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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
李广率军在漠北之战中迷路，
引刀自刎。
一个在战场上并无特别建树的话题将军，最后成了皇帝的祖先，成了诗人笔下的战神，这分明就是人生大赢家啊！
汉武帝时代本是冤案多发期，太多位丞相死于非命，连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都被逼自杀。但从中国历史上的热度而言，似乎李广为何封不了侯才是汉武帝时代甚至汉帝国的第一奇冤吧。
李广少年成名时，汉武帝还没出生。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入寇，李广作为“六郡良家子”（边郡良民）从军，因善骑射，第一次上阵就斩杀匈奴首级若干，被任为汉中郎。汉文帝曾遗憾地对李广说，“可惜啊，你生不逢时，你若生在高祖时代，封个万户侯不在话下！”在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中，李广从周亚夫征讨吴楚联军，勇冠三军夺了敌人军旗，震动了全国。
像李广这么出名的武将，天生热爱战争的汉武帝多半在小时候还会将其视作偶像膜拜吧。因此汉武帝即位后，李广也丝毫没有受冷遇的迹象，还被从边关调到未央宫做卫尉——还有什么比皇宫卫戍司令更能说明受器重程度的呢？
身怀骑射绝技，又顶着帝国骁将的盛名，再加上朝廷的器重，看起来，李广没有任何理由不在未来汉武帝对匈奴的帝国反击战中大放异彩。
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李广一共参加了5次对匈奴的大战役，不是无功而返，就是被包围，或者是被俘后逃脱，甚至在大漠中迷路，羞愤自杀，死得不说窝囊，起码不够壮烈。总之，李广在武帝时代的汉匈战争中，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夸耀的战功。
单纯从KPI考核来看，李广的战功的确够不上封侯，“李广难封”本身并无不公平之处，不要说去和卫青、霍去病这两位战神攀比了，就连李广的儿子李敢都凭战功封了侯。
李广为何封不了侯？历史上比较中立的说法是“运气说”。最权威的信息源大概来自汉武帝本人，他将李广屡战无功的原因总结为：数次出征都因为奇怪的遭遇而无功，运气不好（“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运气说可能都算是李广问题上的主流价值观了。我们习惯带着悲悯之心对李广报以极大的同情，把他视作大志难伸的悲剧英雄。
在“挺李派”司马迁看来，“李广难封”自然也有“岂非天哉”的因素，但主要责任应当由汉武帝本人承担。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李广辟了《李将军列传》，饱含深情地为李广各种鸣冤叫屈。司马迁有意无意地暗示，汉武帝力捧、偏袒的是卫青、霍去病这些“外戚系”，把最好的装备、马匹、士兵都优先配备给卫霍，把最有可能取得战功的仗都优先留给卫、霍去打，帮助卫、霍创造了战争神话。而李广呢，虽然说不上被汉武帝和卫、霍打压，但也并不是汉武帝心目中的战争主角，更准确的定义是“辅助性力量”。
台湾的吕世浩先生在《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一书中相较司马迁又激进了许多，“然李广终生不得封侯，何故？因为武帝重用将领，首先考虑的不是才能卓越，而是亲近爱幸”。
吕世浩认为，汉武帝“其所亲幸者，无论表现如何，必定一再给予机会。反之，非其所亲幸者纵然才气天下无双如李广”，也会命令他走容易迷路的路线，不给他有建功的机会。按照这种说法，李广难封，是汉武帝的有意为之。
已故的台湾史学大家逯耀东先生也算是“挺李派”。他在《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一书中更是写道，卫青、霍去病所有的功绩，都是由以李广为代表的“六郡良家子”冲锋陷阵的血泪凝成，“司马迁似有意以李广一生的际遇，说明以六郡良家子从军形成的军人，虽然他们在讨伐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过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武帝虽有讨伐匈奴雪耻复仇的决心，然其择将帅，凭一己之偏，擢自恩幸柔媚之中，是故（李广）‘建功不深’”。
但我们有理由推断，司马迁如此力挺李广，除了出于反感“外戚系”的价值观层面之外，也可能和他与李广之孙李陵交好有一定关系。即使如司马迁这样惊才绝艳的一代史家，在写到“当代史”时，也很难一点不被个人好恶和政治立场所影响。
所以，除了运气不好之外，李广本人真的对“难封”没有一点责任吗？
对此，一种或许有些促狭的说法是，李广的盛名更多是来自个人武勇，他的骑射能力的确是第一流的，早年传世的那些战功都是类似斩将夺旗这样个人英雄主义的，但却看不出李广有任何率领大兵团作战的才华。李广带兵作战的代表作似乎仅仅是带领“百余骑”，成功地将匈奴数千骑兵“诈走”。都看清楚了吧，是“百余骑”。更何况，李广带兵素有管理松散、纪律不彰的名声，行军无部伍编制和行列阵势，扎营时连敲锣巡更的人都没有。
因此，当李广进入汉武帝时代的大兵团作战模式，就显得进退失据、百般不习惯，“老革命遇见了新问题”，五次战役中有四次独领一军竟无一次胜利就是证明。黄朴民先生在《历史的第三种读法》一书中更是相当辛辣地写道，“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李广只是一名斗将，而非真正大将之才，他明显缺乏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机动作战。而这一点正是身为汉武帝时代高级将领的致命弱点，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李广单挑很行，但率大军打仗不太行。
我总觉得上述的说法还是偏于简单化，有点过于纸上谈兵的意味。对此最新也是最有深度的解释来自李硕先生的著作《南北战争三百年》。我猜，李广若看了，可能也会先是拍案叫绝，继而羞愧莫当，将李硕引为隔代诤友。
李硕认为，李广之“败”不能单纯归咎于他个人，其实源于战略战术落后了一个时代。卫青、霍去病率先在汉军中发起了“骑兵战术革命”：不与匈奴人较量他们擅长的远距离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擅长的正面集团冲锋战术移植到骑兵身上，用肉搏冲锋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正面集团冲锋战术需要的是高度严明的纪律和对高伤亡率的容忍，而这恰恰是松散部落制的匈奴人所缺乏的，也是纪律松散的李广部队所缺乏的，更何况，擅长骑射的李广也很难“自我革命”。李硕写道，“卫青、霍去病已做出表率，几乎所有的汉军骑兵都接受了步兵坚忍、血腥的冲锋肉搏战术时，李广仍然迷恋着他已经艺术化的骑射本领，不甘忍受军事纪律和组织的约束，最终以失利自杀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
李硕甚至对司马迁也颇有微词，“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和推崇，几乎遮蔽了卫、霍骑兵创新的功劳，以致中国军事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几乎少有人注意”。
我再概括一下李硕的意思，在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命”后，李广已过时了，并且还故步自封拒绝改革，最终被时代所抛弃。话风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鸦片战争后，八旗骑兵仍然沉迷于冷兵器骑射的状态？
李广因大军迷路失期而自杀身亡后，李广家族像是一个百年孤独的家族一样，陷入了三代人的神秘厄运中。
先是小儿子李敢。李敢在父亲自杀后，认为给李广挑选了行军路线的卫青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就“击伤大将军”。一向低调的卫青没有声张此事，但外甥霍去病得知后，决心为舅舅报仇，在甘泉宫狩猎中射杀了李敢。
再是孙子李陵。李陵的故事过于有名，就不多说了，李陵投降了匈奴，全家老小都被汉武帝诛杀。李广家族至此也名声扫地，陇西一带士人都以李陵不能死节而累及家室为耻。
但神奇的是，犹如被诅咒一般的李广一族却在魏晋乱世中一举兴起，“陇西李氏”成了那个时代可以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等大族并称的高门，其间甚至还出了一位皇帝：西凉太祖李暠，自称李广的十六世孙。
到了隋唐时代，背景神秘的李渊家族也自托为“陇西李氏”，将李广视作先祖。
就这样，一生没有封侯运，且身后儿孙命运凄凉的李广一下子成了两朝皇帝的祖先，大唐皇室的认祖归宗更是成为李广家族的荣耀巅峰。
或许就是出于追捧“本朝”先祖的原因，李广的形象在唐朝得到了极大的“神化”，李广成了唐朝大诗人笔下的头号战神。王昌龄在《出塞》中写道“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感慨“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卢纶在《塞下曲》中写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高适在《燕歌行并序》中写道“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念及此，您还认为李广是一个悲剧人物吗？一个在战场上并无特别建树的话题将军，最后成为皇帝的祖先，成为诗人笔下的战神，这分明就是历史级的人生大赢家啊！
《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
李硕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逯耀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版
《从〈史记〉到〈汉书〉：转折过程与历史意义》
吕世浩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12月版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黄朴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