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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絜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末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扬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观省焉。
曾国藩，1811年出生于湖南湘乡一户殷实人家，5岁启蒙，22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后接连两次会试落第，与同乡刘蓉（1816—1873）等居于长沙湘乡会馆；27岁再次入京赴考，殿试获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此后留京师14年，步步高升。《养晦堂记》是曾国藩1850年为挚友刘蓉的居所而写的堂记。此时，39岁的他官至二品，而刘蓉留在湖南，仍是一个童生。此前，曾国藩已在诗中以“卧龙”比拟处江湖之远的刘蓉；刘蓉则将曾国藩拟为麒麟。刘蓉悠游林下，以隐士自居，将居所名为“养晦堂”，取韬光养晦之意，曾国藩借这篇文章盛赞好友的君子之气与豁达胸襟。其实，刘蓉并不是不问世事的隐士，像卧龙岗上的诸葛亮一样，他时刻关注着天下大事。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刘蓉便去信曾国藩，劝其筹谋“内修外攘之计”。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当曾国藩对办团练之命坚辞不出时，刘蓉去信劝他，不能仅“托文采庇身”，而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湘军组建后，刘蓉出山相助，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幕僚，也是他的儿女亲家，后被破格提拔为陕西巡抚。《清史稿》对刘蓉的评语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