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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所谓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又何也？请先言废时。留学者不可无预备，以其所受学者，将在异言之国，则不得不习其语言文字。而西方语言文字与吾国大异，骤习之不易收效。即如习英文者，至少亦须四五年，始能读书会语。所习科学，又不得不用西文课本，事倍功半，更不待言。此数年之时力，仅预备一留学之资格，既来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彼本国学子，可以一小时肄习之课，在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始克有济。夫以倍蓰之日力，乃与其国学子习同等之课，其所成就，或可相等，而所暴殄之日力，何可胜计，废时之弊，何待言矣！次请论伤财。在国内之学校，其最费者，莫如上海诸校。然吾居上海六年，所费每年自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平均计之，约每年二百五十墨元，绰有余裕矣。今以官费留学，每月得八十元，每年乃费美金九百六十元，合墨银不下二千元，盖八倍于上海之费用。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其为伤财，更何待言。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吾故曰：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吾所谓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者，何也？吾国文化中滞，科学不进，此无可讳者也。留学之目的，在于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所谓过渡者是也。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吾今日之求之于人，正所以为他日吾自有之之预备也。求学于人之可耻，吾已言之。求学于人之事倍功半，吾亦已言之。夫诚知其耻，诚知其难，而犹欲以留学为储才长久之计，而不别筹善策，是久假而不归也。是明知其难，而安其难，明知其耻，而犹靦颜忍受不思一洗其耻也。若如是，则吾国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读者疑吾言乎？则请征之事实。五六年前，留学生远不如今日之众也，而其时译书著书之多，何可胜计，如严几道、梁卓如、马君武、林琴南之流，其绍介新思想、输入新文明之苦心，都可敬佩也。至于今日，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故其所学，恒用外国文为课本，其既已留学而归，或国学无根柢，不能著译书；或志在金钱仕禄，无暇为著书之计。其结果所及，不惟无人著书，乃并一册之译本哲学科学书而亦无之。嗟夫！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不然，何著译界之萧条至于此极也！夫书籍者，传播文明之利器也。吾人苟欲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若学者不能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舍留学外，则无他途，而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矣。吾每一念及此，未尝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吾故曰：留学者，救急之策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安徽绩溪人，原名胡洪骍，后受《天演论》影响改名为“适”，1891年出生于一个殷实人家；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3岁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先后进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与中国公学。中国公学一批立志改革社会的同学组织起“竞业学会”，发行《竞业旬报》，胡适在上面发表了几十篇文章。1910年，胡适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2年，转入该校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1913年，胡适接任《留美学生年报》编辑。次年1月，该年报发表胡适的4篇文章和一首诗，《非留学篇》是其中一篇。到1914年时，留美学生已达1461人，其中庚款公费生303人。这些学生除学杂费外，每月生活费80美元，在胡适看来“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这篇文章发表时，胡适恰好看到湖南一年之留学费，感叹道：“此一省所送已达此数，真骇人闻听！吾《非留学篇》之作，岂得已哉！”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批判了当时留学政策的失误以及留学生群体的一些积弊，并提出了初步的改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