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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曰：“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之义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故中也者，圣人之所以法天象地，成始而成终也；时也者，圣人之所以赞地参天，不遗而不过也。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末也，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为文官者必出自仕学院，为武官者必出自武学堂。有升迁而无更调，各擅所长，名副其实，与我国取士之法不同。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诚中的之论也。
然我国深仁厚泽，初定制度尽善尽美，不知今日海禁大开，势同列国，风气一变，以至于此。《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彼西人之久居于中国者，亦曾著《局外旁观》《变法自强》《中西关系论略》《中美关系续论》《四大政》《七国新学备要》《自西徂东》等书。日本人论中外交涉，更有《隔靴搔痒论》十三篇。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夫寰海既同，重译四至，缔构交错，日引月长，欲事无杂，不可得也。异族狎居，尊闻狃习，彼责此固，我笑子胶，欲言无庞，不可得也。虽然，众非之中必有一是焉，江海不以大涵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凡有心者各竭其知，凡有口者各腾其说，以待輶轩之采。不必究其言出谁何，而第问其有益乎时务与否，应亦盛世所弗禁也。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耳酣酒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曾将全作邮寄香港就正王紫诠广文，不料竟为付梓，旋闻朝鲜、日本亦经重刊。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复倩沈谷人太史、谢绥之直刺，将原稿三十六篇删并二十篇，仍其名曰《易言》，改杞忧生为慕雍山人，意期再见雍熙之世。迄今十有九年，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学校未兴，教育未备，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后于日本，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自顾年老才庸，粗知易理，亦急拟独善潜修，韬光养晦，爰检旧箧，将先后所论洋务五十五篇，请家玉轩京卿、陈次亮部郎、吴瀚涛大令、杨然青茂才，先后参定，付诸手民，定名曰《盛世危言》。
自知愤激之词，不免狂戆僭越之罪。且管窥蠡测，亦难免举长略短，蹈舍己芸人之讥。惟圣明在上，广开言路，登贤进良，直言无隐。窃愿比诸敢谏之木，进善之旌，俾人人洞达外情，事事讲求利病。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畜为良药也欤！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暮春之初，罗浮山人香山郑观应自序于五羊城居易山房。
郑观应，1842年出生于广东香山，16岁科举落榜后，到上海外国洋行当买办；32岁时，当上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跻身上海名流，与洋务派李鸿章、盛宣怀等人过从甚密；后脱离买办生涯，到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企业担任要职，如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等。1885年5月下旬，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回到澳门隐居。早在经商之时，郑观应就开始从技艺、政治两方面探索富强救国之道，1873年刊行《救世揭要》，1880年（一说1883年）出版《易言》36篇本，并开始酝酿《盛世危言》，1884年便有兵部尚书彭玉麟为其作序。隐居澳门后，郑观应对前两部书进行了精心修订与扩充，在1894年出版了具有巨大历史影响力的《盛世危言》。该书有20余种版本，经作者手订的有1894年五卷本、1895年十四卷本、1900年八卷本，所收篇目不尽相同。这篇《自序》写于1892年。《盛世危言》一问世便好评如潮，连光绪皇帝也“不时披览”，并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不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也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