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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孔子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未有不明而能强者也。”人力不能敌虎豹，然而能擒之者，智也。人力不能御大水、堕高山，然而能阻之、开之者，智也。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
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如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
中华春秋，战国、三国之际，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澨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假使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借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时西国国势愈强，中国之才愈陋，虽被巨创，罕有儆悟，又有发匪之乱，益不暇及。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一儆于台湾生番，再儆于琉球，三儆于伊犁，四儆于朝鲜，五儆于越南、缅甸，六儆于日本，祸机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骄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尽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 【印度属于英，浩罕、哈萨克属于俄，阿非利加分属于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国先属于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属于西班牙，以不尽愚而复振。】 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张之洞，祖籍河北南皮，1837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一个世代官家，自幼聪慧，4岁发蒙，13岁中秀才，15岁乡试第一，中举人，26岁及第进士，高中探花，开始十八载翰林院仕途生涯。1881年，44岁的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跃居封疆大吏，开始涉足洋务活动。此后，他平步青云，先升任两广总督（1884），后调任湖广总督（1889），并曾署理两江总督（1894—1896），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甲午惨败，举国震惊，康有为、梁启超倡言变法，发起成立强学会，张之洞捐银五千两，列名入会，以后又成为上海强学会的发起人。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该运动的矛盾日渐凸显。1898年4月，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最后摊牌前夕，张之洞开始起草《劝学篇》，“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六七”。全书共24篇，4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益智》列外篇第一。这里，“本”指纲常名教，不能动摇；“通”西学、西艺、西政，可以变通举办。《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守旧派“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不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