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一块宝地。
新疆有资源优势,一个是地面的资源,一个是地下的资源。地面的资源就是水、土、光、热资源。因为它有特殊的水、土、光、热资源,所以新疆成为“瓜果之乡”、全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和畜牧基地。新疆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近40%到50%。环塔里木盆地的特色林果业已经达到了1200万亩,产量达到了几百万吨,同时还有甜菜、粮食作物和畜牧业。新疆受高山雪水的灌溉,形成了大量的绿洲。这些绿洲不但是新疆居民休养生息的地方,也是农业发展的基地。另外,新疆地下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三种:石油、煤炭、有色金属。新疆发现和探明的石油储量占全国陆地总储量的30%,天然气储量占全国陆地总储量的35%,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40%,有色金属矿种有138种,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开发的潜力非常大。20世纪50年代在克拉玛依发现了大型油田,后来又发现了准东油田、塔里木油田和吐哈油田,形成四大油田的格局。新疆年产原油可达2700多万吨,天然气240亿立方米。新疆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石化工业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资源的国际大通道。
除了资源优势,新疆还有地缘优势。新疆有5600多公里边境线,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口岸较多,是我国连接西北亚、西亚、南亚、欧洲和北非的便捷通道。现有国家级的一类口岸17个,自治区级的二类口岸12个。
新疆虽然资源丰富,但显得荒凉、贫瘠。新疆地区有两种景观:沙漠和戈壁滩。新疆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差较大,日照时间充足,降水量少,气候干燥。新疆年平均降水量为150毫米左右,但各地降水量相差很大,南疆的气温高于北疆,北疆的降水量高于南疆。最冷的1月,准噶尔盆地平均气温在-20℃以下,该盆地北缘的富蕴县绝对最低气温曾达到-50℃,是全国最冷的地区之一。最热的7月,在号称“火洲”的吐鲁番平均气温在33℃以上,绝对最高气温曾高达49.6℃,居全国之冠。由于新疆大部分地区春夏和秋冬之交日夜温差极大,故历来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新疆有大小河流570条,地表水径流量达884亿立方米。新疆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6,但水资源总量却只占到全国的2.9%,单位面积产水量在我国为倒数第三位。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极为干旱。盆地中心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有33万平方公里,浩瀚的沙海无边无际,烈日下是一个死寂的沙子的世界。这里的沙子非常细小,一点点风,就可以让它们扬起来。西北风一刮,沙丘随风移动,沙子则开始了新的蚕食土地的征程。沙漠化依然威胁着生活在沙漠边缘的新疆居民,他们常年过着严重缺水的日子,田地和家园随时有被沙漠吞噬的危险。新疆,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在高山、沙漠和戈壁的缝隙中,森林只覆盖了这片土地的2.1%。
也许是自然环境的影响,新疆从古至今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内地,但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都没有遗忘新疆这块土地,中原大地与西域的冲突和融合一直没有间断过。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西北的稳定,特别是新疆的稳定,尤为重要。如果新疆的经济不发展,那么消化民族问题,就缺少一个重要的条件。显然,开发和发展,对新疆进行支援是大国战略的智慧之策。
1949年秋,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率领下进驻新疆。新疆各族人民沐浴着新中国黎明的曙光,迎来了和平解放。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新疆各族群众开始真正当家做主人。“雄鸡一唱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新疆各族人民迎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曾经带领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王震将军因战功卓著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他的部队也在刚解放的新疆驻扎下来,放下钢枪,手握锄头犁耙,投身到建设新疆的火热劳动中。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建设兵团的小伙子们找个对象难于上青天,成不了家,就安不了心,新疆建设就会后继无人。最关键的是,新疆的建设非常缺人,如果从内地招一批女青年过来,既可以支援新疆建设,也潜在地解决了男兵们找对象在新疆安家的大难题,可谓一举两得。
1950年的初秋,王震将军给二军六师的政委、同为湖南人的熊晃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带上一个招聘团回湖南老家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招一批女青年来新疆。这些女青年必须满足这样几个条件:年龄在十七岁以上,未婚,有文化。条件有点苛刻,又是到遥远的边陲之地新疆,所以难度很大。为了便于熊晃顺利开展工作,王震还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说明在湖南征召女青年赴新疆的重要性,请他们大力协助。黄克诚、王首道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予以大力配合。
有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熊晃的招聘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八千湘女浩浩荡荡地开进新疆,在当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们从芳草萋萋的湘水边一下子来到了荒凉广袤的戈壁滩,一时的兴奋之后,是漫长的适应过程。但她们既然选择了献身新疆建设就无怨无悔,像戈壁滩上的棵棵红柳,顽强地在新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她们投身新疆建设,用勤劳的双手在荒原上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她们在这片远离故土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一大批儿女,更让人钦佩的是,她们还以柔弱之躯锻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援疆精神:爱、宽容、大义和坚韧,这也是后来援疆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
八千湘女进疆之后,陕西、甘肃、山东、上海等地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女兵进疆运动,一批批女青年怀着献身边疆的热情和梦想踏上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她们知道这一去就是一辈子,从此就将整个人生交付给了戈壁荒原。内地大批女兵的到来,为沉寂的荒原戈壁注入了无限活力,她们为驻疆部队官兵成家立业、扎根边疆做出了贡献,也由此拉开了内地省市大力支援新疆的序幕。可以这样说,这一车又一车的女兵是伟大的“戈壁母亲”,也是新中国第一代“援疆人”。
1950年1月,驻疆解放军发扬南泥湾精神,在天山南北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在野兽横行的雪山深谷,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植树铺路,盖房建场,掀起了建设新疆的高潮。当年,全军开荒6.41万公顷,播种5.57万公顷,创办军垦农场13个,这支大军硬是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在茫茫戈壁开辟出了一片片绿洲。1954年10月7日,遵照中央军委总参电令,十万大军“化剑为犁”,就地转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支兵团称得上是一个援疆的最大团体,也是扎根新疆最久的一群人,他们将青春和热血无悔地献给了新疆这片土地,还将自己的子女也留在新疆继续着他们未竟的援疆大业。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解决区域发展和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按照“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中央政府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对各种资源进行全国性的调配。虽没有明确提出对口支援新疆的政策概念,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人员、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支援新疆建设,与新疆开展协作与交流并已形成一定规模。比如上海、湖南、山东等省市派出数万名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支援新疆建设,为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中央就把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搬迁到新疆,从内地选调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新疆,并选派一批批少数民族工人到内地进修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新疆培养起了一支支技术骨干队伍。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有计划地在西部布局和建设一批能源和工业项目,60年代和70年代开展的“大三线”建设等,都在整体上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坐标上显得尤为突出和耀眼。这次会议以后,中国这艘巨轮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中华大地被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焕发了巨大的生机,新疆发展也再次进入中央决策层的视野。
以1979年4月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为主要标志,中央对“对口支援”新疆首次有了明确表述。这次会议上,乌兰夫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国家将加强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增加资金和物资投入,并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我国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确定了具体的对口安排,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援疆行动进入新的阶段。
后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将军曾在1980年9月到次年5月连续四次到新疆考察,对全国支援新疆建设的成就给予了肯定。1981年8月,邓小平考察新疆时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后来他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底,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颁布,其中第61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应当组织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帮助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对口支援新疆建设从此有了法律依据,成为一种国家行为。
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艰难地走过了十年征程,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激动和欣喜的,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有许多矛盾和问题等着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去解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此刻将目光从生机勃勃的沿海又投向了荒凉冷寂的西部,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平衡,在全力发展东部的同时,不能遗漏下广袤的西部地区,那里一样需要加快发展,摆脱贫穷,走向富裕。邓小平不愧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总设计师,他运筹帷幄,目光敏锐,提出了东西部共同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当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比如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所开创的致富之路、所积累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奔向共同富裕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和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经济,并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对后发展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带动后发展地区走向共同富裕。这“两个大局”框架的提出,解决了东西部发展失衡的问题,也为新时期援疆工作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90年代末,邓小平预言的“第一个大局”基本实现了,东部沿海地区也成了先进和富裕的象征。但毋庸讳言,因为种种原因,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发展的差距却在逐步拉大。世纪之交的一组数据表明,西部的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7.1%,人均GDP仅相当于东部沿海地区的30%左右,农村贫困人口超过5700万。另外,最让人痛心的是,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西部,每年新增荒漠化土地面积的90%以上也在西部。新疆这个地域辽阔的西部大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竟然分别排在全国与西部的倒数第二位。这样的发展状况与西部大区的地位极不相称,也让东西部发展的不均衡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怎么办?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才行。
同在一国之内,经济水平差距却如此之大,这虽然有极大一部分先天的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在内,但对西部发展重视程度不够,相对投入少,却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各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但东西部长期发展不平衡必然带来不稳定,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多元文化、多个民族、宗教信仰复杂的新疆更需要长期稳定,否则西部边陲会成为一个不安宁的因素。历史无数次证明,新疆的发展繁荣,事关国家的稳定,广大西部地区要和全国同步奔向小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西部不能也不可以缺席!
正是在世纪之交这个历史性时刻,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横空出世,仿佛一股春风瞬间吹遍广袤的西部大地。这片跨越千年、饱经沧桑的土地在这一刻被重新唤醒,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西部大开发,意味着中央战略的重大转移。西部不再被遗忘,而是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要实现东西部和全国的共同富裕,就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协调地区发展,逐步实现从先富到共富的目标。而只有共同富裕,社会才会和谐,全面小康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一个和谐的中国社会,才更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之后,新疆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原因何在?这是由新疆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从西部各省来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安全方面来考量和审视,建设好发展好新疆的意义非常重大,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
1996年,中央做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决策。一系列支持新疆发展繁荣的政策相继出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随之降临到这片古老而神秘、沧桑又年轻的土地上。
1997年,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铭记的年份,这一年香港回归,举世瞩目;东南沿海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持续繁荣,形成一个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带和城市群。正如邓小平预言的那样,“第一个大局”的实现如期而至。与此同时,“第二个大局”的实施在这一年也正式拉开了大幕。1997年2月,由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河南8省市和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选派到新疆工作的首批200多名援疆干部陆续抵疆,援疆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天山南北响起了援疆者雄壮的足音,新疆的广袤土地到处走动着援疆者的身影。谁能想到,这第一批援疆者之后,又有数批援疆者陆续踏上新疆大地,接力赛般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援疆大旗。无数援疆者抛小家为国家,将一腔热血和豪情,还有辛勤的汗水倾洒在这片遥远而深情的土地上。
此后的十多年,在中央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新疆的发展很快、变化很大。新疆民生财政投入增长了数倍以上,老百姓的生活在持续改善。广大援疆干部和人才主动融入、扎实工作,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有力推动了受援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新疆迎来了发展速度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然而,在这些成绩背后,要看到新疆的发展与稳定仍然面临着许多特殊困难和严峻挑战。与其他省份相比,新疆的区情更特殊、所处的环境更复杂。新疆的发展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而应该是建立在稳定前提下的发展。要从稳定这个大局出发,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既要围绕发展促稳定,把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普遍真理,又要围绕稳定谋发展,把稳定作为服务新疆特殊区情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新疆发展与稳定的深层次矛盾。
其时,新疆的民生问题依然突出,全自治区有30个贫困县,其中国家级贫困县27个,贫困人口253万,其中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96%,特别是南疆五地州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南疆五地州是指天山以南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其中,又以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地自然环境最为艰苦。早在2009年初,中央已决定加大对上述三个地州的资金投入,以促进这些地方加快发展,全面缩小新疆南北部发展差距。根据国家批准的《南疆三地州建设项目专项规划》,在2009年至2013年间,国家补助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在三地州建成大中小型项目超过1.3万个。
天山不宁,则天下不宁。在新疆,稳定仍然是压倒一切的大局。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了“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同时,新疆的石油行业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石油减产计划影响。当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回落9.4%,石油工业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缩水”6.3%,石油开采加工领域的投资减少了48.28亿元,全区来自油气的税收收入则锐减了105.4亿元。不过,无论是资源开发还是招商引资,无论是调整结构还是保障民生,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2010年,新疆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疆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新疆社会科学院《2009—2010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社会蓝皮书》指出,必须把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切实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为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构筑牢固的群众基础。新疆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团结稳定。发展与稳定已成为密切相连的两个要素。而不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新疆也很难实现真正的稳定。
2010年3月29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援疆进程中可谓意义深远,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对口支援”的全新援疆模式,决心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发展。与上世纪的“干部援疆”相比较,新一轮的对口援疆战略是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口支援新疆的战略,是经济、干部、人才、教育的全面援疆。在支援省市中,新增了安徽、山西、黑龙江、吉林四省和广东省深圳市,支援新疆发展的省市达到19个,即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深圳市。无论是在规模上、声势上、层次上,还是在形式上、内容上,都是空前的,都是创纪录的。受援方由过去的新疆10个地州、56个县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个师,扩大到新疆12个地州、82个县市和兵团12个师,受惠面遍及天山南北。
往前两年——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一个月后,中央曾经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19个省市以“一省市帮一重灾市县”的制度分别对口支援四川、甘肃、陕西受灾严重的县市。
借鉴此模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82个县市,获得来自19个省市的对口支援。其中,北京对口支援和田市、墨玉县、和田县、洛浦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天津对口支援于田县、策勒县和民丰县,浙江省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一市八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阿拉尔市,安徽省对口支援皮山县,江西省对口支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广东省和深圳市分别对口支援喀什地区疏附县、伽师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图木舒克市,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一省市帮一市县”,对口援疆的模式就此形成,并在此后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和影响力。首先,国家有计划、大规模地派遣各类干部和专业人员到新疆工作,有力促进了受援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其次,巩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统一,创造了内地干部、教师等人才同新疆干部群众直接交往的环境,在工作交流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情感交流,使各族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使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观念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同时,援疆干部也会把新疆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和各族人民的优良传统带回内地,增加内地各族人民对新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巩固各族人民情感的精神纽带,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十分有益。最后,援疆人才所带来的创新意识、改革意识、管理经验等,对于新疆本地人才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转变具有积极作用。
这次中央决策层启动的对口援疆,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支援地域最广、涉及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对口支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及深圳等经济实力强的省市对口支援贫困程度较深的南疆三地州。地域上相对集中,便于展开工作,尽可能安排一个省市对口支援一个地州或一个地州的几个县市和兵团的师团场。考虑双方资源地理气候特点,更有效地做好援助工作。新疆主要困难难在基层、难在南疆、难在国家级贫困县、边境县和兵团的团场。因此,要把援助重点放在基层,放到贫困县、边境县和团场,放到乡镇和农村。
新一轮援疆号角吹响,作为全国19个省市援建的地区,作为中央确立的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重点区域,新疆这个位于祖国西部边陲的广袤地区,已悄悄变成了备受瞩目的“中心”和“热点”。中央援疆新政,是新疆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机遇。新一轮援疆的迅速启动,昭示出中央稳疆富民的决心。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2010年5月17日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说,加快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可谓高瞻远瞩,情深意长。这次会议的公报第一次将发展置于与稳定比肩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新疆同全国一样,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0年,注定成为新疆历史再塑辉煌的启航之年。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新疆这样,能时时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新疆这样,能汇聚起全国的力量。
包括浙江省在内、肩负新一轮援疆任务的19个省市纷纷召开专题会议,确定各自的援疆思路和具体内容,并成立援疆指挥部。19个省市近4000名援疆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肩负国家使命,胸怀无私大爱,背起行囊,西出阳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拥向新疆。有的先遣队是几十人,有的是几百人,带着崇高的使命踏上新疆这块陌生的土地。各省市的领导先后来到新疆,他们不是赴新疆考察对接项目,就是看望援疆干部,或者为全面开展支援新疆工作谋篇布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广东作为“两个大局”战略的先期受益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倾斜,得到了包括新疆在内的省区市的帮助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现在,对口支援新疆就是我们服从第二个大局,帮助新疆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
2010年春末夏初,19个对口援疆省市的建设单位、大企业大集团纷纷进入新疆,他们给新疆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技术,带来了项目,带来了人才,也带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不仅19个省市来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也纷至沓来,中央大型企业援疆团随之跟进。一年中,省部级以上领导带队来疆检查指导、对接协调援疆工作的有近200人次,一个又一个支持新疆发展的专题会议轮番召开,一项又一项支持新疆发展的具体政策相继出台,新疆一下子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聚集了全国的智慧和力量。
2010年4月11日,江西省援助阿克陶的3个项目正式开工,投资总额8000万元。4月12日,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田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的5个示范项目同时启动,资金合计达1.5亿元。6月初,广东省援助喀什地区的4个试点项目正式开工,投入启动资金1亿元。7月1日,河北省对口支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河北现代农业研发基地”项目,在农二师二十九团奠基开工,总投资4500多万元……
各省市都表达了全力支援新疆建设的决心。北京市将1.5亿元启动的试点项目不纳入援疆资金的总盘子,上海市把对口支援喀什的四个县当成自己的四个区,江西省把阿克陶县当作江西的第100个县,山东省把疏勒当作一个县来建,广州市把疏附县当作第13个区县来建设……浙江、安徽、河北、吉林、山西、河南、湖南等省市代表团纷纷提前启动支援项目……
古城喀什是此轮援疆大潮中的一个热点。喀什市拥有上千年历史,自从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在喀什设立经济开发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把喀什建成面向中亚、南亚的区域性商贸旅游中心和西部明珠之后,这座古城就与遥远的珠三角明珠深圳紧密连在了一起,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走在喀什街头,放眼望去,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塔吊与打桩机旁,是拔地而起的新建楼群;新落成的东湖公园之夜,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曾经闻名遐迩的东门大巴扎已变身为喀什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少数民族手工艺品、土特产店与流行服饰店相得益彰。由苏州工业园区对口援建的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生机勃发,由哈尔滨市对口支援的北屯市蓄势待发,由能源资源大省山西对口支援的阜康市重装出发……
这是跨越万水千山的心手相牵,是血浓于水的大爱深情,更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互帮互助的生动展现!
新一轮援疆正式启动之年,就有150多个项目启动,首批试点项目陆续完工。2010年,19个省市援疆资金超过100亿元,以后将随财政实力增长而逐年递增。以此计算,十年内兄弟省市援疆资金总规模至少超过1000亿元。而中央投入资金规模将数倍于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规模。新一轮援疆不仅仅是19个省市对新疆的对口援助,还是东中部与西部的一次深度融合。
2013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题听取新疆工作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大战略部署。
2014年4月27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到新疆考察。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到新疆考察。在四天的行程中,习总书记的足迹遍布了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乡村、企业、部队、学校、派出所、清真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看望各族干部群众,慰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建设兵团职工,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这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共召开了十个座谈会、汇报会,广泛听取新疆党政干部、驻疆部队官兵、各族群众、建设兵团干部、宗教界人士等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共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大计。考察即将结束时,习总书记强调,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全国大局,决不仅仅是新疆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全党全国的事。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努力,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就到过新疆,后来又多次到过新疆。到中央工作后,他于2009年6月到新疆考察五天,他的身影出现在巴音郭楞、喀什、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的农村、企业、社区、学校。
2014年5月26日,从新疆考察回来一个月还不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新疆工作。会议认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发展稳定,直接关系到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国际政治因素复杂、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新疆长期面临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挑衅与威胁。当前新疆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三期叠加”过程中,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特别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暴力恐怖犯罪时有发生。南疆依然是新疆在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进程中矛盾最多、问题最多、困难最多的地区。其中表现比较突出的,一是稳定问题,二是民族问题,三是发展问题,四是民生问题,五是宗教问题。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既有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大背景的因素。在大国博弈时代,大国内部的民族纷争,也往往成为容易被对手紧紧扼制的软肋。因为新疆地域和民族成分的特殊性,从冷战结束以来,新疆分离主义势力便被利用,成为西方主要大国分化中国的一张牌。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恐怖祸水引向中国,利用境内外三股极端势力在中国制造事端。新疆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样发展才能乘势而上;反之,如果社会动荡,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难以保证,更谈何发展?稳定是最大的民生,稳定是新疆发展繁荣的保障。社会大局稳定之时,经济才会健康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才会安定祥和;社会大局稳定受到破坏之时,经济就会停滞倒退,各族人民的安全、幸福就会失去保障。只有坚决遏制宗教极端势力、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确保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新疆的各项事业才能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安康。今天的天山南北,生活着47个民族2300万群众,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民族团结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头顶同一片天空,脚踏同一方土地,各民族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南疆发展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
以往中央对新疆的规划和政策,一直是把新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政策、经费、项目各地都一起上,但实际上新疆内部的情况各不相同,各地之间差别非常大。南疆一直处于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展缓慢、社会矛盾多发的状况。影响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主要区域在南疆,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在南疆,南疆是新疆棋局中的棋眼。自古边疆稳,则国安;边疆乱,则国难安。这时候,发展成为破解一切难题的“总钥匙”,也是解决新疆一切问题的关键。
全面援疆,恰恰是最及时也最有力的举措,抓住了牛鼻子,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2017年7月9日,第六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新疆喀什召开。这个时间节点和地点的选择都很有些特别的意味。此时正值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也是对口援疆工作20周年之际,最具维吾尔民族特色的喀什迎来了一次重要会议。20年来,中央先后六次召开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但在新疆召开还是第一次。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了20年来对口援疆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并继续在对口援疆的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会议传出的信息鼓舞人心,必将进一步激发新疆各族人民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投入建设美丽新疆的进程中,更加坚定了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和决心。一切迹象表明,援疆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到处都能看到援疆人的身影。19个援疆省市以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大爱,在大漠深处唱响了一曲曲动人的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