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进展

拉采尔之后很久，学界才出现构建政治地理学自身体系的独立尝试。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这方面的转机。历史事件的力量把狭义上政治地理学的具体问题推向前台，填满了那些以往拒绝这门学科的地理学杂志的栏目，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总是建立在纯学术的基础上。此后出版的作品在书市上大获成功，这证明无论在地理学界还是在广大受众当中，要求进行一般性理论阐述的呼声日益高涨。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必须在此稍作介绍。一代地理学泰斗苏潘人生中最后的工作，不仅时间更早，也更重要。为了刻画理解方式上的这次转变，我们也许应该注意这位大师青年时期的作品《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特征》（ Grundzüge der physischen Erdkunde ），书中写道： ^[1]

所谓的政治地理学，即关于当代国家建构的学说，在地理学的科学体系之内没有位置。自李特尔以来，这就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彼时的苏潘，显然还不是数十年辛勤治学，编审宫廷官职人员手册（Hofkalender）统计学部分的苏潘，也不是出版《地球上的人口》（ Bevölkerung der Erde ）并在其《欧洲殖民地的领土发展》（ Ter- 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1906）中创造了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阐述典范的那个苏潘。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在重新修订的第六版《自然地理学》（ Physische Geographie ，1916）出版后不久，已经病患缠身、无法下床的苏潘，赫然写成《普通政治地理学纲领》 （ Leitlinien der Allgemeinen politischen Geographie ，莱比锡，1918）。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述，这些纲领是他所授各国地理学课程讲义的成果，根植于他的一个信念：为了给地理学中充斥的单调的地貌学方向提供一个对立维度，使其均衡，必须将政治地理学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单凭此处，我们就可以看出，拉采尔的论述并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尽管《纲领》一书在内容的宏大丰富上远远不及拉采尔，但却表现出了独特的视角，在材料的安排上也呈现出一种完全独立于拉采尔的方式。其主导动机是各国的形态、大小、区位和结构，而国家本身又被划分为自然、民族和经济三类。他认为行政划分只适用于实践，而与学术无关（见《纲领》第64及以下各页），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不无偏颇。和拉采尔（第二版）一样，《纲领》也把交通地理学纳入研究范围。我认为，政治地理学不能不考虑交通，经济地理学（Wirtschaftsgeographie）亦然。但作为研究对象，交通地理学过于重要，也过于博大，无法成为某一种地理学的一部分，而是要求在普遍人类地理学（allgemeine Geographie des Menschen）的框架下拥有独立的地位。

苏潘著作中的新动向是“海洋性” （Maritimität）的数字表达（海界和陆界构成的商）和“压力比”（Druckquotient）等。在弥留之际，苏潘意识到自己即将去世（1920年7月），因此在病榻上仍在筹备第二版。1922年，第二版问世，经过了明显的扩充，并适应了世界大战造成的崩溃之后的状况。这些对德意志民族而言具有灾难性和压倒性后果的历史事件，也影响了我们另一位学术前辈帕尔驰的演说。他就“政治地理学的教育价值”做了一场细致而丰富的报告。 演说的标题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面对地理学中这个前不久还评价不高的分支，当时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不久以后，多弗（Karl Dove）就写出了《普通政治地理学》的概述（柏林，1920，Samml.Göschen 1800），该书篇幅简短，选取了原作的启发性思想。自此往后，比较年轻的历史地理学代表人物福格尔（Walther Vogel）特别注重研究国家学。他的《新欧洲》（ Das neue Europa ，波恩，第二版，1923）第一次用德语 在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今天欧洲的国家世界，他的《政治地理学》（莱比锡1922，Nat.u.Geist.634）是一次新的尝试，试图给一种普遍地理国家学（allgemeine geographische Staatenkunde）勾勒出一条基本方针：“建立一个由清晰明了的概念构成的体系，为具体研究提供坚实的支点，指出明确的任务。”书中材料的安排不依赖早先的范例，处处维护地理学的立场。

与之相比，迪克斯（Arthur Dix）的《政治地理学》（慕尼黑1922，第二版正在筹备）篇幅宏大，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与主标题相比，其副标题“世界政治手册”（Weltpolitisches Handbuch）也许更加贴近主旨。作者因其大量著作而闻名，在《地理学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政治地理学》的第一部分，他多次效仿拉采尔，通过插入统计表格，指明了大方向，其中，经济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第二部分明显比第一部分更加广博，专门研究当代政治地理学（1914年及和平协议之后的各国状况，符合德国实际利益的运作等）。精简的《政治地理》（ Politische Erdkunde ，1922）则在狭小的框架下再现了他《政治地理学》的主要思想。

关于近年来这些现象的详细特征，我推荐读者参考齐格尔（Robert Sieger）在《地理学杂志》中的专题学术评论。他的多篇论文曾被多次提起，就其中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内容而言，这些文章一方面特别关注奥地利问题， ^[2] 另一方面探讨普通政治地理学的相关问题，包括他曾多次辨析的概念“国家、民族和国家性”（“Nation，Volk und Nationalität”）以及“自然边界和政治边界”（“Natürliche und politische Grenze”）。 他为政治地理学所作的系统性阐释一简一繁，分别为下一个时代（应用地理学）和更远的将来做了准备。

哈兴格尔（H.Hassinger）对此也将有所探讨，但大约只是在人类地理学框架下较短的一个概述。 ^[3]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齐格尔为即将出版的《政治简明词典》（ Politisches Handlexikon ，Kochler 1932）撰写的“政治地理学”、“国家学”、“地缘政治学”、“边界理论”（Grenzentheorie）、“自然边界”等词条。

当然，政治学本身仍在地理学家的工作领域之外。然而，正如在某些情况下，地理学家必须考虑和地理学相关的一些学科的重要文献，如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等，因此，政治地理学同样不能绕过国家学说，正如它无法回避社会学、统计学和国民经济学。限于这篇概述的框架，我们不能在此具体地深入探讨。但瑞典人契伦的著作，也许可以说是例外。他多次以德文出版的著作如《当代大国》（ Die Groβmächte der Gegenwart ，1914）、《世界大战的政治问题》（ Die politischen Probleme des Weltkrieges ，1916）、《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 Der Staat als Lebensform ，1917）等，具有高度关注地理因素的特点，架起了一座从政治学通向政治地理学的桥梁。迪克斯、苏潘、齐格尔、福格尔等人的论著都清晰地表现出这座桥梁的影响。契伦的术语体系（如地缘政治学等）也逐渐成为地理学文献的一部分，而他本人的地理学转向，则要归功于那位赋予政治地理学生命的天才研究者：拉采尔。

（译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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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2）：“最终，由多个村镇构成的完美社会就是国家，这个共同体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目标，因为生活而产生，也为了完美的生活而存在。”VII.4 f.：“关于一个国家所允许的规模的边界，最好的定义是：在可维持自给自足生活、状况一目了然的前提下最大的人口数量……论其特征，每个人都会称赞一个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若要如此，则国家必须能够供给一切产品。”比较Supan， Pol . Geogr .2.A.S.147 A。关于位置，参见上文S.293.A。[译按]中译本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页7及页356；或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Pol.VII，7，见拙著 Völkerpsychologie und Völkerkunde （Wien，1922），页25。

[3] Krumbacher， Byz . Lit .，252ff.；Dieterich， Byz . Quellen z . Länder - und Völker k.I，页34，节选亦见该书II，49-76，101以及下。

[4]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 ，edd.Boissevain，de Boor etc.，Berlin，1903；Krumbacher，258ff.

[5] 译文见Dieterich II，14-20，相关内容，参见Oberhummer， Die Türken und das Osman Reich ，页26。

[6] Cic.p.Sest.§1 pro statucivitatis ；p.Sulla§63 status rei publicae .

[7] Shakespeare， Hamlet I，4， 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

[8] [译按]原文 Generalstaaten ，荷兰语为 Staten - Generaal ，该词在历史上亦作“尼德兰七省共和国”（1581—1795）的代名词，因为该机构是共和国主权的所有者，Staten一词今作“国会”解，原为“阶级”之义，故历史上也将尼德兰国会译作三级议会。

[9] H.Rehm，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907），p.16 f.

[10] Kjellén， Der Staatals Lebensform （Leipzig，1917），p.20，A.

[11] Rich.Schmidt， Allgemeine Staatslehre I，p.58 f，p.74 f。关于更早时代的情况，参见Friedr.Wilh.Schubert， Handbuch d . allgem . Staatskunde von Europa （7卷，Königsberg 1835—1848，未完成）I 48-76.

[12] 文本见 Recueil de Voy . et de Mém .IV，Paris 1839，注释见F.M.Schmidt，载 Zeitschr . Ges . Erdk .，1885，及Rockhill（带译文），载 Hakluyt Soc .，II，4（1900）。A.Batton， Wilh . v . Rubruk ，Münster 1921。

[13] 最佳修订版见H.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London 1871，3.A.v.H.Cordier，1903。

[14] Opere Storichedel P . Matteo Ricci ，S.J.；Macerata 1911 ff.

[15] History of Japan ，London，1726. Histoire du Japon ，A la Haye，1729.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Lemgo，1777.

[16] Mig.de Castanhoso记载了达伽马英勇的远征和阿比西尼亚的独特状况。这些材料于1898年被里斯本的地理学会再版，英文修订版由R.S.Whiteway发表于哈克路特学会II，10（1902）并附Bermudez的报道，德文见E.Littmann， Die Heldentaten des Dom Christoph da Gama ，Berlin，1907，见Pet.Mitt.1908，Lb.N.461/2。阿拉伯人Fakih Schahabed-din记录了当时威胁阿比西尼亚帝国的索马里王侯Moh.Granj的事迹，1898年由A.d'Abbadie、H.Paulitschke、Futuh al Habascha在巴黎出版。参见Kurt Krause， Die Portugiesen in Abessinien ，Dresden，1912。耶稣会士的报道今收在 Rerum Aetiopicar . script . occident . ined . cur . C . Beccari ，卷I-XIV，Rom 1903-1914。

[17] Wilh.Meyer， Die Geschichte des Inkareiches von 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 . Nachr . k . Gesl . d . Wiss . Göttingen ，1893，Nr.1。R.Pietschmann， Geschichte des Inkareiches （标题相同，收录了文本和一篇详细的导言）。Abhdl.d.Ges.d.W.Göttingen，N.F.VI，4（1906）。H.Steffen， Anotaciones a la “ HistoriaIndica ” del 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 ，Santigago de Chile，1912（ Anales de la Univ .，卷129）。

[18] A.G.vanBusbeek的“ItineraConstantinopolitanum etAmasianum”首先于1581年在安特卫普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和翻译。此处相关，参见G.Hirschfeld， Ausdem Orient ，Berlin，1897。R.Oberhummer和H.Zimmerer， Durch Syrien und Kleinasien 页8及以下，A.Viertel， Busbeeks Erlebnisse in der Türkei ，Göttingen，1902。当今关于邓施瓦姆的收官之作，当属F.Babinger的 Hans Dernschwams Tagebuch usw .，München，1923。 Stud . z . Fugger - Geschichte ，herausgegeben von J.Strieder，7.Heft。

[19] 录于“GestaDei per Francos”，II，Hannover，1611.比较Kunstmann， Abh . Bayer . Ak . d . W .，II.Kl.，VII，3（1855）；Peschel， Gesch . d . Erdkunde ，2.A.，S.209f.；ders.， Abhandl .I，S.125ff.以前托为萨努多所制的地图，现在认为系热内瓦人维斯康提（Pietro Vesconte）所作，见Kretschmer， Marino Sanuto ，载 Zeitschr ， Ges . Erdk ，1891。

[20] 58.Bde. Venedig ，1879-1903.

[21] 详见Gustav Wolf，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Geschichte ，§73-75。

[22] 比较Hantzsch， Sebastian Münster ，Leipzig，1898，S.54，67f。

[23] [译按]Hermann Adalbert Daniel（1812—1871），德国地理学作家，著有《地理手册》（ Handbuch der Geographie ）。

[24] Gesch . d . Erdk .，2.A.，S.447.

[25] Le “ Relazioni Universali ” di Giovanni Botero e le Origini della Statistica e dell ’ Antropogeografia ，Torino，1906.

[26] Geographia universalis ，1596和1597年分别在威尼斯和科隆出版，是对托勒密著作的扩展。马吉尼的主要贡献并非该书，而是其意大利地图。相关的大型出版物为R.Almagià的 L ’“ Italia ” di G . A . Magin i，Napoli 1922。

[27] Geografia Universalie ，1598年出版于威尼斯。相关信息参见Magnaghi S.130ff。

[28] Pierre Davity（d'Avity），蒙特马丁领主（Sieur de Montmartin），1573—1635，将其作品 Les Estats ， Empires ， Royaumes et Principautez du Monde 编码为D.T.V.V.，1614年首先在奥梅尔（Omer）出版，1625年和1628年分别在巴黎、鲁昂出版。达维提去世后，该书以 Le Monde 为书名，被不同出版商多次扩充，最终由Rocolles扩为六卷，于1660年和1665年分别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拉丁文修订版“ Archontologia cosmica - op . J . L . Gothofredi ”附Merian的铜版画，于1629和1649年在法兰克福出版，附铜版画的德文版也于1646和1695年在同一地点出版。比较 Allg . Enzykl .，I，23，S.228；Schubert I，57；Peschel S.448；Magnaghi S.42，113ff。A.Gilbert， Pierre Davity ， His Geography and Its Use by Milton . The Geogr . Review VII，New York，1919，S.322-37。

[29] 比较E.Schönfeld， Das geographische Bild Frankreichs in den Werken de Thous .Mitteil.Ges.f.Erdk.Leipzig 1914；S.184ff。法国北部和东部边界。

[30] 书籍目录见 Allg . Encykl .I，33，S.480f.，亦见G.Frick， Die Elzevirschen Republiken .Hallesche Abhandl.z.neuer.Geschichte 30（1892）。

[31] 关于孔灵，见 Allgem . Enzykl .I，19，S.107ff.；Bresslaui.d.Allgem.D.Biograph.IV；Magnaghi S.44 ff.，135ff.。其著作共7卷，1730年于布伦瑞克出版，其中《考察》（ Examen ）在第四卷，篇幅与之差不多宏大的 Opus de finibus Imperii Germanici 在第一卷。

[32] Abriβder neuesten Staatswissenschaft der europäischen Reiche ，Göttingen，1749，7.A.1798.

[33] Göttliche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es .Belrin，1742，5.A.1790.

[34] Literarische Nachweise bei S . Günther ，Gesch.d.Erdk.S.229，亦见Meyer的《百科全书》“统计学”条目。

[35] 比较Wisotzki， Zeitströmungen in der Geographie S.201f。

[36] 关于毕兴，比较 Allgem . Enzykl .I，13，S.385-389。Löwenberg在 Allgem . D . Biogr .III中撰写的简短条目，部分内容源于此处。Schubert， Staatsk . v . Eur .I，24f.，66；Peschel S.803ff。

[37] 原版是1811年在巴黎出版的两卷四开本，同时出版的还有Friedrich Friesen参与编辑的 Atlas géogr . et phys . de la Nouv . Esp .。内容概览载于 Bruhns ， Humboldt II，510ff。缩减版后印的一个德语译本（译者不详）见A.v.Humboldt，G esamm . Werke 9/10（Stuttgart，Cotta，o.J.）。原文中地文学的导言见Krümmel， Klass . d . Geogr .I，58-83。关于洪堡在墨西哥的作品，今见E.Wittich等，“Festschr.z.Enthüll.d.v.Kais.Wilh.II.gest.Humboldt-Denkmals”，Mex.1910，亦见Oberhummer Reseña ，XVII.Congr.American.Mex.1912，S.329 ff.，Ann.Géogr.XX，S.65ff.

[38] Bruhns， Humboldt III，200-209.

[39] 先作为1825年 Relation historique 的第三卷出版，后于1826年在巴黎独立出版。节选见Krümmel II，27-47。德译文见Therese Huber出版但未获成功的 Reise in dieÄquinoktialgegenden ，Stuttgart，1815-1832，Teil VI，1，亦见 Gesamm . Werke Bd.12，相反，H.Hauff于1859/60年所译的 Reise 一书，虽然流行，但未载洪堡此文。关于书目，比较Bruhns II，514-518。

[40] “洪堡，你不懂如何写书；你写起来没有完结；但这不是书，而是一幅没有边框的画。”De la Roquette， Corresp . inéd .I，35。《考据性考察》的初版是一部巨大的对开本，没有任何结构、内容概览和索引；Ideler的德文版才附上了索引。

[41] Bruno Schulze， Char . und Entwickl . d . Länderk . K Ritters ，Diss.，Halle，1902，S.59，A.1：“排除统计学，绝对是李特尔地理学的一个缺陷。”

[42] 这是这位著名教育家名字的正确写法，他是李特尔的老师，见 Allg . Enc .I，98，S.299f。他和Jul.Fröbel一起探讨了南美洲各国的状况。

[43] 我很惊讶地在Kämtz撰写的、以往非常注重数学的条目“地球”当中，找到了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这个名称，见 Allg . Encyl .I，36（1842），S.273。至于该词是否在拉采尔之前就已出现，我并不知道。

[44] Abrégéde Géographie ，共两卷，巴黎，1832，此后多次再版，有多种译文；德文第8版由F.Heiderich编订，共三卷，维也纳，1892—1894。Heiderich的新作 Die Erde （维也纳，1923）即基于该版。

[45] Abh . d . phil .- hist . Kl . d . Sächs . Ges . d . Wiss .XVII，4.

[46] A.Schäffle， Der Staat und sein Boden ，Zeitschr.f.d.ges.Staatswiss.1899，S.193-240；L.G.Gumplowicz， Gesch . d . Staatstheorien （Innsbruck 1905）S.530-540，566.

[47] 在少数比较深入的分析当中，尤其要突出的是H.Hertzberg Geog . Zeitschr .1898；O.Schlüter， Zeitschr . Ges .f.Erdk.1898；Vidal de la Blache，Ann. Géogr .1898。

[48] 关于行政单位的地理意义，W.Tuckermann的论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文发表于 Geog . Ztsch .1923，S.1 ff.，论述了帝国主义的法国通过犯罪和暴力，使莱茵兰地区深受其害。尽管该地区从四分五裂的不同领土中脱胎而出，构成行政单位的历史还不满百年，但我们仍可清楚地认识到：
通过行政管理组织，共同体思想是如何强烈地进入了民众当中，使地理学家不得不估计到这一点。南德意志各邦国的状况也与此类似，比如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巴登。
还需注意的是奥地利的各大皇冠领地（Kronländer），也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和独立的国家意识（蒂罗尔）。

[49] Die Ziele der Geographie des Menschen .München 1906，S.39 f.

[50] Methodische Zeit - und Streitfragen .Geog.Ztsch，1923 S.39 f.

[1] Begriff und Inhalt d . geogr . Wissenschaft . Mitt . Geogr . Ges .Wien 1876，S.73。在当时地理学注重单一自然科学方向的观念的影响下，W.Götz曾影射我关于历史地理学任务的报告（1891年地理学家大会，维也纳），解释称“不存在历史地理学”，但他后来（1904）却自己撰写了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

[2] Die geogr . Grundlagen d . öst .- ung . Mon .，见上文第554页，第1部分； Derösterr . Staatsgedanke und das deutsche Volk ，Zeitschr.f.Politik IX，1916； Vomheutigen Deutsch - Österreich （1917，Dürerbund 166）； Die geogr.Grundl.d.polit . NeugestaltungÖsterreichs ，SchmollersJahrbuch 42（1918）. Derösterr.Staatsgedanke und seine geogr . Grundlagen . Österr .Bücherei Bd.9 Wien 1918。

[3] 见肯德（Kende），《地理学百科全书》（ Enzykl . d . Erdk .）。 3bpilxkxY8yCI4KBQFeqG4Qj+y/eG6XezlkKjkc7Jq20MAdPydaP3vQ8MpR4zBcB