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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颉抵达中国的时机很不巧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此后的5年间他就在中英冲突的情势下生活，直到1844年在上海安定下来以前，分别在澳门、广州、新加坡、巴达维亚、香港及舟山的定海等地辗转流徙，也在这些地方为华人治病，包含在澳门和舟山两地开设医院。
其实，雒颉一开始还算顺利，他抵达澳门后找到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首席翻译官马儒翰（John R.Morrison），也是伦敦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他告诉雒颉许多重要有用的信息，两人于1839年2月初一起前往广州。
雒颉向位于广州的在华医药传教会申请成为该会医生，该会由在华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等于1838年设立，该会不设置专属的医生，但在各地建立医院和购置医药器材，并任命原属各传教会的医生主持，不过该会不负担医生薪水，也不干涉医生和原属传教会的关系，也就是医生薪水由原属传教会负担，医生继续维持和原属传教会的关系。这种做法让在华医药传教会任命的医生具有不相冲突的双重身份，而医生原属的传教会也免除设立医院与医药设备的负担，因此大受欢迎，来华的传教医生都乐于申请和接受该会任命。雒颉到广州时，在华医药传教会有广州和澳门两家医院，但只有伯驾一名医生，无法兼顾，因此雒颉申请主持澳门医院，于1839年2月28日在华医药传教会的理事会议通过任命
，成为该会第二位医生。
雒颉在广州和伯驾同住了6周，专心学习汉语。获得任命主持澳门医院后，他在3月中前往澳门准备开业，不料广州随即发生林则徐勒令英商缴烟及包围外商于十三行夷馆内的大事，直到5月下旬英商缴完鸦片并离开广州，危机稍解，雒颉的澳门医院也才在7月1日开张为中国病人看诊，但从这天到8月15日的一个半月间，总共只有167名病人，他的时间主要仍用于学习汉语。
接着情势又告紧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于8月25日下令所有英人即刻上船，撤离澳门以策安全，雒颉也只能照办，关闭了澳门医院。
鉴于局势不见缓和，雒颉既无法看诊，又不能安心学汉语，他决定将澳门医院暂时交给美国传教士、也是在华医药传教会副会长的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代管，自己在1839年9月13日离华，经新加坡前往巴达维亚，在麦都思处暂住了五个多月，由麦都思指点学汉语，有时也协助麦都思的传教工作，雒颉觉得自己在这两方面都获益很多
，他在1840年5月1日离开巴达维亚，经新加坡小住，并于6月22日回到澳门。
鸦片战争开始后，战场向北扩展，澳门相对平静许多，雒颉也在回到澳门一个多月后的1840年8月1日重开澳门医院，收治中国病人。但这时情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是伦敦会增派的第二名传教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已在1839年底到达澳门，并于1840年7月1日获得在华医药传教会的任命成为该会医生，协助澳门医院的经营
；二是英军于1840年7月初攻占舟山群岛后，马儒翰向在澳门的传教士建议前往舟山建立布道站，伦敦会和美部会共8名传教士为此于8月6至8日接连开会讨论
，虽然决议由两个传教会各派一或多人尽早前往舟山建站，却只有刚重开澳门医院的雒颉一人挺身而出，前往舟山，他认为舟山是个全新的地方，在当地建立医院可以更有效测试（test）在中国以医药辅助传教的策略会如何，除了能有效解除中国人的身体病痛之苦，也会比一般的口头讲道更能赢得中国人之心，他们会因此明白传教医生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来，也是真正的平安使者（messenger of peace）。
于是雒颉在8月13日辞职，由合信于同日接替主持澳门医院，9月1日雒颉从澳门搭船北上舟山。
1840年9月13日雒颉抵达舟山，当地经过战火后显得一片荒凉，雒颉说走在街道上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很难听到其他声音，后来才陆续有避难他乡的民众回到岛上。
当时舟山的英军病患非常多，雒颉也几次前往探望，给予精神和宗教的劝慰，但并未介入医疗事务，他更关注的是作为传教医生对象的中国病人。雒颉先借用英军的民政长官住宅的一部分并布置成诊间，从9月23日起为民众诊治，一开始寥寥无几，将近半个月后病人明显增加，英军司令官指定另一栋宽大的房屋由他承租，作为医院和住处。应该是免费义诊施药的缘故，雒颉很受民众欢迎，他也找机会附送传教小册子给识字的病人，又天天步行到各地村庄和民众谈话和送书，他几乎走遍了全岛，散发了6000本传教小册子，还四处张贴医院义诊的告示，结果原本只是定海街上或附近民众求诊，后来他的名声逐渐远播，除了本岛以外，有不少人从邻岛而来，还有些是从镇海、宁波远道来的病人。
直到英军撤离舟山前三天的1841年2月20日，雒颉在5个月中共医治了3502名中国病人（不含回诊者）
，其中以眼科各种疾病患者1554人最多，占所有病人数的44.38%，雒颉仔细观察后认为，眼疾众多的现象并非因为中国人眼睛的形状或构造特殊，而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结果：①民众在冬季任凭北风和东北季风长期吹袭眼睛，导致组织受损并严重发炎；②中国人有理发后顺带“洗眼”的习惯，由剃头师傅以象牙或竹片在顾客眼中刮除“脏物”的服务所致。
雒颉对于在舟山的医学传教工作非常满意，他说战争当然让人觉得不快，但他全心贯注于自己的工作，也察觉中国病人对他的好感，认为他是真心为了他们好而来到舟山。在抵达定海一个半月以后，雒颉写信告诉伦敦会秘书：“当我在两年多以前离开英国时，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如此远的地步。
”他也一再表示要留在当地不回澳门了，当中英双方谈妥英方撤离并交还舟山之后，他还曾试图透过英军司令官要求中方让他留在当地行医而未果后，只好在1841年2月23日登上英军“布伦德号”运输船，在第二天随军离开了舟山，于3月11日抵达澳门，10天后雒颉在撰写的舟山之行报告中表示：
在中国民众间开展医疗工作让我感到满意，因为我能够借此吸引来大量的人，进而得到中国民众确实感谢外国医生照顾他们的证据，这反映在医院稳定增加的病人数量上，自从医院的目的为人知道后，就有民众远道而来，我在当地的最后六周中，有许多人从距离舟山南方20英里的一个岛上过来，有时一天达到四五十人，其中有许多重症病患，当我收拾病历表时，发现我在当地共治疗了3502人。
回到澳门后，雒颉于1841年5月13日结婚成家，妻子凯瑟琳（Catharine Parkes）来自英国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沃尔索（Waltsall），比雒颉小13岁，生于1824年，早年父母双亡，凯瑟琳姐妹两人来华投奔在澳门的堂姐，即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A.Gützlaff）的妻子，凯瑟琳来华时和雒颉是同一艘船“乔治四世号”的旅客，两人也在航程中相识，凯瑟琳很快学会中文，能和华人流利交谈，雒颉深信妻子这种能力将非常有助于自己未来的工作。
雒颉结婚后，由于澳门医院已由合信主持，一时也没有机会再到舟山，而在澳门开业的一名西医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正要回英国一年，委托雒颉自1841年9月初起代理其医疗业务，酬劳300英镑，雒颉认为这样可以为伦敦会省下一年的薪水而接受了，此外他也经常协助合信澳门医院的工作。
这项代理职务于1842年9月1日期满，雒颉急于前往又被英军再度占领的舟山，他很快便订妥船位，9月8日携眷从澳门到香港候船，却逢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传抵香港，英国当局下令船只不得出海，雒颉因而无法北上，到了禁令取消后，东北季风已经变得强劲，没有船只要前往舟山，结果雒颉一家竟在香港等候将近9个月之久，其间他还负责监造了在华医药传教会新建的香港医院工程，直到1843年5月30日才得以登船向舟山出发。
雒颉出发前，已经收到伦敦会要求所属对华传教士在香港集合开会，讨论鸦片战争后在中国设布道站和人员资源的配置事宜，雒颉却以自己等候前往舟山已久，不愿因为这项会议而多耽搁为由，便在留下自己对会议主题的书面意见后，仍按预定计划启程，并在1843年6月13日抵达舟山。这次他在当地停留至1844年1月中才转往上海，在舟山停留七个月，比上次还长了将近两个月，但这次医治的病人一共只有1642人（含访问宁波期间医治的约200人），还不到上次的一半数量。
原来是这段时间的外在情势已经大有改变，战败的中国开放五口通商，雒颉也因此花费许多功夫和时间在考察五口中离舟山较近的宁波与上海。他到舟山不久，便于1843年7月初会同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Milne）前往宁波调查了一段时日；11月上旬又随同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到上海考察，12月中下旬再和麦都思前往宁波与上海两地调查，接着便回到舟山准备搬迁到上海的事。因此，雒颉第二度在舟山期间，实际为华人医治的时间不长，不但病人数量不到上次的一半，连他撰写的医疗报告也简短得多。
这些现象显示，雒颉再到舟山不久即已了解，战后的新情势带来更大的空间和机会，舟山只是战争期间尝试和汲取经验的跳板，宁波或上海才是更适合他发挥医学才能的地方。
非常难得的是雒颉在华初期虽然迁移不定，医疗活动也不能大力施展，他却用心研读中文和探讨中国医学，还出版了三种中医论著的英译本和评论：
第一种是《中国人身体解剖图说》（
Description of a Chinese Anatomical Plate
），1840年发表在《中华丛论》英文月刊，主题是中医书常见的脏腑图，雒颉将各部器官名称逐一译成英文并予以解说，他说翻译和解说这些内容并非觉得有助于西方医学知识的增长，而是认为在对中国人传播正确的医学知识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中国人的医学观念究竟如何；有意思的是雒颉文中的脏腑图不是取自中文医书，而是一本日文的青少年百科全书《训蒙图汇》，他表示此图虽然源自中文书，却刻印得质量上乘。
第二种是《达生篇》，1842年刊登于爱尔兰《都柏林医学报》（
The Dublin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原书是清代通行的一部妇产科分娩及产后保健育婴指南，雒颉翻译了全书内容，原书的版本极多，他依据的是道光五年（1825年）的刻本。
第三种是关于小儿接种人痘的译本，1843年刊登于《都柏林医学报》
，他依据的原书待考。雒颉翻译这三种医书即使都需要其中文老师帮忙讲解，但当时他来华不久，第一种译作发表时距他抵达中国不过一年半而已，十分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