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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能有阳而无阴，地不能有刚而无柔，人不能有常而无变。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若知守常而不知变，是天有阳而可无阴，地有刚而可无柔也。孔子改制，损益三代之法，立三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犹虑三不足以穷万变，恐后王之泥之也。乃作为《易》而专明变易之义，故参伍错综，进退消息，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圣人盖深观天道以著为人事，垂法后王，思患而豫防之，孔子之道至此而极矣。
夫天不变者也，然朝夕之晷，无刻不变矣，况昼夜之显有明晦，冬夏之显有寒暑乎？如使天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何从而生？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且如极星，所谓不动者也。然唐、虞时在二十四度，今则二十三度二十九分耳，日至所谓定时也，然高冲卑冲，终无实测焉。若夫风云虹蜺珥朓蚀流，日月星辰无刻不变，故至变者莫如天。
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地不变者也，然沧海可以成田，平陆可以为湖，火山忽流，川水忽涸，故至变者莫如地。夫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夫以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且人欲不变，安可得哉！自少至老，颜貌万变，自不学而学，心智万变，积微成智，闷若无端，而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也。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此道家养生之术，治身如此，治国何独不然。故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三代之文明不得不变太古，秦汉之郡县不得不变三代，此千年之大变者也。盖春秋之世，陆浑莱戎潞狄，尚杂沓中夏，不数百年而至汉武，则已开通西域矣。唐时羁縻州仅北漠，元世则西平印度、破波斯，直至钦察，俱兰马八之境，当今之意大利亚矣。其地变则其治亦变矣。魏文口分世业，府兵之制，至唐之中叶，不能不变为两税彍骑，两税之后不能不变为一条鞭，彍骑之后不能不变为禁军。汉试士诸生，家法文吏笺奏，隋、唐不能不变为诗赋，宋不能不变为经义。肉刑之制，汉文不能不变为杖笞，隋文不能不变为徒流，此百年之变也。若夫时有不宜，地有不合，则累朝律例典礼，未有数十年不修改者，此十年之变也。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董仲舒曰：为政不能善治更张，乃可为理，譬病症既变而仍用旧方，陆行既尽而不舍车徒，盛暑而仍用重裘，祁寒而仍用絺绤，非惟不适，必为大害。故能变则秦用商鞅而亦强，不能变则建文用方孝孺而亦败，当变不变，鲜不为害。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
康有为于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时，还是一介布衣，他请国子监代奏，却被掌握国子监实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断然拒绝，不仅上书未达，而且为此落榜乡试。事后，好友刑部侍郎沈子培劝他“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1893年，康有为乡试中举；1895年，他再度进京参加会试，途中遭遇日本士兵搜船，令他“颇愤”，并感叹道：“早用吾言，必无此辱也。”得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他于5月初将《上清帝第二书》（即所谓“公车上书”文本）上呈都察院。当时，康有为参加了新贡士的复试、殿试与朝考，《变则通通则久论》是他的朝考卷。《上清帝第二书》洋洋洒洒近两万字，涉及迁都、练兵、变通新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内容十分庞杂；而这篇千余字的短文集中于一个论点，即变则通，通则久。两篇文章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