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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钳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
窃维国事蹙迫，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方今中外晏然，上下熙熙，臣独以为忧危，必以为非狂则愚也。夫人有大疠恶疾不足为患，惟视若无病，而百脉俱败，病中骨髓，此扁鹊、秦缓所望而大惧也。自古为国患者，内则权臣女谒，外则强藩大盗而已。今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阉寺之弄柄，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承平时所无也。臣独汲汲私忧者何哉？诚以自古立国，未有四邻皆强敌，不自强政治而能晏然保全者也。
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洪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藏卫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仍作衅焉。法既得越南，开铁路以通商，设教堂以诱众，渐得越南之人心，又多使神父煽诱我民，今遍滇、粤间，皆从天主教者，其地百里，无一蒙学，识字者寡，决事以巫，有司既不教民，法人因而诱之。又滇、越、暹罗间，有老挝、万象诸小国，及倮苗诸种，法人日煽之，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法与英仇，畏英属地之多也，近亦遍觅外府，攻马达加斯加而不得，取埃及而不能，乃专力越南以窥中国，数年之后，经营稍定，以诸夷数十万与我从教之民，内外并起，分两路以寇滇、粤，别以舟师扰我海疆，入我长江，江楚教民从焉，不审何以御之？
夫敌国并立，无日不训讨军实而虞敌之至也。迩者德法之争，十三日失和，十七日德以兵二十四万渡礼吴河而压法境矣。兵势之速如此，而我兵不素练，器不素备，急乃徐购募以应之，虽使廉颇、韩信为将，庸有幸乎？又美人逐我华工，英属澳大利亚随之，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我民出洋者千数百万，中国漏卮于洋货久矣，稍借此补其尾闾，若不保护，还无所业，必为盗贼，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昔甲申之事，法仅以一二舟师惊我海疆，我沿海设防，内外震动，皇太后、皇上宵旰忧劳，召问诸臣，一无所措，乃旁皇募兵购炮，所费数千万计，而安南坐失矣。且是时犹有左宗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冯子材、曾国荃、岑毓英、刘锦堂、王德榜等，皆知兵宿将，布列边外，其余偏裨亦多百战之余，然已兵威不振，人心畏怯如是。今则二三宿将重臣渐皆凋谢，其余旧将皆已耄老，数年后率已尽，即偏裨之曾列戎行者亦寡，而强邻四逼于外，教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我既弱极，则德、奥、意、丹、葡、日诸国亦狡焉思启，累卵之危，岂有过此，臣所为日夜忧惧也。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无耻者嗜利而借以营私，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然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譬彼病痿，卧不能起，身手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痰，百窍迷塞，内溃外入，朝不保夕，此臣所谓百脉败溃，病中骨髓，却望而大忧者也。今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患无学，此数者，人皆忧之痛恨焉，而未以为大忧者也。
……夫有土此有财，而以政事纬之。地利既辟，于是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材任能，岂有以中国地方万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多，而患贫弱哉？故臣皆不以为大忧也。臣所大忧者，患我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而已。
……
……如使皇太后、皇上忧危惕厉，震动人心，赫然愿治，但如同治、光绪初年之时，本已立则末自理，纲已举则目自张，风行草偃，臣下动色，治理之效，必随圣心之厚薄久暂而应之。臣所欲言者三，曰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而已。
夫法者，皆祖宗之旧，敢轻言变者，非愚则妄。然今天下法弊极矣。六官，万务所集也，卿贰多而无所责成，司员繁而不分委任，每日到堂，拱立画诺，文书数尺，高可隐身，有薪炭数斤之微，银钱分厘之琐，遍行数部者，卿贰既非专官，又多兼差，未能视其事由，劳苦已甚，况欲整顿哉？故虽贤智，亦皆束手，以为周公为今冢宰，孔子为今司寇，亦无能为，法弊至此，求治得乎？
州县下民所待治也，兵、刑、赋、税、教、养合责于一人，一盗佚、一狱误、一钱用而被议矣。责之如是其重，而又选之极轻，以万余金而卖实缺焉，禄之极薄，以数百金而责养廉矣。其下既无周人虞、衡、牧、稻之官，又无汉人三老、啬夫之化，而求其教养吾民，何可得哉？以故外省奉行文书，皆欺饰以免罪；京朝委成胥吏，率借例以行奸。他若吏部以选贤才也，仍用签除；武举以为将帅也，乃试弓石；翰林以储公卿也，犹讲诗字；其他紊于法意，而迂于治道，舛乱肴决，难遍以疏举。是以皇太后、皇上虽有求治之心，而无致治之效也。
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为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我先帝抚有天下，不用满洲之法典，而采前明之遗制，不过因其俗而已，然则世祖章皇帝已变太祖、太宗之法矣。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设今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仍用八贝勒旧法，分领天下，则我朝岂能一统久安至今日乎？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
……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出生于1858年。他自幼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但偏好经世致用，厌恶八股制艺。结果，这位神童从14岁起参加童子试，却每每名落孙山。他16岁“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20岁出头到访过香港、上海，所见所闻激发起他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也催生了他深究“西人治术”之本的强烈愿望，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30岁那年，他为参加顺天乡试赴京。当时，因中法战争失败，清政府刚刚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让康有为痛感再不发奋图强、鼎新革故，中国将离灭亡不远。为此，他秉笔直书，写下六千余字的《上清帝第一书》，历数处于“累卵之危”的种种险象，呼吁清政府改弦更张，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具体建议。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这是康有为“委身国事时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