会议中演讲中国传教事业。
雒颉回国后与家人住在伦敦东南郊的布拉克希斯（Blackheath），以两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他在中国工作经验的书《传教医生在中国》，于1861年2月初出版，伦敦会随即购买50本
，本书也是雒颉最为人知的作品，他在书中强烈主张传教医生应是非神职的合格医生，而非兼具牧师与医生两种身份，他认为两者合一只会两者都做不好；他强调的另一个观点是传教医生在中国的工作已有显著的成果，为大量的民众解除病痛之苦，获得他们的衷心感谢。
雒颉回英后也应邀演讲或参加关于中国的活动，例如1858年4月底在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演讲“长江与黄河”（The Yang-Tse-Keang and the Hwang-Ho），并撰写成文发表在地理学会的会报上。
同年12月，雒颉应邀前往苏格兰，分别向爱丁堡医学传教会（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理事会和医学院的学生讲授在华医学传教事宜。
同年他应邀在《伦敦民族学会会报》（
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的创刊号中发表关于中国苗族的文章。
又如1860年3月英国各传教会联合举行海外传教工作检讨会，雒颉应邀在会中以“中国医药传教事业”（On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为题进行一场演讲，阐述医药在传教上的用处和价值，并以自己的种痘、眼科疾病和外科手术三项工作作为例证，他如下的说法还获得现场听众的喝彩：
我有把握地说，在中国的医药传教事业已经成功地赢得进入中国人真心与良心（hearts and consciences）的门槛，这是其他传教方法还未能办到的。
雒颉回英国的两三年间，中国的整体传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使得中国门户大开，内地和沿海通商口岸增加，传教士得以进入内地，还能置产建立教堂、医院和学校等，同时太平天国掺杂基督教义的各种主张，也让西方人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前景充满乐观的想象。在此种形势中，各传教会都在打算如何加强扩大在华的传教力量，历史上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的伦敦会更是跃跃欲试，从1859年起为此在英国各地举办集会，发动民众捐款成立“中国基金”（China Fund），又请雒颉等回国传教士到各神学院演讲，以鼓励学生担任来华传教士，在1861年1月14日的伦敦会理事会议中，决议要在当年内派遣20名传教士来华
，而同年2月25日的理事会议更进一步决议：
向雒颉医生提出紧急请求，如果没有其他阻碍的话，请他回到中国一段时期，协助建立理事会计划在中国展开的新布道站。
这项请求指的是雒颉一人再到中国，并未包含其妻或子女在内，而雒颉很快在一个星期后便有了回复，肯定表示接受回中国的邀请，并且说自己在接着来临的夏天便可启程；理事会随即对他和妻子愿意为中国传教做出重大牺牲而表达谢意。
同年5月27日，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欢送雒颉，6月11日他束装就道，第二次离开英国来华，并在8月9日抵达上海。
雒颉再度来华的任务并非回到上海重掌仁济医院，而是协助建立伦敦会在中国各地的新布道站，包含新布道站建在何地为妥、传教士人力应如何配置，以及布道站房舍的建筑经费如何筹措等。在他抵达上海时，伦敦会有广州、香港、厦门和上海四个建立多年的布道站，还有汉口和天津两个亟待建设的新布道站，以及酝酿中的芝罘布道站。因此雒颉必须前往各地考察并与各传教士会商，尽管理事会并未正式授予他“代表”（deputation）的名号，但既然理事会就是为此而主动请求他重返中国的，他的意见无疑有一言九鼎的作用，他到上海前也已经涉及新加坡和香港两地的伦敦会房地产的出售和用途事宜，接下来还预备前往汉口、天津与芝罘三地。
就在上海停留的半个多月中，雒颉推动了关系到仁济医院日后发展的一件大事，即出售麦家圈伦敦会的大部分土地（12亩），得款银31000余两。
这件事的目的在于筹款作为汉口与天津两布道站的建筑经费，却连带造成仁济医院的大转变，医院的保产委员会在知悉伦敦会的意图后，也将本来位在麦家圈最西边的医院房地出售给他人，得款银10000两，随即以其中4000两购进伦敦会出售土地内的2.176亩，再以5000两在新址上建成医院房舍，余下的1000两作为搬迁及设备之用。
仁济医院因为这次房地产的变动而重新坐落于更好也更便捷的面临山东路方位，此后60年间又经三次的收购行动，仁济医院终于拥有了伦敦会在1861年时全部的麦家圈土地，构成今日仁济医院西院的建筑格局。
雒颉来不及处理完土地出售的事就离开了上海，也没照预定行程前往汉口，因为他收到一条更重大的紧急消息，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最近在和一位先生谈话时，表示希望雒颉能到北京开办一家华人医院。
对雒颉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两国为避免发生意外，禁止外国平民进入北京，而英国公使竟然会有这样的表示，雒颉当然要把握这完全意想不到的机会尽快北上。他在向伦敦会秘书报告此事的信中，没有提及那位和卜鲁斯谈话并很快转告他消息的人是谁，其实也用不着说明，那人便是他的妻弟、英国使馆的参赞巴夏里（Harry S.Parkes）。
1861年8月底，雒颉离开上海，先到芝罘劝说伦敦会在当地的传教士高休（Hugh Cowie）放弃在芝罘建立布道站的打算，再往天津会晤先到的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商量天津与北京建立联合布道站事宜后，于9月11日出发前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